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摘
要
刘熙让博士是澳洲华文文坛重要的作家之一，研究他的作品和写作行为对于认识澳洲新移民文学的特征以及澳洲的多元文化风貌颇有意义。本文选取刘熙让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云断澳洲路》、《蹦极澳洲》和《澳洲黄金梦》，结合澳洲移民史和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以文化身份问题为切入点，剖析了作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写作意义。全文以作者对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为主要线索，划分为身份焦虑、身份探寻、身份建构三个部分，重点阐释了作者想象中的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建构方式。
对文化身份的不懈追求是澳洲华文文学重要的表现主题。经历了身份焦虑、身份探寻后，在身份的认定上，刘熙让已不再将中西文化视为对立的两极。他倡导多元开放的新的文化身份观，这是一种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身份观。
关键词：
旅澳作家；刘熙让；文化身份；焦虑
Xirang Liu is one of important writers in Chinese Australian Literature .Studying on his works and writ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cognizing the character of new Australian immigrants’ literature and the multi-culture of Australia. This text selects Xirang Liu’s three novels OZ Tale Sweet and Sour, Bungee Australia and Golden Dream in Australia,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with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analyze the author’s writing significance und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The seek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main clues of the full text,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identity anxiety, identity seek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ainly explain the new Australian immigrants’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way.
The tireless pursuit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Chinese Australian literature. Experienced the Identity Anxiety, Identity Seeking, Xirang Liu doesn’t regar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two opposite poles in the identity cognizance. He advocates a new multiple open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s and is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ChineseAustralian writer，Xi Rang Liu, Cultural Identity, Anxiety
前 言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正在逐渐兴起，而在这片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对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的考察又是其中的热门话题。“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着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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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芃子也曾多次强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应将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文本的研究方法，当中也就包括要重视探索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说要重视对他们的‘身份’批评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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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身份批评”角度切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可能和可行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已经不可能不借助于文化研究，而从文化研究中文化身份的角度来分析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也不失为一种较为新颖且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饶芃子在《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中指出：“从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海外华文作家的角色及其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家创作上的特色问题，等等，是极具潜力和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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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着眼点所在。
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
）常被译为“文化认同”，对文化身份的界定，历来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天生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一种是极端相对主义，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爱德华•赛义德反对静止的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历史的建构，“自我身份或者‘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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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赞成爱德华•赛义德的观点，反对把文化身份看成是单一构成的本质主义观念，因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成是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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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极端相对主义观念也是不合理的。文化身份是非常复杂的，因语境的不同，它会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层面：民族或国家的层面、种族层面、性别层面、阶级层面等。当不同民族、种族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首先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民族或国家层面；而当谈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谈到男权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男女之间关系时，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性别层面。正是由于文化身份层面的复杂性，有人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其实，尽管语境的不同，我们所指的文化身份层面不同，但这并不是说文化身份不能确定，只是语境没有确定，只要确定了具体的语境，也就确定了具体的文化身份。如果对文化身份不特别加以限制，一般情况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本文中的文化身份就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
1848年第一批中国劳工被运抵澳大利亚后，就不断有中国人去澳大利亚定居生存，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一次浪潮。此后，由于澳大利亚实行的“白澳政策”，中国人成为了主要的限制和攻击对象，20世纪初期澳洲境内的华人移民开始锐减。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禁锢太久的中国人大批地踏出国门，中国境内升腾起了一股“出国热”。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社会环境的逐渐改变和“教育出口”政策的实行，于是，继美、欧、日移民热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移民蜂拥而入澳大利亚，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二次浪潮。在19世纪中期，大批移民是迫于生计不得不走出国门，这些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批移民者却是自己主动选择出国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留学生。由于社会环境和移民文化知识的差异，澳洲华文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尽相同。澳洲华文文学于20世纪初开始萌芽，当时悉尼、墨尔本有多份中文报纸并有副刊，但大多是旅澳的中国文人学者之间应酬的诗文联句或游记。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由于白澳主义在澳洲的盛行，华人难以生存，人口稀少，中文报刊几乎绝迹，诗文联句也失去地盘。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大批东亚华裔难民的涌入，香港、台湾移民的增多以及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新的澳洲华文文学才开始应运而生。特别是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他们大大更新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从‘留学生’演变成为国际移民的曲折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至少是其他来源地的华人移民——的独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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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陆留学生潮为澳洲带去了四万多留学生，这四万多的留学生先后在澳洲取得永居身份，他们为澳洲华文文坛增加了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他们中有的在澳洲居留了七、八年，有的五、六年，说是留学，实则打工为主。事实上，这些留学生早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新一代的移民，他们的到来丰富了在这之前的澳洲华文文学，按照目前华文文学界的界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被称为新移民文学。所谓新移民，是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于是，新移民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手段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便被称为新移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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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一般认为，澳华文坛真正成型到现在不过十年时间。在这期间，澳华文学以1989年前后赴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创作的所谓‘留学生’文学（或称‘大陆新移民文学’或‘新华人文学’）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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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澳洲新移民文学在澳洲华文文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澳洲新移民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篇幅短小、便于抒情写意的诗歌、散文尤其受到作家们的青睐，而需要付诸匠心经营的小说创作却只受到一部分作家的重视。在他们的努力耕耘下，出现了不少可读性文本，一些作家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表现方面已经颇见功底，如刘熙让、林达、王世彦、毕熙燕、袁玮等等。虽然澳洲华文文坛小说数量不多，但澳华文学比较沉实且艺术色彩较浓的却是小说，它们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上，都比一般的散文、杂文来得扎实。因此，蕴含内容更为丰富的小说作品成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对‘身份’（我国文献有时也译为‘认同’）的关切，是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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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身份问题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就主要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澳洲华文文学中新移民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的考察，来研究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是如何在澳洲新移民作家身上体现的。张奥列是澳洲华文文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曾这样说过：“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审视与理解，对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为的选择，以及移民生存的归宿感。这里面有焦虑、困惑、痛苦，有思念、乡恋、怀旧，也有感悟、挣扎与奋进。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核，使澳华文学多姿多彩，呈现出南半球大陆的包容色彩，展现了澳华文学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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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文化认同、身份角度研究澳洲文学的重要性。但综观澳洲华文文学，无论是华人整体写作史，还是单个作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力度都很微弱，从身份角度着眼的论著和论文虽有一些但数量极少。可以说，对澳洲华文文学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近开辟、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相关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深圳大学钱超英教授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另一部是钱超英编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前一部著作从身份研究的角度入手，对澳洲新华人（即澳洲新移民）文学进行了深刻剖析。论文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钱超英的《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暨南学报》2000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何与怀的《“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张奥列的《澳华文学十年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以及旅澳华人作家庄伟杰的《崛起于边缘的跨文化风景——澳洲华文文学如是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4月）和《边缘族群与“第三文化”空间——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洲华文文学参照》（《 华文文学》2003年5月）等等。其中前四篇论文都涉及到了对澳洲华文文学身份问题的研究。从身份角度入手去研究澳洲华文文学论文著作比较少，因此，本文就选取了这一角度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突破点。
刘熙让是澳洲新移民作家中的一员，是澳大利亚作协会会员，常用笔名刘澳或刘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为《北京日报》的新闻记者和专栏主编，
1989年赴澳留学后，他开始致力于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去反映新移民的生活。在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生活素材后，1994年二十二万字的《云断澳洲路》终于完成。同年，该小说先在大陆《四海》海外华文文学杂志上发表，第二年就由群众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台湾举办的年度“华文著述奖”中一举夺魁，荣获小说类头奖。接下去，刘熙让在墨尔本理工大学读书之余，又花了四年的心血创作了长达三十三万字的第二本长篇小说《蹦极澳洲》。《蹦极澳洲》出版的同年，又被台湾的专家学者评定为1999年度“华文著述奖”佳作。为了能用英语进行创作，刘熙让以一位非英语背景的华文作家，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职业写作”的研究生班顺利毕业。他是这个研究生班里惟一一位出身在海外的人，惟一的双语作家。接着，他与一位澳洲人合作，将自己的《云断澳洲路》翻译成了英语，而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澳洲黄金梦》就是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创作的。2004年出版的《澳洲黄金梦》更是荣获2004年度台湾“华文著述奖”小说类头奖和“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联邦作家文学创作基金奖。虽然刘熙让迄今为止只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等创作还未见到，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肯定，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由于澳洲华文文学整体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其之下的单个作家研究就可想而知。在
1999年到2008年的九年时间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里，涉及刘熙让的文章仅仅能查找到一篇，即郭媛媛的《蹦极澳洲的中国骑士--刘奥小说论》（《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国外有关刘熙让作品的研究论文及著述在各种数据库中还没有发现，不过刘熙让已经把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翻译成英语作品出版，在英文版《云断澳洲路》（
Oz Tale Sweet and Sour
）的封底就有外国人对其作品的肯定评价。可以说，澳洲华文文学的单个作家研究还处于荒漠状态。由于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个作家作品文化身份研究的缺失，本文选取刘熙让及他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这一面小窗去透视整个澳洲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特点。因此，本文着重的不仅是刘熙让把对异乡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融入到作品中，使读者可以体会到澳洲华人在异乡的成长历程，更看重的是他的创作趋向与澳洲新移民族群的文化身份的探求历程的相似，其作品完整展示了澳洲新移民对文化身份的探求与建构过程。因此，选取刘熙让长篇小说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切入点是有意义的。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初到异域后新移民面临的身份焦虑写起，这里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指居民身份焦虑，首先描述了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背景，由于澳洲独特的国内形势，在澳洲的新移民面对的现实比其它地方新移民的更残酷，这就催生了澳洲新移民更严重的居民身份焦虑，其次探讨了居民身份焦虑的两个主要表现，最后考察了居民身份焦虑和文化身份焦虑的关系，前者游于表层，而后者潜藏于深层。身份焦虑状态的出现是因为新移民是可悲的流浪者，随着境遇的改变，这些可悲的流浪者逐步迈入了观光者行列，并开始了文化身份的探寻。本文第二部分蹦极澳洲的身份探寻，首先考察了流浪者和观光者，正是基于这两者的身份切换，新移民的身份探寻之路才悄然开始，接着揭示了新移民精神家园幻灭的原因，精神家园幻灭的同时新移民已经开始认可西方文化，但试图融入西方文化却困难重重，而国内传统文化价值的沦丧又使坚守传统优秀文化变得刻不容缓。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探寻就是在认可和坚守间找到了新文化身份建构的方式。本文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文学想象中的身份建构，认为这种建构是立足于澳洲华人移民历史的，并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进行了建构。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作者的写作策略。为了能更好地展示新的文化身份观，作者运用了多样的策略。结语部分再一次强调了本文写作的立足点及现实意义。
一、初到异域的身份焦虑
《云断澳洲路》是一个关于居留的故事。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居留”是一个特定用语，也称为“永居”。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居留”对于澳洲新移民来说尤为刻骨铭心。与居留有关的故事是澳洲新移民文学的普遍内容之一。居留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个人能否成为永久居民，首先涉及到对长期生活十分重要的“身份”问题。在西方国家的一些移民制度中，“永久居留身份”是获得“公民身份”的前提。“身份”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与其经验世界的全部联系，这种联系使他得以做出关于其生存意义的解释，也即精神归属意义上的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
）；另一个是指通过国家实施对人身管辖或保护的入境权利、居住权利及其他附带的权利，即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
residential identity
）。无疑，居民身份对移民具有先决意义，澳洲新移民作品中的身份问题也大多是指居民身份。由于澳洲新移民群体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权利去获得居留权，拿到居民身份，在严峻的环境下，他们遭遇了严重的居民身份焦虑，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接触了生存的残酷面。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去打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牺牲爱情，他们不仅经受肉体的痛苦，也备尝精神的煎熬。“居民身份”这一标签的认定对新移民具有决定意义，身份的阙如导致了生存危机、信任危机和归宿感的虚无，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环境及其威胁……”
[11]
，没有居留权，没有居民身份，这些都导致了居民身份焦虑的出现。居民身份焦虑在打工生涯和爱情故事两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相对于居民身份焦虑，文化身份焦虑是隐而不彰的，它游走于文化深层，无处不在。虽然本文中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指文化身份焦虑，但居民身份却不能避而不谈，相反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居民身份焦虑是文化身份焦虑的先导，它诱发并加深了文化身份焦虑。
1、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背景
澳洲新移民居民身份焦虑的出现，是由于澳洲政府实行的国内政策以及移民政策造成的。纵观历史，澳洲是移民的国家，它的近现代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移民的开发建设史。英国人凭借武力，在被大举屠戮的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血泪和尸骨上兴建了殖民地，近代意义上澳大利亚的开发和建设最先是由流放到此的大英帝国的囚犯们开始的。直到
19世纪中期，由于金矿的发现和劳动力的奇缺，各国的移民才开始纷纷涌入澳洲，其中占人口多数的是英国人。之后，澳大利亚逐渐发展为以英美文化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1848年，第一批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人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被运抵澳大利亚。从一开始，澳大利亚大陆各殖民地政府就通过关防、人头入境税等经济、政治手段排挤和限制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1901年澳大利亚实行了限制有色人种存在的“白澳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人成为主要的限制和攻击目标，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20世纪初期澳洲境内的华人移民锐减，最终由鼎盛时期的四万余人变为了区区几千人。从上述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期的华人移民，构成了所谓的“传统移民”。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以“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号，实行了“无歧视”的文化政策，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废除了长期实行的“白澳政策”，从此澳大利亚才成为“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中活跃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行使澳大利亚国内的种族成分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1995年联合国“国际宽容年”多元文化国际会议就选择在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召开。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正不断地在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变，而这种转变过程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移民问题，此后，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区的移民开始逐渐增多。由于澳洲国内环境的变化再加上澳洲政府实行的“教育出口”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移民开始蜂拥而入澳大利亚，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二次浪潮。而这批移民就是本文提到的澳洲新移民。
澳洲新移民文学亦称为新华人文学，它不同于一度盛行的留学生文学，这种称谓上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新移民区别于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特殊身份和跨文化历险——从留学生到国际移民的历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区别传统华人移民和当代非大陆地区（如港台和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的崭新特性。传统老移民一般有家有业，生存了好几代或更久，根基已经较为稳固；台港新移民，可以说是澳洲的新贵，属于富裕阶层，一般是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东南亚华裔移民人数较少，一般也是小资产者，经营小店铺。在这样的移民结构中，只有大陆新移民是以穷留学生为主的，他们不会讲英语或只能说蹩脚英语，处境最为艰难，地位也最为低下。澳洲新移民集中在
1989年前后这段极短的时间大量涌入了该国，给予这个人口只有1800万并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以很大的震动。澳洲的“中国学生问题”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同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整个九十年代社会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焦点议题之一，也成了澳洲新移民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主要特点。这一“问题”，是由于澳洲国内政府实行的政策引发的，经过留学生长达近十年的抗争，在20世纪快结束时才得以解决。可以说，新移民为了争取从留学生的临时状态转变为合法的澳洲居民，经历了一个充满曲折和艰苦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澳洲热”至“霍克承诺”的阶段。中国大陆出现的“澳洲热”主要是因为澳国政府推行的“教育出口”计划，力促该国大学和大批私校招收付费的海外学生。随后，在八十年代国际气候影响下，澳大利亚总理宣布，给予那些在
1989年6月20日前抵澳的约二万人的中国公民为期一年的临时居留权（简称“临居”）。接着，又宣布把这一“临居”期限延长为四年。由于澳洲政府没有给出四年后如何处理这批移民的方案，随着1989、1990年之交中国留学生抵澳的新浪潮，这一“问题”群体已达四万人。
第二阶段是从“霍克承诺”的提出到
1993年11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11•1决定”。经过中国“留学生”长达四年时间各种形式的抗争，澳洲政府最终于1993年11月1日决定，让1989年6月20日前抵达该国的中国人永久居留，而那些1989年6月20日之后抵达的中国人，必须通过一定的条件考量后，才能获得居留权。经过此后两三年的考核，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获得了居留权，只有少数不符合条件的成为了“遗留学生”。
第三阶段是从
1993年“11•1决定”到1997年。1997年的6月13日，澳洲政府发布“6•13公布”，使最后一批构成“中国留学生问题”的成员得以通过一个过渡签证转变为永久居民。
由上述可知，“中国留学生”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的艰苦斗争，才完全成为法律形式上具有正常权利的居民。可以说，这一群体面对的不良处境是持续的，“那一段动荡、焦虑、悬隔、错置，必须隐姓埋名，保密国籍，忘却自尊，挣扎求存，比‘二等公民’还等而下之的‘黑民’岁月虽已过去，但终究构成了‘集体记忆’深处长久不灭的灼痛，构成了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恒久疑难的经验背景，构成了深刻改变他们的世界认知和文化态度并影响其身份意识的重要基础”
[12]
，这种残酷的环境不仅构成了澳洲新移民身份认知的基础，也是澳洲新移民居民身份焦虑出现的最主要原因。
2、居民身份焦虑的表现
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当中，他们心中有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赚钱。当新移民踏入这种金钱至上、高生活消费水平的社会后，他们的当务之急也是赚钱。当然，由于他们大多背负大陆亲友的“留学债务”，他们也不得不去拼命赚钱。为了赚钱，新移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打工。可以说，残酷的打工生涯是他们早期主要的生存方式，也是澳洲新移民居民身份焦虑的表现之一。由于澳洲特殊的社会环境，在早期，大多数新移民没有居留权，他们随时都会面对移民局因其签证失效和非法工作的拘捕，为此他们往往找不到那些体面的工作，有时候只能去干别人不愿干的活、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他们的打工也大多是出卖体力劳动的。翻开澳洲新移民文学，无论是最常被提及的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抑或是李玮的《遗失的人性》，海伦女士的《留澳日记》，都充斥着异域打工的艰辛、痛苦与无奈。海伦女士曾在给国内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亚洲人受到歧视，比如餐馆的厨工、杂工，中国人很多；女侍应就不欢迎亚洲人做。有的地方，亚洲人、澳人一起求职，总是先招澳人。我们只有干最低层次活儿的份。……国内的医生、工程师、教师、记者……来这儿洗碗、打扫卫生间、洗汽车……还抢着干，想来令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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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断澳洲路》中，孟龙为了逃避被移民局拘捕和遣送回国的厄运，不得不与福特公司和报社的工作绝缘，找了一份不违背其学生身份的夜间工作。仅仅是两个月的夜间班，孟龙的脸就失去了光泽，“他的脸又黑又黄，没什么血色，就像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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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竟使一个好端端的人变的像个鬼，可见打工对新移民肉体的摧残是何等可怕。对于新移民来说，正常的生活已离他们远去，“夜里睡觉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对孟龙来说，却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求”。（《云》：第
60页）为了找到一份能使自己过正常生活，能像人一样活着的工作，孟龙只得说起了谎，他谎称自己是澳洲的永久居民，而这个谎言终于使他找到了一份正常的白天工作。在这里，睡觉，居然成了一个人最大的奢求，而说谎才能使一个人得以正常工作，这不可不谓绝妙，新移民打工族所有的疲惫、辛酸、痛苦和无奈都不着痕迹的包孕其中。
打工苦，但明知打工苦，还非得去找苦吃，如果找不到苦，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这种生存的二律背反是新移民不得不面对的。如果一个新移民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找不到工作，他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是非常可怕的。《我的财富在澳洲》中有个著名的“五苦论”：“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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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吃苦的苦”是指工作之苦，“吃不着苦的苦”是指寻找工作和失业之苦。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罗伯特•牛找工的故事，他穿梭于悉尼的大街小巷，拜访了各种用人单位，与形形色色的小店主、小老板们打交道，拒绝，试工，解雇，重新找工，……生活在循环中变得无奈之极。《云断澳洲路》专门辟了一个章节来写找工的艰难，从木材厂到海鲜加工厂，每一个打工机会孟龙都不愿放弃，哪怕工作再脏再累，因为“工作就意味着金钱，工作就意味着生存”（《云》：第
19页），为了能够工作，孟龙不惜准备旷课打工，毕竟对他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也就是这些新移民刚刚抵达的时期，澳大利亚正在世界工业国家的产业转型中面临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些曾经吸纳大量移民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职位开始急剧减少，这就意味着大陆中国人必须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就业空间内投入残酷的生存竞争。无论是罗伯特•牛还是孟龙，他们的遭遇都代表着当时澳洲这批新移民的生存境况，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残酷的打工生涯，哪怕无法维持签证规定的学校课程，进而失去本来就不容易得到的被主流教育制度吸纳的机会，最终导致与较佳的职业前景绝缘。
物质生活压力是初到海外的华人族群几乎都要面临的困境，无论是欧洲华文文学还是北美华文文学，我们都可以找到描述生活艰辛、打工痛苦的文字。“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这句毫无诗意看似朴实的话，至今仍是新移民群体中流传不衰的名言，而这句话的创作者是在澳洲留学打工过的刘观德，可以说正是澳洲比别的移民国家更为残酷的环境催生了作者的灵感，作者才为他们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语言创造。打工的经验之所以对澳洲新移民文学来说如此重要，有两个直接的历史因素：第一个是中国经济水平相对于澳大利亚社会的巨大落差，这也是其他海外华文中充斥物质生活压力的原因，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不仅落后于澳大利亚，更是不能与美国、欧洲等相提并论；第二个因素是澳大利亚提供给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出国渠道，它被称为“教育出口”政策，这种政策使大批私校的收费课程招收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在当时的背景下，赴澳留学生在出国前通常都需要以亲友债务的方式筹措资金，为了清偿这些债务和筹借后续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几乎在抵澳的那一刻就需要工作。由上述可知，澳洲新移民的生存环境比起其它地区移民来说要更为残酷。因此，提及澳洲新移民文学，首先应给予关注的就是打工，残酷的打工生涯是澳洲新移民文学赖以产生的基础。由于没有居留权，没有居民身份，澳洲新移民不得不遭遇痛苦的打工生涯，而这痛苦又残酷的打工生涯却又加深了他们的身份焦虑。“新华人文学的打工故事，可以看作是新华人以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活描述为形式上的文化身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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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批新移民没有台港移民那么的富有，更无法给当时的澳洲资本主义发展带去充足的投资，而他们的精神深处也没有像传统中国移民那样做好彻头彻尾成为第三世界劳工的准备。澳洲新移民的打工故事提供了当时中国大陆新移民在异国环境下与传统文人及其他华人群体互有异同的身份认知方式。他们的打工生涯，不仅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传统华工的生存场景，而且也使他们的身份定位陷于困境，残酷的就业经历让他们处于更为边缘的地位，他们身份焦虑的表达也因而趋于尖锐化。可以说，澳洲新移民的打工故事不仅仅是居民身份焦虑的表现，也是澳洲新移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刘熙让的《云断澳洲路》就是一部打工故事，它在彰显澳洲新移民文学特点之时又以个性化的事例丰富了澳洲新移民文学。澳洲新移民不惜代价来到了心中的梦想地，但无望的打工生涯打破了他们的美梦，梦醒后新移民该何去何从？
打工与居留联系紧密，爱情与居留同样如此。微风（张威）的文学评论就指出“无论是留学生之间的情思还是留学生与异域‘鬼佬’之间的跨国之恋，或是新旧交替的爱情都围绕着如何在异域栖身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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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居留权，进而获得居民身份，传统的爱情观在新移民身上已发生巨大改变。爱情不再是情感的吸引与相投，而成为了获得身份的一种手段和策略，也成为了居民身份焦虑的第二个重要表现。《云断澳洲路》中，孟龙和林春红在同样严峻的异域环境下心灵产生共振并坠入了爱河，但他俩的琴瑟和鸣却逃不过为了身份抛弃爱情的结局。林春红为了拿到身份，毅然与自己不爱的杰克举行了婚礼，在喜庆的婚礼上，新娘一脸冷漠，像在参加谁的葬礼，新郎也满脸倦意，止不住地打着呵欠，而林春红与戴安娜的一段对话更是把这场婚姻的交易性质赤裸裸的呈现了出来：
戴安娜边大口吃着，边跟坐在旁边的春红聊着：“哎，今天是
13号，又是星期五，黑色星期五，你们怎么选今天结婚？”
春红说：“我选的就是这个不吉利。”
戴安娜不解地问：“干吗？”
春红说：“这意思是，从今天结婚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盼着离婚这一天的到来。”
戴安娜夹起一块菜说：“过几天你一拿到
PR……”
……
春红说：“不行了！现在又有新政策了。先给两年临时签证，考验两年，两年以后才给绿卡。就是为了防止假结婚的。”
戴安娜喝了口啤酒说：“真够损的，移民局什么招儿都能想得出来。那你还得蹲两年移民监。”
春红叹了口气说：“唉，有什么办法。慢慢熬吧。”（《云》：第
141页）
当婚姻被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后，婚姻真的变成了一个坟墓。而当一个人明明知晓那是坟墓的情况下毅然往里跳，可以想见那个人的绝望与无奈。比起毕熙燕长篇小说《绿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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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女主人公周易来说，林春红显得更为真实，而周易更像一个虚幻的被赋予太多期望的角色。《绿卡梦》中周易是个作者偏爱的女主角，她从来没有做过“绿卡梦”，而且很痛恨别人说她是图别人的身份和地位，但居留身份对她却得来全不费工夫。作者似乎在力图告诉读者，这个女主人公是个难得的例外，她不是通过利害的计算，她是通过爱情，真正的爱情，完成跨种族婚恋的。此处并非是想讨论在异族婚恋中是否存在真正的爱情，而是为了认识到，这个理想的幸福的女主人公是多么的虚幻，书中其他的女性人物全都落了个悲惨结局，大量人物的悲剧背景和一个人的喜剧际遇并非是随意并置在一起，作者把万般宠爱集于周易一身，可以猜想周易一定是个寄托她梦想的人。林春红为了居留，抛弃了爱情，抛弃了自尊，而爱情和居留能否在不失人格尊严的前提下获得也许正是《绿卡梦》给予的启发。
通过异族婚恋来获得居留权、获得身份，是大多数女性采取的策略，新移民的男性比起女性来显然较难在这种“交易”中“获利”，因为通常来说，男性需要提供主要生活基础和前景保证，是强力的表征，在中外社会这都是被默认的现实。但《云断澳洲路》中孟龙在学生签证快要到期的情况下，却选择主动接触詹妮弗，詹妮弗是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人，如果能和她在一起，孟龙就不用再为身份问题担忧了，这一切实的利益使孟龙在接触詹妮弗时用劲全身法术讨她欢心。虽然孟龙在这场恋爱中当尽了孙子，但随着詹妮弗的离去，他的“绿卡梦”还是成了泡影。中国有句古话：不为五斗米折腰。孟龙为了生存，早已抛弃自尊，而五尺男儿走到这步，也可看出其生存的艰辛。在澳华文学描写的情爱故事里，中国男人的形象大多失去了本体的特性。他们的自尊自强在异域他乡艰难环境中逐渐被消磨掉，已经无力再去张扬强劲的生命之帆。他们不但丧失了强力的表征，连内心的信念也被挖空，他们怀着梦想走出家园，却沦为了“流放地”一群无向度的浮游之物。身份未明带来的重重生存障碍给新移民男性的打击很致命，成功与理想遥不可及，生活贫穷，地位低下，他们承受着莫大的屈辱与重压。
爱在他乡迷途，爱失去了方向，仅仅成为了生存的一种手段。爱——这一神圣字眼在庸俗化的同时暗示了新移民异域生存的艰苦。情爱是澳华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题材。综观澳洲新移民文学，近乎游戏的家庭重组现象、假结婚现象、老夫少妻现象、返国娶妻现象、同居现象等等涉及婚恋的问题比比皆是，它们的高密度、大面积出现，让我们从中看出了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挣扎与进取。《云断澳洲路》这部作品中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们埋葬了彼此的情感，为了身份，他们都在畸形的恋爱中遭遇了惨痛的恶果，林春红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爱情促成的婚姻本来应该是心灵宁静的港湾，它会带给人幸福、安详和满足。但这样的婚姻对新移民却是奢求，婚恋只是他们谋取身份的手段，当他们走入自己布下的“坟墓”后，精神的折磨便开始了。没有居留权，没有身份，那么，就选择婚姻，但选择后才知道身份焦虑对他们刚刚开始。无论是新移民中的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处在西方的环境下时都是一样的弱者，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组成者。爱情对他们来说，不再可能平等，林春红得忍受杰克的怪癖，孟龙在詹妮弗面前得当孙子，因为杰克和詹妮弗他们都是拥有澳洲身份的人，他们是强势的化身。西方的强势要求弱者必须服从，弱者在服从时却强烈感到自身的不自由。畸形婚恋的表层下，西方文化对中国大陆新移民身上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威胁，新移民的文化身份焦虑也因之而起。
3、居民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焦虑
“居留”对新移民来说异常重要，与其相关的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往往首先被提到。而相对于居民身份的文化身份却因为其潜在性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却不能因此被忽略。“他们为改变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的努力，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集团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寻求定位的一种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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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拼命打工抑或是走入异国婚恋，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这种种努力未达到结果时，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定位陷入了困境，旧有的文化身份无法得到传统文化语境的支持，而新环境下的文化身份却无从建立，他们成为了精神难民，他们在异域他乡不得不痛苦的挣扎前行。由于文化身份的无从确定，新移民陷入了比居民身份焦虑更深层次的文化身份焦虑。这种文化身份焦虑是指在一个深刻变化的环境中无法为身份找到意义上的确切定位。“他们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的人，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可以弃之如撇履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的人、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都有叛徒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者，自己也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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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新移民来说，他们是渴望融入到澳洲社会的，他们哪怕打最累最苦的工也希望能留在澳洲，他们明明知道那是婚姻坟墓也要往里跳，只要那婚姻能给他们一点点留下来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新移民不同于传统移民，传统移民大多是因为在原居住地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再呆下去才被迫出走，他们到异域后往往会更加思念故乡亲人。而新移民则是一群自愿的出走者。他们在国内大多是知识分子：教师、画家、作家、记者、编辑、工程师、医师等，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不是因为在国内生活不下去才选择出走，其实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早已有了某种理想化的“认同”。就像《云断澳洲路》中的孟龙，当他抵达澳洲时，内心充溢着喜悦，好像来到了梦想之都。但新移民的这种主动姿态却未能带给他们好运。澳洲政府连永居的身份都不给他们，他们是一批被澳洲主流社会拒之门外的人。本来就是边缘族群的新移民由于没有身份、地位低下，逐渐就走到了更加边缘的境地。新移民身体的横向移位并不能与纵向的文化传承一刀两断，虽然新移民对异国抱着主动介入的姿态，但传统文化仍盘踞在他们的心中。在《云断澳洲路》这部小说中，孟龙和林春红都喜欢吟诵诗词，对汉语诗词的喜爱说明在他们心中传统文化并没有褪去色彩。对于生活在以欧美文化为主导的澳大利亚社会的中国新移民来说，作为少数族裔，自身文化势必会处于劣势地位。虽然澳大利亚奉行多元文化政策，但强势的本地文化必然会胁迫来自东方的异质文化。在残酷的打工故事和悲惨的爱情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威胁的存在。盘踞在心中的传统文化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围袭，新移民身上早已建构好的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都面临一场分崩离析的危机。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冲撞，新移民的原有身份消弭了，他们无法取得一种确定的身份，他们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胁迫，在故土疏离和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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