人生如梦。虚度八十五岁，仍然天天如在梦中。前几天，澳洲发行量最大的华文传媒《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主编何与怀博士说正在编一本有关“文革”的书，稿件备齐，即将发排，唯一遗憾的是缺“清查516”的稿件，他曾听说我因金敬迈问题，在文革中被打成“516”分子 ，约我写篇短文。

一

史料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于是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

大约1968年初秋的一个上午，在歌舞团办公室，革委会副主任（原舞蹈队副队长）张某对我说：“上级通知，你和王群生去参加政治部举办的学习班。地址在铁道兵大院。王群生已经去了。”并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如实交代，争取个好态度。”严肃凝重，好似面对罪犯。

于是我带了简单的洗漱工具等，骑着自行车到指定地点铁道兵驻地报到。走进营房大门，就被一种肃穆恐怖的氛围笼罩。一个配枪的士兵知道我是歌舞团来的，便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我在门外立正报告。      

“进来” 房里坐着军区保卫部的郭科长（外号郭黑子）。他原本是二科的干事。那时，我在文化部文艺科当干事，曾经一起参加助农劳动，又同在一个食堂吃饭，经常见面，本应很熟的。可如今，完全不同了。他狠狠直视着我，两眼透射凶光，冷冷地，足足一分钟，脸色方缓和一点，指旁边的一把木凳：“坐下吧。”

 顿时，我仿佛被转换了身份，成了一个罪犯，坐在那里听他训话:“你的问题自己知道，如实交代和金敬迈的关系，争取个好态度。”我一时愣住了，禁不住自语道: “金敬迈和我有什么关系？”   

“装什么胡涂！你去军委文革小组找过金敬迈吧？”郭黑子厉声喝问道。“看你这态度就不老实！好好反醒去!”

于是，我被交给他的助手（我的专案组负责人）钟锋和诚子。钟是革委会 成员（原话剧团演员），诚子是我们歌舞团学员队负责人。

他们将我领到一个的大房间，诚子指着一张木板床说；“这是你的铺位。你就在这里写交代。笔与纸在枕头底下。写完我会拿给你。”

钟锋两眼盯了我一会儿，指着我旁边一个趴在床边低头写交代的人说：“你们不准交谈，不准串供！”经他一说，这时我才注意到王群生就在我隔壁。王群生是我们创作组的诗人，曾出版过两部长诗。他平时为人谦虚胆小，此刻听钟峰一说，连忙站起来，高声说：“保证不交谈!”

钟锋为人阴刁狡黠，与舞台上演的反派角色颇为一致。文革初期，他曾数次联系，要我帮他揭发文化部王林亭副部长（因我在文化部当过干事，又曾跟随林亭部长去泰安县农村搞社教，比较了解他），我未同意。后来，各自参加了不同的造反组织。我在1967年初，因反对山东造反派2.3夺权，被打现行反革命，在军事监狱关押30多天。虽然此后不久。便被正式平反，并由军区副政委陈美藻负责向我谈话道歉。陈在讲述一番道理之后，拉着我的手说：“共产党员要能经得起怨屈。我年轻时候，在红军中遭遇铲除AB团，差一点被拉出去枪毙了。”他真诚的话深深感动了我。对于这段往事，我也并未记恨在心。但是文工团革委会，特别是钟锋等造反派总对我有所防范与忌惮。

不久前，文工团（歌舞团与话剧团）家属区大院，有人发现了一条反标：在通往食堂的路边，有一张写着“打到毛主席,拥护刘少奇 ”的 纸条贴在砖墙上。全院顿时被恐怖惊慌所笼罩，军人与家属，人人自危，相互猜疑？揣揣不安。在经过十多天紧张盘查之后，钟锋将怀疑恶毒的目光盯向我母亲。他曾多次找我母亲攀乡情拉近乎（我老家南京郊区，母亲讲乡下土话，钟锋是苏北射阳，能听懂我母亲的话）。有一次趁我和妻子上班时，他特地到我家里，找我母亲谈话，并拿出圆珠笔和纸，让我母亲写“毛主席万岁”、“打到刘少奇”，连写数张，送到保卫部去核对笔迹。因为他曾听邻居家的保姆说我母亲识字，会背唐诗。我母亲一直被钟锋当作书写反目标的嫌犯。

现在军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由钟锋负责我的项目，他对我怀有相当多的成见。我当日以继夜，澄心凝虑，思过自新。

 二

从此，我便失去行动自由。吃饭 ，上厕所 ，均有持枪的士兵跟在后面 。 特别令我诧异的是，就在当天下午，我从厕所回来的路上，迎面碰到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辛矛剑，我当时一愣，本能地停下脚步，欲向他敬礼问好。因为他曾是我原来在烟台的单位76师副政委。哪知我还尚未张口，他却朝我微露苦笑，低头匆匆走过，原来他身后也跟着一个持枪的士兵。后来我在饭堂里，又见到宣传部长朱兆丰、青年部长王洛、前卫报社胡社长以及刚从68军调来的新闻办公室赵主任等，无疑，他们也都被当作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嫌疑犯。

他们要我交代跟金敬迈的关系。我写的第一份材料就令钟锋大为光火：“这是你的交代。你太不老实了。”钟锋将我的材料呈送郭科长。郭看后令诚子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郭黑子板着脸，怒气冲冲地；“你太不老实!在北京呆了29天，怎么就没有跟金敬迈见面讲话？这谁能信！”我辩解说：“事实就是如此。”

他将威严的目光将我浑身上下扫视一遍，紧逼我说；“你不是会写文章吗？你把在北京的活动全写下来。”很快，钟锋就拿出他们命令我交代的提纲，共7条：

1、     你为什么到北京军委文化小组去找金敬迈？

2、     金敬迈都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

3、     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认识林雨的？

4、     林雨是福州军区造反派，你们都交谈过什么内容？

5、     你与赵寰什么时候认识的？都谈了什么？

6、     你在北京军委文化小组还见过些什么人?

7、     你在北京期间还有哪些活动要向组织交代的？

于是，我回到大房间，趴在铺位上写材料，交代我去北京的经过。                                                

金敬迈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因创作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一炮而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的赞赏，发行量近3000万册，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创下当代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后来他被江青看重，从军委文艺组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并派其接手文化部（实际是文化部长），再后来，被抓进监狱。

我所以到北京找金敬迈，缘由是当初出现欧阳海之后，各部队纷纷刮起树立欧阳海式的英雄战士之风，如南京军区的蔡永祥，山东省军区也出现一位在津浦铁路的济南黄河大铁桥上，以生命维护列车安全的欧阳海式英雄王士栋。当时山东各报与解放军报大肆宣传，文工团革委会命我和王群生以一周时间写了一部歌剧，准备由臧东升（东方红大歌舞“情长意深”的作者）谱曲。革委会又决定派李心田和我将剧本送北京军委文艺组审查。当时我们到了文艺组所在地——东四的一个空军招待所，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赵寰，他告诉说：“金敬迈同志很忙，他不在这里办公。你们的剧本他一时看不了。我认为你们将剧本留下，他如果看了，有什么意见，电话告诉你们；或者你们留下一人在这里等。”

赵寰对人和蔼可亲，与我也有过交往。如果他能看剧本，对我们也会有所帮助。于是，李心田和我商量后，决定让我留下听取意见，他先行返回济南。因我有两个堂姐均住在北京。我三姐是海淀医院的牙科医生，三姐夫在军委高等军事学院（后改为国防大学）战略系任教官。

于是，我便暂时留住在东四空军招待所，等待金敬迈审查剧本。

赵寰是广州军区的著名剧作家，写过《董承瑞》、《南海长城》等名作，我们曾经见过面交谈过。那是1965年中南区戏剧汇演时，我跟随前卫话剧团陈戈副团长与吴导演参加华东代表团（由上海和江苏、安徽、山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六省市和南京、济南、福州三大军区组成华东观摩学习代表团，团长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龙领衔，南京军区著名剧作家沈西蒙和安徽省委宣传部郑副部长担任领队，前往广州观摩学习，为时20天，每天看戏、讨论，写心得体会。

在观摩学习期间，我和南京军区歌剧团创作组的石乐（本名刘荣贵），曾合作写出评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山乡风云》及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的《英雄工兵》（万川编剧），两篇长文曾被《羊城晚报》以两整版分别刊登。汇演后期，又应组委会之约，写了《综述中南汇演的戏剧成果》一文，刊登于北京的《戏剧报》，反映颇佳。

后来在广州军区文化部开座谈会时，我们和赵寰、张永枚等人曾经交谈过。赵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他是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生，又比我参加革命早，所以我对他颇为敬仰。

赵寰先看我们的剧本，看后，他很坦率地说：“主题思想挺好，唱词也不错。你们两个作者都是诗人。但是我要说，整体看，比较概念，或者说有些公式化，不能让观众感动。”停了一息，他又说：“当然还是等老迈有空，听他看了剧本怎么说。你们是来请他审查的。由他说了算。”

就这样，我一直在招待所等着金敬迈审查剧本。金的行踪比较诡秘，但报纸新闻中常有他的名字出现。

记得 ，在空军招待所还有福建军区的作家林雨，他以短篇小说《政治连长》、《五十大关》 等享誉文坛，曾和金敬迈连袂出席北京“亚非作家特别会议”的特邀中国代表。后来，我们在江西南昌共同参加“支左模范李文忠”的宣传工作，相交甚为融洽。

记得广州军区的诗人韩笑（当时他是海上文化工作队长）也曾在招待所住过。有一天，他告诉我，黄永胜司令员有专机回广州，他就跟这飞机走了。

记得著名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一家人也在招待所住过，他是文革期间红遍神州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者，也曾为毛主席的多篇诗词谱过曲。不过，他人很平和，没有大音乐家的架子，见面时总是笑着点点头。

另外，招待所还有几个文化人，记不起名字了。

在空军招待所等待期间，我经常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去住几天。因为赵寰说，老迈一般是晚上来，他会预先通知。他确实很忙，现在又要管文化部那一摊子。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从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回到空军招待所。当时感到北京政治气候似乎有些异动。赵寰告知:“近几天你别再去姐姐家，老迈可能会来。”

这一天快后半夜了，金敬迈突然来了，好像身后还跟着几个人，像是随从。赵寰也没有作介绍。当时，房间里气氛凝重肃穆，我只记得金敬迈神色凄然地说“中央出事了。大家回去吧，各自回原单位。明天我也要回广州了。” 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金敬迈不像文化部负责人，而是一个普通作家或演员。。

当时的情况很紧张，我也没有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告别，第二天就径直回济南了。

不久，就听到传达杨、余、傅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消息。1968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要职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紧接着，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揪出来了，据说，他们是516反革命分子的后台。

我将当时所能想起来的全写出来，交给专案组。郭科长和钟锋，他们看后，大为光火。郭说:“你这不是交代材料，你是在摆功！” 钟锋指着我鼻子，恶狠狠地说：“你在广州大出风头呀！你傲气什么？周扬黑店的徒子徒孙！”                 

从那以后，他们很少再叫我写交代。我知道他们已派人外出调查。钟锋则一再向我交代政策：“林副主席讲过：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有一天，我又被叫到专案组办公室。推开门，只见房间里多了两个人。话剧团的李保明和罗士昌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显然，他们是外调回来，要跟我核对材料。郭科长说：“你交代的材料，我们派人调查核对。你有很多假话。”

 “我如实交代，没有假话。”

“你还想抵赖！”钟峰拍着桌子说：“我问你：林雨是怎么从福州到南昌的？”

“当时，宣传爱民模范李文忠，文道宏副政委主管这件事，是我向他推荐林雨的。”

“就这么简单？”郭黑子反问。

我回答：“他叫王秘书打电话向福州军区要的。”

“谁打的电话？”

“王秘书。”

“撒谎！睁着眼睛说瞎话！”钟锋沙哑的嗓子喊道：“告诉你，保明和老罗刚从福州回来。”他向李保明示意：“保明，你说说。”

李保明两眼直盯着我，慢吞吞地说“我们在福州作了详细调查。看了电话记录，上面写着江西南昌来的长途，发话人是王澐。绝对没有错。”。

“我确实没有打过。”我坚持保证。

郭科长两眼一瞪，怒冲冲地喝令我端正态度，回去好好检讨。

钟锋在我走出房间时，又冷冷地说了一句：“告诉你，金敬迈早就关进监狱，赵寰也已畏罪自杀。你好好考虑自己的罪行。”

“我有什么罪行？”我又回到大房间，坐在那里抱头沉思。我真想不通：我只是奉命送剧本到军委文艺组审查；我在江西南昌和林雨一道宣传76师支左模范李文忠的英雄事迹，有什么错? 到底犯了什么罪？白天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夜晚，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头顶上100支光电灯泡，昼夜通明，根本无法睡觉。有时，好容易迷迷糊糊入睡，但很快又被噩梦惊醒，常常睁着眼睛盼天亮。我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严重失眠，比我在军事监狱坐牢的日子还难熬。王群生和我“相邻而居”，将近一个多月，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怕串供），只是经常互递同情的目光。有时半夜里，我也常常能听到他无奈的叹息。

 如此，精神上的折磨，持续鞭打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发现钟峰不见了。有一天，我忍不住询问诚子：“怎么好几天没有看见钟峰了？”“你问他干什么？  ”成子回了一句。突然又说：“他正在交代自己的问题。于你无关。”（后来知道，他们内部有人揭发他与省军区造反派参谋长庄中一有过联系。）

没有过多久，清查516学习班，竟然悄没声地结束了。

与开始不同的是，我与王群生可以共同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在路上，我问到在江西时候，不是文副政委的王秘书打电话，要林雨来的吗？王群生说：“不是。是我以你的名义打了电话。因为林雨不认识我，但你们是朋友。”

“哎呀，原来如此。老弟，你可把我害苦了！”

虽然学习班名义上结束了，但是“迫害”并未终止。一系列政治运动仍在进行，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以后，歌舞团宣布解散，绝大部分文艺骨干复员到地方。我和王群生、穆彬予三人被一道命令，开除军籍，复员处理。

据说，在军区党委高层研究处理时，政委袁升平说，我看，依照南京许世友司令员的作法，让他们一律下放农村。杨得志司令员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处理。这个歌舞团当初是我向罗（瑞卿）总长要来的。现在解散了，应该按照政策，让他们各自回到参军的城市。”

于是，王群生回了重庆。穆彬予回到北京，但她通过高层关系，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任舞蹈教员。

我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交流仪器厂当工人，因为没有技术，厂领导分配我到金工车间看牛头刨床。我妻子受我牵连，也从山东政府机关干部下工厂为工人，和我在同一个工厂，在装配车间当绕线工。我们每月工资41元，比当时的学徒工38元多3元。

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主持领导工作，中央军委与国务院联合发出的104号红头文件，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处理的部队营以上干部一律收回部队，重新处理。于是我和文化部的徐翔南，从上海工厂回到济南军区，又重新恢复军籍，穿上军装，拍照留念，装入档案。

在政治部领导征求我们分配工作意见时，我们一致表示，依旧愿意返回上海，重新分配工作。就这样，我从上海交流仪器厂的车工，变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工作变了，身份变了，环境未变，噩梦依旧。亿万人遭殃的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

供审稿人参考的附录：

1、金敬迈简介

金敬迈，汉族 ， 　江苏南京人，1930年出生。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军区军械学校文工团团员，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创作员，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曾流行一时，影响较大，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1968年遭迫害入秦城监狱，1975年改为农场劳动，1978年平反，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专业作家。出版自传体小说《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啊》，报告文学如《那沉甸甸的三百元》、《南庄一老农》、《虎门啊虎门》、《南庄啊南庄》、《朴朴实实云浮人》、《拓荒者》、《不沉的大海》等多次获奖，

2、赵寰简介

赵寰，剧作家。原名赵子辅。辽宁丹东人。1925出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军文工团创作员，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组长、团长、创作指导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京剧协理事。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合作)，长篇小说《董存瑞的故事》(合作)，话剧剧本《南海战歌》(合作)，《南海长城》、《秋收霹雳》(执笔)、《神州风雷》(执笔)、《十年一觉神州梦》、《马克思流亡伦敦》等。《董存瑞》获国家文化部优秀剧本奖、莫斯科电影节奖。话剧剧本《秋收霹雳》、《神州风雷》197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

3、林雨简介

林雨，山东省掖县人,1929年9月出生。1945年5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队员、文化干事、宣传新闻干事、福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等职。林雨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参加战斗,曾多次立功,并获解放奖章。1951年4月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管理处一团一中队分队长、宣教助理员,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六十年代初相继发表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五十大关》、《刀尖》、《政治连长》等优秀作品,引起全国文坛的广泛关注。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和1966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化大革命”期间, 被迫搁笔，开除党籍军籍，遣返农村劳动改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平反，落实政策，重新握笔，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电影......被选为中国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1995年5月4日因病在烟台逝世，享年66岁。

4、王群生简介

王群生，男，汉族，193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7年随父母归国，1951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历任部队文化教员、排长、文工队员、文工团员、专业创作员，因战致残为三等革命伤残军人，1979年转业归渝，为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为重庆市无党派代表人士，1951年即在战地写作、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长篇叙事诗《不平常的苹果》、《红缨》、《新兵之歌》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彩色的夜》、《浑河怀想曲》，长篇小说《雾都浪漫曲》、《上帝鞭折钓鱼城》、《李秀成与曾国藩》等十部，纪实文学《三峡工程方案出台内幕》等。曾获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首届军事文学奖等奖项。2005年被重庆市委、市政府授予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奖 牌。（2010年因癌症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