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到振铎本人之前，我时不时在本地报刊上见到他的作品，这个名字让我容易记住，他与大名鼎鼎的郑振铎先生同名，姓氏不同而已。直到有一次新州作协在山东酒楼搞活动，我才初次见到振铎先生，他主动递给我名片，说与我是武汉老乡，我才知道他祖籍武汉。后来与他通电话，大略知道了他的一点经历，上他自己制作的个人网站浏览了一些他的作品，发觉这位老同乡不简单：经历曲折，学识丰富，爱好广泛，创作力旺盛，可称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近参加了振铎作品讨论会，他又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书《吟唱在悉尼海湾》，我抽空拜读了其中大部分作品，享受了一顿顿精神大餐。
该书作品分三类：小说，散文和游记，我个人认为其中写得最好的是散文，好在感情真挚，意趣高雅，情景交融，时空穿插，语言优美，内涵深邃，文学前辈冰夫先生和辛宪锡教授对他的散文都有精到的评论，我就不再多说。游记也不错，描写传神，让没有到过那些地方的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作者还旁征博引，提供了很多背景资料，使读者不仅有所见，有所闻，而且有所思。至于小说，很难几句话说清楚。振铎先生恳切希望我写篇评论，说：“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业余作者，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你尽管放心大胆地评，说什么我都不介意。”有自知之明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者，有这种胸怀的人才能得到真诚的意见。我参加过本地许多次作品讨论会，觉得越来越象表扬会，没有观点的交锋，过誉之词说得太多，很少提到缺点。光看那些评论，不明就里的读者会以为悉尼有很多文学大家。本地文学圈的人都知道，在海外谋生第一，能坚持业余创作已很不易，不能苛责，鼓励为主。但是从真正文学批评的角度讲，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对澳华文学的提高并没有好处。如果不能说真话，我就情愿保持沉默，所以本不想写不痛不痒的评论，但振铎先生态度诚恳，我若不从命，从老乡的面子上有些说不过去，只好张开乌鸦嘴说几句。我通常容易说错话，不当之处，还请振铎先生海涵。
我很钦佩振铎先生顽强的毅力，高龄六十五以上，老伴又身患重病需要他照顾，他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挤时间写出了三十万字厚厚一本书，让我等后生崽自叹不如。我赞赏振铎先生丰富的想象力，他勇于写与他本人有相当年龄差距和经历差距的青年人的生活，用想象的翅膀挥洒出丰富多彩的故事，这是有难度的。收在集子中的短篇小说共二十九篇，大部分反映的是华裔中青年在澳洲的生活。一如在他的散文中那样，作者小说的主题大多是歌颂爱情、亲情和友情，同时鞭挞那些背叛爱情、亲情和友情的人和事。我最喜欢的一篇是《烛光伊人》，此篇是二十九篇中唯一纯粹写中国过去发生的故事、与澳洲生活没有相干的作品，因此也显得特别，不雷同。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1959年在西北做临时农村工作的“我”遇到一个自称是下放干部的年轻女子向“我”借钱买火车票回兰州，“我”帮她买了车票，还给她买了吃的，在火车上俩人发现有共同的文学爱好，很谈得来，后来为了保护遗失了证件的她，“我”又不得不与她住进旅店的同一间客房，睡到半夜时，姑娘主动钻进“我”的被窝，坦承自己是正在被追踪的逃亡“右派”，说自己可能会面临死亡，情愿现在就献身给“我”，“我”则控制住自己的男性冲动，劝她返回了劳教农场，相约今后再续情缘，但是后来她病死在了农场。这篇小说的情节虽然简单，但是矛盾冲突却很丰富。首先是生存与反生存的冲突，饥荒年代普通公民的食物都不够，沦为贱民的右派们必然成为被剥夺生存权利的一群，女右派小萧为了不被饿死，才做出逃亡的冒险举动，这一层的冲突蕴含着巨大的时代悲剧，自有它的厚重处。由第一个冲突又引出了第二个冲突：逃跑与追踪的冲突，作品一开始就交代了广播里播放查找一名就医失踪的右派分子的通告，为故事的发展打下了伏笔，当借钱女子出现时，读者已经能猜到她可能就是被追踪的女右派，而“我”还浑然不知，这就增加了作品的紧张气氛。第三个冲突是“我”帮她到什么程度的内心冲突，“我是一片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破头的人，假装夫妻与她同宿可真有难处！”他虽然帮她解决了住宿问题，但是当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之后，终于因为害怕，不敢再帮下去，劝她返回农场。第四个冲突是情与理的冲突，小萧要献身给“我”，而“我”谢绝了她的主动，这是外在的冲突，而外在的冲突又来自于“我”内心的冲突，心里明明很想得到小萧的肉体，但是理智上又退避了。小萧欲献身，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人被逼到绝境时的人性闪光，昭示着兽性依然压抑不住人性，是作品中特别有光彩的一笔。作品的遗憾之处是本来还可以开掘得更深一些，作者却放过了。没有详细交代“我”为什么拒绝她，只是这样描写道：“一阵冷风袭来，我让自己冷静下来，猛爬起身，对她说：’好姑娘，来日方长，花开自有时。让我们等到那一天吧！’”似乎他拒绝的原因只是出于爱护姑娘贞洁的传统观念。这就把“我”的心理过程简单化了。问题是姑娘可能不再会有“来日”，劝她回去可能就是把她推向死亡，“我”这时侯应该是再三权衡利弊才对。姑娘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争辩或思想斗争就乖乖地听从“我”的建议返回劳教农场。如果通过小萧的口对农场的恶劣状况有详细些的交代，会更加发人深思。此外，当“我”后来听到姑娘的死讯后，对自己当初的劝导没有显示出任何的悔意，也削弱了作品的悲剧力量。这篇作品在细节描写上还是不错的。如对于长途汽车站氛围的描写和女右派外貌的描写都很细腻传神。
振铎先生的大部分小说充满着乐观主义，这大约与作者自己历经艰辛终于有了幸福晚年的人生经历有关。即使写到过去的苦难，作者也并不怨天尤人，重点放在描写生活的光明面，所以作品中歌颂性赞美性的内容比较多，而剖析性、批判性的内容就相对少些，这多少减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比方说，《幸福时光》写的是山村姑娘小燕被离散多年现居住在澳洲的外婆接到澳洲读书，重温亲情，这样就仅仅是一篇歌颂亲情的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虽然谈到了海峡两岸的隔绝使得亲人联系不上，却一笔带过，把可以浓墨重彩渲染的民族大悲剧轻轻放过了。此外，山村姑娘过去只能被不平等的制度捆在农村，现在却能够出国，不也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迁吗？作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里可做些文章。如果作者把人物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上进行观照，从而挖掘出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就会更好。我还可以举出其他很多篇目都存在可以更加深化的契机，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
大约是因为作者酷爱音乐的缘故，振铎的很多小说都采用了类似音乐三段式的结构：由现实引起回忆然后又回到现实，我粗略算了算，大约有二十一篇作品都是如此，回忆部分多采用大块结构，而不是将它揉碎了融合到现实描写中，写法上比较传统，但读起来脉络清楚，比较轻松。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了作品顺着时间呈纵向线性发展，在短小的篇幅里，要交代很多事情，要想深度开掘，描写细腻，就很不容易。短篇小说的另一种写法是截取生活中最闪光的横断面，把时间压缩在尽可能短的范围内，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就象树木的横切面，虽然只是一个面，却能够看到年轮，蕴含丰富的成长信息。振铎的某些小说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振铎善于采用巧合技巧，来加强作品戏剧性，《萍水相逢》中的安妮与杰克邂逅相识，后来发现竟是她同学的表哥；《迷失的情缘》中的老秦在悉尼巧遇了朝鲜战场上朦胧喜欢过的小金子；《谁家玉笛暗飞声》中的我在悉尼街头巧遇了四十多年前下放同一农场的难友；《沾露雨燕斜飞迟》中是买东西巧遇过去的熟人；《蓝宝石的星星》是“我”在电脑店巧遇过去邂逅相识的姑娘；《相逢何必曾相识》也是巧遇熟人，这些巧合通常带来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给读者以喜悦。振铎喜欢采用巧合手法大约与他大量阅读文学经典有关，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都经常采用巧合手法，巧合是一种技巧，用得好能起到很好的戏剧效果，但它是双刃剑，用得不好或者太多就容易使作品失去自然真实感，当代作家越来越不太喜欢运用巧合技法，能在平实中写出韵味来需要更高的技巧。邂逅相遇，终成眷属是振铎喜欢采用的另一种情节方式，《萍水相逢》、《一曲难忘》、《迟开的蔷薇》、《蓝宝石的星星》和《相逢何必曾相识》均属这一类。作者笔下也有少数不能终成眷属的悲剧性作品，如《陨落的流星》、《幻灭》，不论哪一类作品，作者总是在他的作品中寄托了美好的的愿望，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他那颗非常善良的心灵。
出书是一个作者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台阶，我期待着振铎先生用他那颗善良的心灵和绚丽的彩笔砌出新的台阶，迈向更高的文学成就。
原发表于2005年9月10日《澳洲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