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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久缠心头的 梦魇--确实与金敬迈无关
作者:冰夫  发布日期:2016-07-17 23:14:47  浏览次数: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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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梦。虚度八十五岁,仍然天天如在梦中。前几天,澳洲发行量最大的华文传媒《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主编何与怀博士说正在编一本有关“文革”的书,稿件备齐,即将发排,唯一遗憾的是缺“清查516”的稿件,他曾听说我因金敬迈问题,在文革中被打成“516”分子 ,约我写篇短文。

史料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于是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

大约1968年初秋的一个上午,在歌舞团办公室,革委会副主任(原舞蹈队副队长)张某对我说:“上级通知,你和王群生去参加政治部举办的学习班。地址在铁道兵大院。王群生已经去了。”并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如实交代,争取个好态度。”严肃凝重,好似面对罪犯。

于是我带了简单的洗漱工具等,骑着自行车到指定地点铁道兵驻地报到。走进营房大门,就被一种肃穆恐怖的氛围笼罩。一个配枪的士兵知道我是歌舞团来的,便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我在门外立正报告。      

“进来” 房里坐着军区保卫部的郭科长(外号郭黑子)。他原本是二科的干事。那时,我在文化部文艺科当干事,曾经一起参加助农劳动,又同在一个食堂吃饭,经常见面,本应很熟的。可如今,完全不同了。他狠狠直视着我,两眼透射凶光,冷冷地,足足一分钟,脸色方缓和一点,指旁边的一把木凳:“坐下吧。”

 顿时,我仿佛被转换了身份,成了一个罪犯,坐在那里听他训话:“你的问题自己知道,如实交代和金敬迈的关系,争取个好态度。”我一时愣住了,禁不住自语道: “金敬迈和我有什么关系?”   

“装什么胡涂!你去军委文革小组找过金敬迈吧?”郭黑子厉声喝问道。“看你这态度就不老实!好好反醒去!”

于是,我被交给他的助手(我的专案组负责人)钟锋和诚子。钟是革委会 成员(原话剧团演员),诚子是我们歌舞团学员队负责人。

他们将我领到一个的大房间,诚子指着一张木板床说;“这是你的铺位。你就在这里写交代。笔与纸在枕头底下。写完我会拿给你。”

钟锋两眼盯了我一会儿,指着我旁边一个趴在床边低头写交代的人说:“你们不准交谈,不准串供!”经他一说,这时我才注意到王群生就在我隔壁。王群生是我们创作组的诗人,曾出版过两部长诗。他平时为人谦虚胆小,此刻听钟峰一说,连忙站起来,高声说:“保证不交谈!”

钟锋为人阴刁狡黠,与舞台上演的反派角色颇为一致。文革初期,他曾数次联系,要我帮他揭发文化部王林亭副部长(因我在文化部当过干事,又曾跟随林亭部长去泰安县农村搞社教,比较了解他),我未同意。后来,各自参加了不同的造反组织。我在1967年初,因反对山东造反派2.3夺权,被打现行反革命,在军事监狱关押30多天。虽然此后不久。便被正式平反,并由军区副政委陈美藻负责向我谈话道歉。陈在讲述一番道理之后,拉着我的手说:“共产党员要能经得起怨屈。我年轻时候,在红军中遭遇铲除AB团,差一点被拉出去枪毙了。”他真诚的话深深感动了我。对于这段往事,我也并未记恨在心。但是文工团革委会,特别是钟锋等造反派总对我有所防范与忌惮。

不久前,文工团(歌舞团与话剧团)家属区大院,有人发现了一条反标:在通往食堂的路边,有一张写着“打到毛主席,拥护刘少奇 ”的 纸条贴在砖墙上。全院顿时被恐怖惊慌所笼罩,军人与家属,人人自危,相互猜疑?揣揣不安。在经过十多天紧张盘查之后,钟锋将怀疑恶毒的目光盯向我母亲。他曾多次找我母亲攀乡情拉近乎(我老家南京郊区,母亲讲乡下土话,钟锋是苏北射阳,能听懂我母亲的话)。有一次趁我和妻子上班时,他特地到我家里,找我母亲谈话,并拿出圆珠笔和纸,让我母亲写“毛主席万岁”、“打到刘少奇”,连写数张,送到保卫部去核对笔迹。因为他曾听邻居家的保姆说我母亲识字,会背唐诗。我母亲一直被钟锋当作书写反目标的嫌犯。

现在军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由钟锋负责我的项目,他对我怀有相当多的成见。我当日以继夜,澄心凝虑,思过自新。

 二

从此,我便失去行动自由。吃饭 ,上厕所 ,均有持枪的士兵跟在后面 。 特别令我诧异的是,就在当天下午,我从厕所回来的路上,迎面碰到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辛矛剑,我当时一愣,本能地停下脚步,欲向他敬礼问好。因为他曾是我原来在烟台的单位76师副政委。哪知我还尚未张口,他却朝我微露苦笑,低头匆匆走过,原来他身后也跟着一个持枪的士兵。后来我在饭堂里,又见到宣传部长朱兆丰、青年部长王洛、前卫报社胡社长以及刚从68军调来的新闻办公室赵主任等,无疑,他们也都被当作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嫌疑犯。

他们要我交代跟金敬迈的关系。我写的第一份材料就令钟锋大为光火:“这是你的交代。你太不老实了。”钟锋将我的材料呈送郭科长。郭看后令诚子将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郭黑子板着脸,怒气冲冲地;“你太不老实!在北京呆了29天,怎么就没有跟金敬迈见面讲话?这谁能信!”我辩解说:“事实就是如此。”

他将威严的目光将我浑身上下扫视一遍,紧逼我说;“你不是会写文章吗?你把在北京的活动全写下来。”很快,钟锋就拿出他们命令我交代的提纲,共7条:

1、     你为什么到北京军委文化小组去找金敬迈?

2、     金敬迈都给你布置了什么任务?

3、     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认识林雨的?

4、     林雨是福州军区造反派,你们都交谈过什么内容?

5、     你与赵寰什么时候认识的?都谈了什么?

6、     你在北京军委文化小组还见过些什么人?

7、     你在北京期间还有哪些活动要向组织交代的?

于是,我回到大房间,趴在铺位上写材料,交代我去北京的经过。                                                

金敬迈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因创作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一炮而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的赞赏,发行量近3000万册,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创下当代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后来他被江青看重,从军委文艺组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并派其接手文化部(实际是文化部长),再后来,被抓进监狱。

我所以到北京找金敬迈,缘由是当初出现欧阳海之后,各部队纷纷刮起树立欧阳海式的英雄战士之风,如南京军区的蔡永祥,山东省军区也出现一位在津浦铁路的济南黄河大铁桥上,以生命维护列车安全的欧阳海式英雄王士栋。当时山东各报与解放军报大肆宣传,文工团革委会命我和王群生以一周时间写了一部歌剧,准备由臧东升(东方红大歌舞“情长意深”的作者)谱曲。革委会又决定派李心田和我将剧本送北京军委文艺组审查。当时我们到了文艺组所在地——东四的一个空军招待所,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赵寰,他告诉说:“金敬迈同志很忙,他不在这里办公。你们的剧本他一时看不了。我认为你们将剧本留下,他如果看了,有什么意见,电话告诉你们;或者你们留下一人在这里等。”

赵寰对人和蔼可亲,与我也有过交往。如果他能看剧本,对我们也会有所帮助。于是,李心田和我商量后,决定让我留下听取意见,他先行返回济南。因我有两个堂姐均住在北京。我三姐是海淀医院的牙科医生,三姐夫在军委高等军事学院(后改为国防大学)战略系任教官。

于是,我便暂时留住在东四空军招待所,等待金敬迈审查剧本。

赵寰是广州军区的著名剧作家,写过《董承瑞》、《南海长城》等名作,我们曾经见过面交谈过。那是1965年中南区戏剧汇演时,我跟随前卫话剧团陈戈副团长与吴导演参加华东代表团(由上海和江苏、安徽、山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六省市和南京、济南、福州三大军区组成华东观摩学习代表团,团长由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龙领衔,南京军区著名剧作家沈西蒙和安徽省委宣传部郑副部长担任领队,前往广州观摩学习,为时20天,每天看戏、讨论,写心得体会。

在观摩学习期间,我和南京军区歌剧团创作组的石乐(本名刘荣贵),曾合作写出评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山乡风云》及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的《英雄工兵》(万川编剧),两篇长文曾被《羊城晚报》以两整版分别刊登。汇演后期,又应组委会之约,写了《综述中南汇演的戏剧成果》一文,刊登于北京的《戏剧报》,反映颇佳。

后来在广州军区文化部开座谈会时,我们和赵寰、张永枚等人曾经交谈过。赵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他是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生,又比我参加革命早,所以我对他颇为敬仰。

赵寰先看我们的剧本,看后,他很坦率地说:“主题思想挺好,唱词也不错。你们两个作者都是诗人。但是我要说,整体看,比较概念,或者说有些公式化,不能让观众感动。”停了一息,他又说:“当然还是等老迈有空,听他看了剧本怎么说。你们是来请他审查的。由他说了算。”

就这样,我一直在招待所等着金敬迈审查剧本。金的行踪比较诡秘,但报纸新闻中常有他的名字出现。

记得 ,在空军招待所还有福建军区的作家林雨,他以短篇小说《政治连长》、《五十大关》 等享誉文坛,曾和金敬迈连袂出席北京“亚非作家特别会议”的特邀中国代表。后来,我们在江西南昌共同参加“支左模范李文忠”的宣传工作,相交甚为融洽。

记得广州军区的诗人韩笑(当时他是海上文化工作队长)也曾在招待所住过。有一天,他告诉我,黄永胜司令员有专机回广州,他就跟这飞机走了。

记得著名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一家人也在招待所住过,他是文革期间红遍神州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者,也曾为毛主席的多篇诗词谱过曲。不过,他人很平和,没有大音乐家的架子,见面时总是笑着点点头。

另外,招待所还有几个文化人,记不起名字了。

在空军招待所等待期间,我经常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去住几天。因为赵寰说,老迈一般是晚上来,他会预先通知。他确实很忙,现在又要管文化部那一摊子。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从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回到空军招待所。当时感到北京政治气候似乎有些异动。赵寰告知:“近几天你别再去姐姐家,老迈可能会来。”

这一天快后半夜了,金敬迈突然来了,好像身后还跟着几个人,像是随从。赵寰也没有作介绍。当时,房间里气氛凝重肃穆,我只记得金敬迈神色凄然地说“中央出事了。大家回去吧,各自回原单位。明天我也要回广州了。” 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金敬迈不像文化部负责人,而是一个普通作家或演员。。

当时的情况很紧张,我也没有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三姐家告别,第二天就径直回济南了。

不久,就听到传达杨、余、傅反党集团被揪出来的消息。1968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要职的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紧接着,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揪出来了,据说,他们是516反革命分子的后台。

我将当时所能想起来的全写出来,交给专案组。郭科长和钟锋,他们看后,大为光火。郭说:“你这不是交代材料,你是在摆功!” 钟锋指着我鼻子,恶狠狠地说:“你在广州大出风头呀!你傲气什么?周扬黑店的徒子徒孙!”                 

从那以后,他们很少再叫我写交代。我知道他们已派人外出调查。钟锋则一再向我交代政策:“林副主席讲过: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有一天,我又被叫到专案组办公室。推开门,只见房间里多了两个人。话剧团的李保明和罗士昌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显然,他们是外调回来,要跟我核对材料。郭科长说:“你交代的材料,我们派人调查核对。你有很多假话。”

 “我如实交代,没有假话。”

“你还想抵赖!”钟峰拍着桌子说:“我问你:林雨是怎么从福州到南昌的?”

“当时,宣传爱民模范李文忠,文道宏副政委主管这件事,是我向他推荐林雨的。”

“就这么简单?”郭黑子反问。

我回答:“他叫王秘书打电话向福州军区要的。”

“谁打的电话?”

“王秘书。”

“撒谎!睁着眼睛说瞎话!”钟锋沙哑的嗓子喊道:“告诉你,保明和老罗刚从福州回来。”他向李保明示意:“保明,你说说。”

李保明两眼直盯着我,慢吞吞地说“我们在福州作了详细调查。看了电话记录,上面写着江西南昌来的长途,发话人是王澐。绝对没有错。”。

“我确实没有打过。”我坚持保证。

郭科长两眼一瞪,怒冲冲地喝令我端正态度,回去好好检讨。

钟锋在我走出房间时,又冷冷地说了一句:“告诉你,金敬迈早就关进监狱,赵寰也已畏罪自杀。你好好考虑自己的罪行。”

“我有什么罪行?”我又回到大房间,坐在那里抱头沉思。我真想不通:我只是奉命送剧本到军委文艺组审查;我在江西南昌和林雨一道宣传76师支左模范李文忠的英雄事迹,有什么错? 到底犯了什么罪?白天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夜晚,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头顶上100支光电灯泡,昼夜通明,根本无法睡觉。有时,好容易迷迷糊糊入睡,但很快又被噩梦惊醒,常常睁着眼睛盼天亮。我的神经受到很大刺激,严重失眠,比我在军事监狱坐牢的日子还难熬。王群生和我“相邻而居”,将近一个多月,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怕串供),只是经常互递同情的目光。有时半夜里,我也常常能听到他无奈的叹息。

 如此,精神上的折磨,持续鞭打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发现钟峰不见了。有一天,我忍不住询问诚子:“怎么好几天没有看见钟峰了?”“你问他干什么?  ”成子回了一句。突然又说:“他正在交代自己的问题。于你无关。”(后来知道,他们内部有人揭发他与省军区造反派参谋长庄中一有过联系。)

没有过多久,清查516学习班,竟然悄没声地结束了。

与开始不同的是,我与王群生可以共同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在路上,我问到在江西时候,不是文副政委的王秘书打电话,要林雨来的吗?王群生说:“不是。是我以你的名义打了电话。因为林雨不认识我,但你们是朋友。”

“哎呀,原来如此。老弟,你可把我害苦了!”

虽然学习班名义上结束了,但是“迫害”并未终止。一系列政治运动仍在进行,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以后,歌舞团宣布解散,绝大部分文艺骨干复员到地方。我和王群生、穆彬予三人被一道命令,开除军籍,复员处理。

据说,在军区党委高层研究处理时,政委袁升平说,我看,依照南京许世友司令员的作法,让他们一律下放农村。杨得志司令员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处理。这个歌舞团当初是我向罗(瑞卿)总长要来的。现在解散了,应该按照政策,让他们各自回到参军的城市。”

于是,王群生回了重庆。穆彬予回到北京,但她通过高层关系,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任舞蹈教员。

我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交流仪器厂当工人,因为没有技术,厂领导分配我到金工车间看牛头刨床。我妻子受我牵连,也从山东政府机关干部下工厂为工人,和我在同一个工厂,在装配车间当绕线工。我们每月工资41元,比当时的学徒工38元多3元。

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主持领导工作,中央军委与国务院联合发出的104号红头文件,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处理的部队营以上干部一律收回部队,重新处理。于是我和文化部的徐翔南,从上海工厂回到济南军区,又重新恢复军籍,穿上军装,拍照留念,装入档案。

在政治部领导征求我们分配工作意见时,我们一致表示,依旧愿意返回上海,重新分配工作。就这样,我从上海交流仪器厂的车工,变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工作变了,身份变了,环境未变,噩梦依旧。亿万人遭殃的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

供审稿人参考的附录:

1、金敬迈简介

金敬迈,汉族  江苏南京人,1930年出生。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军区军械学校文工团团员,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创作员,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曾流行一时,影响较大,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1968年遭迫害入秦城监狱,1975年改为农场劳动,1978年平反,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专业作家。出版自传体小说《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啊》,报告文学如《那沉甸甸的三百元》、《南庄一老农》、《虎门啊虎门》、《南庄啊南庄》、《朴朴实实云浮人》、《拓荒者》、《不沉的大海》等多次获奖,

2、赵寰简介

赵寰,剧作家。原名赵子辅。辽宁丹东人。1925出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军文工团创作员,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组长、团长、创作指导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京剧协理事。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合作),长篇小说《董存瑞的故事》(合作),话剧剧本《南海战歌》(合作),《南海长城》、《秋收霹雳》(执笔)、《神州风雷》(执笔)、《十年一觉神州梦》、《马克思流亡伦敦》等。《董存瑞》获国家文化部优秀剧本奖、莫斯科电影节奖。话剧剧本《秋收霹雳》、《神州风雷》197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

3、林雨简介

林雨,山东省掖县人,1929年9月出生。1945年5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队员、文化干事、宣传新闻干事、福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等职。林雨在解放战争中,多次参加战斗,曾多次立功,并获解放奖章。1951年4月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管理处一团一中队分队长、宣教助理员,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六十年代初相继发表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五十大关》、《刀尖》、《政治连长》等优秀作品,引起全国文坛的广泛关注。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和1966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化大革命”期间, 被迫搁笔,开除党籍军籍,遣返农村劳动改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平反,落实政策,重新握笔,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电影......被选为中国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1995年5月4日因病在烟台逝世,享年66岁。

4、王群生简介

王群生,男,汉族,1935年生于日本东京。1937年随父母归国,1951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历任部队文化教员、排长、文工队员、文工团员、专业创作员,因战致残为三等革命伤残军人,1979年转业归渝,为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为重庆市无党派代表人士,1951年即在战地写作、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长篇叙事诗《不平常的苹果》、《红缨》、《新兵之歌》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彩色的夜》、《浑河怀想曲》,长篇小说《雾都浪漫曲》、《上帝鞭折钓鱼城》、《李秀成与曾国藩》等十部,纪实文学《三峡工程方案出台内幕》等。曾获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首届军事文学奖等奖项。2005年被重庆市委、市政府授予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奖 牌。(2010年因癌症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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