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1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梦昙在悉尼国际机场排队轮候办理登机手续，四年前从中国来澳洲留学时是空空的行囊，现在回去依旧是行囊空空。心中有说不出的无奈。等永久居留身份就像等巴士，紧等不来，又怕一走车就来了，就这么拖到现在，要不是丈夫等不住了，催她回去，她就还想再撑一阵子。她没有通知朋友们送行，也坚决地拒绝大伟送行，她怕自己的情感会抗不住大伟的追求和劝阻，在最后一刻动摇。想到很快就要和丈夫团聚，心里有些甜滋滋，总算可以结束辛苦的打工生活了，回家后首先要美美地睡它个三天，再到美食一条街把家乡的小吃大菜都吃个遍，还要守着电视机昏天黑地看一个星期，再也不用担心语言障碍，回到祖国才有主人的感觉。可想到大伟，心里又有些痛。
梦昙梦昙！------一阵响亮的呼喊回荡在机场大厅。她回头看去，是大伟气喘吁吁地在奔过来。大伟近前，拎起她的行李就往回走。梦昙问，你怎麽回事？大伟手中伸过来一个小录音机，她听到的是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报道说移民部长鲍格斯今天下午宣布，澳洲政府做出决定，允许滞澳的数万中国公民申请澳洲永久居留。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伟说，这是真的，你真幸运，早走一天就没你的份了。她好像并不太兴奋，说这真是节外生枝。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枚硬币抛正反。大伟说，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退机票。
她在机场给丈夫挂了一个长途，丈夫听说居留有望，激动地说，这还用得着问我吗，多少人想出国出不去，既然能在国外团聚，当然不要回来。
丈夫羽飞是她的大学同学，学校在毕业分配工作时为了惩罚他们违犯校规谈恋爱，棒打鸳鸯，远远地分在两地。他们想了多少办法求了多少人，也没能调到一起，于是想到出国在自由的澳洲团聚，她先是拼命打工赚钱给羽飞交学费读技术进修学院，八千多元却被那个叫大展集团的代理公司卷骗去了，人们说那是“大斩”嘛，当然斩你没商量，然后争居留的事闹腾了好几年，一直也没个着落。丈夫的影子在她脑海里越来越模糊，就像影院门外被风雨退去色彩的明星海报。倒是一块儿分租了几年房的大伟整天在眼前活生生地晃，患难与共，似谊似情。走与留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她心里很矛盾：她迷恋中国的文化氛围却厌恶那些束缚人的规章制度和勾心斗角的人事关系；她喜欢澳洲的自由自在却又无可奈何地在这个英语国家处于生存劣势。鱼与熊掌的难题亘古常新。现在丈夫和大伟都劝她留下来，她觉得多数人的判断总归该是对的，于是退了机票，高高兴兴地损失了一些退票费，象买了一张中了奖的六合彩票。
当她出人意料地又出现在她辞了工的切鸡厂时，情绪糟透了，本准备回国重拾手术刀的纤纤细手又无可奈何地拿起了切鸡刀。她必须象《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那样一刻不停地将堆成小山似的拔了毛的鸡按不同部位分解归类，那份累呀！
她和大多数中国学生一样走着必要的程序：看中文报纸追踪移民部的各种消息，递申请表，办公证书，考英语，体检……事情到了体检这一步就出了问题，医院通知她再抽了一次血复查，医生委婉然而清楚地告诉她，她得了血癌，已到了中期，要她住院。
梦昙像被电打了一样，双眼发直，半天说不出话，她这才觉得最近身体真的有些乏。她不甘心，又到别家医院再查，还是这个结果，这对她太残酷了！她把自己锁在卧室里哭了一整天，任谁敲门也不开。她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死亡，那对她还太遥远，还有那麽多的憧憬等着她去实现，她就像坐在一架通向美好旅途的飞机上，突然被告知飞机出了故障，马上要坠毁。那种绝望真是难以言说。
她住进了阿尔弗莱德王子医院，医疗费正寻求红十字会解囊相助。丈夫一个劲来信催问申请永居的进展，她只说快批了，瞒着病情。好多朋友的P.R（绿卡）.批下来，都回国转了一圈回来，她的申请还是没结果。去信到移民局催，倒是把一封拒批信催了来，理由当然是她的身体。日子一天天过去，病情一天天加重，丈夫也起了怀疑，再瞒下去不是个事，她如实相告：绝症缠身，永居无望。丈夫便提出离婚，说这只是对一桩已四年没有事实婚姻的状况的确认。她把他们的结婚照撕得粉碎。大伟说，我依然爱你。梦昙哭了，说我是要死的人，你还爱我干什么？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们该早些相爱。
就像溺水者匆忙间抓住任何一片木板一样，她步入教堂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她曾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当死神走近她，她才发觉无神论一点也帮不了她的忙，犹如你顶礼膜拜的领袖在你倒霉时只是高悬在肖像画里作壁上观。她倒宁愿有上帝和天堂的存在，死后可以到天堂过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牧师说只要她信了，她就能够得救。于是她学《圣经》，然后问自己：进了天堂，怎麽个幸福法呢？幸福原本是与痛苦相互依存的，没有了痛苦，怎麽能比较出幸福？要什么有什么，你还会有任何兴奋吗？就像在地球上，你会因为自己拥有人人都能呼吸到的空气而感到幸福吗？
有朋友向她介绍了号称是佛教中的一个教派，说师父施法可以减轻垂危病人前世的业障，延长生命。她研读了师父的著作后，觉得转世轮回说似乎更符合她的期望，她宁愿下辈子再轮回到有苦有乐的人世。她才三十岁，人世的好多乐趣还没有享受到呢。在一个约定的时间里，她躺在病床上接受了万里之外的师父的印心法术，她似乎感受到了一丝悸动，但她无法确定那是来自师父的法术还是发自她的内心。她每天都要打坐至少半个小时，感觉到灵魂飘出体外在空中漫游。她希望奇迹会发生在她的身上，如果神再给她十年寿命，哪怕五年也好，她会换一种活法，充分地享受生命，再不会拼命打工。
她的病情时好时坏。不停的放疗、化疗搞得她精疲力尽，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往下掉。
这天，梦昙照例躺在病床上无聊地看着透过白窗纱射进来的阳光一点点移动着地上的窗影，她用目光死死地拽住窗影，心里说：停住，停住！窗影移动依旧，她觉得自己的躯体在向一个无边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她太息的目光穿过窗纱投向天空，仿佛看见一个孔武的汉子在空中大步流星追赶着西行的太阳，汗雨纷落，太阳灼热的光焰烧焦了壮汉的头发、衣服，壮汉一头栽倒，从空中坠落，身体化作“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裂时的无数碎片，迸散而下。
太阳隆隆地向西方滚去，向西。
梦昙收回目光，看着床头的输液瓶中的液体敲击出生命的脚步声，就像催命符。时间在流逝，它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
门开了，妈妈和大伟拎着可口的饭菜和水果来探视她。她吃力地笑了笑。医院提供的西餐让她吃得腻味透了，她还是改不了吃中国餐的习惯。
母亲曾经问过她是否考虑回国医病，费用会便宜好多。梦昙说她可受不了国内那污浊的空气、满是漂白粉味的自来水和医护人员那恶劣的服务态度，更何况她还在申请永居，不好离开澳洲。澳洲有红十字会和教会帮她，在中国她被工作单位除了名，是否有哪个组织能帮她呢？她心里没谱。
今天感觉怎麽样？妈妈问。
这半年多来，就今天感觉最好，嘴里想吃东西，我想是我信了师父的缘故，我也许会好起来的。能帮我把窗帘拉开吗？
大伟拉开窗帘。窗外合欢树荡漾着的碧绿、树上方天空澄净的湛蓝和远处悉尼市中心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的缤纷色彩拥窗而入。她说，真好看。
印在英语学院招生手册封面上的悉尼风光曾经是那样强烈地吸引过她，湛蓝的海湾，洁白的歌剧院穹顶，碧绿的皇家植物公园，高耸入云的楼群……她就像当年一眼看中未婚夫羽飞那样对悉尼一见钟情，她觉得她童年的梦中仿佛飘动过这样的景象。我一定要去那里！她对给她看招生简章的好朋友阿英说。
她向医院领导打报告要出国自费留学。院长说，别走吧，你专业上的发展势头那麽好，院里正考虑晋升你当主治大夫。她说，不，我就想出去看看，看看西方世界是什么样的。
小时候梦昙随被遣送回原籍劳动的父母住在桃花坞村，村子在太湖边。站在桃树成行的岸边向湖面看去，绿水中远远浮着一个小岛，看不太真切，似乎没有房屋和人家，只见林木葱郁，芳草萋萋，群鸟翔集。晨雾氤氲的时候，小岛若隐若现，如梦如幻，美极了。梦昙总是问大人们岛上有什么，大人们都说什么也没有。她央求二叔驾船带她到岛上去看看，二叔说小孩子家不要去，她就越是想去，她想那岛上一定有很好看很好玩很好吃的东西，可她一个人去不了，便常常独自站在岸边对着小岛浮想连翩……
为出国把职都辞了的阿英不知为何签证申请被拒了，大哭了一场。梦昙的签证却批了下来，她笑得合不拢嘴，憧憬着当洋博士。丈夫羽飞红着眼圈说，你远走高飞了，外国花花世界有那麽多诱惑，你该不会把我抛弃吧？梦昙说，不会的，我们不是都爱听《梁祝》吗？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立稳足之后，就把你办出去。
现在站在眼前的却不是羽飞而是大伟。
大伟，麻烦你帮我去跑几件事好吗？先到移民部永居处理中心问问我申请永居的事是否能特批；再买盒《梁祝》的录音磁带来；另外买几块臭豆腐用油炸好抹上辣椒酱拿来，我好想尝尝。
大伟说，我已经有了身份，我们结婚，你不就可以随我拿到身份了吗？
梦昙说，我一不能连累你，二不想靠男人拿身份，否则我早就离婚再嫁拿到身份了。快去吧。
好的，我这就去，有事就随时打我的手机，大伟说。
母亲拧了一条热毛巾给梦昙擦脸，她原本丰圆红润的面孔已然消瘦苍白。梦昙觉得自己是躺在童年的摇篮里，母亲轻拍着哄她入睡，电唱机里放的总是一段极其柔美的小提琴旋律，仿佛一阵清风把她吹到了鸟语花香的旷野，她的身体飘起来，蝴蝶一般在花丛中穿飞，然后她就醉卧在花瓣间香甜地睡去……她熟悉了这段旋律，只有听到它，她才能很快入睡。(很多年后，她才知道这段旋律出自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草桥结拜”那一段。)当音乐教师的爸爸当时不断地重复放这一段。她两岁时候的一天，红卫兵来抄家，把那张唱片抄了去，夜半她便会常常在恶梦中惊醒。
一九七七年是一个人心激动的年头，收音机里重新播放了《梁祝》，正在晒台上梳头的她愣住了，好耳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只觉得仿佛是从她的生命来处传来的召唤。她问爸爸，爸爸向女儿仔细讲解了乐曲表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相随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这故事深深地印在了她幼小的心里。
梦昙忠于爱情，抵澳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赚多多的钱，给羽飞交学费办来澳洲读书。她每天清早五点半开始做一份三个小时的清洁工作，上午在英语学院点个卯后便溜出去到切鸡厂飞快地挥刀，晚上则在餐馆洗涤堆得象山一样的盘子。餐馆总是在食客们闹腾到凌晨后才打烊，为了多些睡眠时间，她有时干脆就在就留在餐馆里把餐桌拼起来当床睡，清早直接赶去做清洁工。有时候晚上做梦都是梦到的打工，让她好生气恼。她终于在七个月之内攒足了八千块钱，全数给羽飞交了学费。
大伟乘电梯抵达永居申请处理中心，在接待台按了一下铃，从里边办公室出来一位漂亮的接待小姐，很客气地询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女友(他说“Girl Friend”这个词时，有一丝快意但更多的是遗憾)将不久于人世，最后的希望就是能获得澳洲永居资格，她已经给中心和移民部长本人写了信，要求重审她的申请给予特批。他是来问结果的。小姐表示很同情，又不解地问，既然已经得了绝症，要永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大伟耸了耸肩：怎麽跟你说呢，这就像雪夜赶路的人，看到远处有一团火，即使知道在半道上就会冻僵冻死，他还是会朝那儿赶。永居大约就是她的一个价值符号吧。批给她永居能给她很大的安慰，或许能支撑她活得更长一些。反正只是安慰她一下，移民部又何必不通融一下呢？
好心的小姐立即拨通了部长办公室的电话。部长助理说部长到海外出差去了，正好今天下午要回来，叫他晚些再打电话去问。
对面病床上那位瘦骨嶙峋的白人老太太又开始喋喋不休了，她带痰的嗓音混浊不清，但梦昙知道她又是在说医生太没道理，不肯对她施行安乐死，她抱怨澳洲这个号称讲人权的国家剥夺她对自己的生命的选择权，她从一住到这所医院就开始提出安乐死的要求。我活够了，她说，我已经活了八十一岁，我想舒舒服服地死去，他们以为让我活着受肺癌折磨就是讲人道，其实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不惹法律麻烦。
梦昙想，这老太太是幸福的，她曾经是一位有名气的演员，美丽过，辉煌过，活了那麽长，可以毫无遗憾地去死。有时候，寻死是一种奢侈，要有兴致享受得起，要无牵无挂，还要无怨无悔。而我，如果现在就死去，真的好不甘心，来澳洲一场，得到的是绝症，失去的却是一切。如果不出国会是怎样呢？
老院长曾经来信问她拿到了什么学位，欢迎她回去。她打听到跟她一拨分到医院的大学生们，现在大多都升了副高级职称，有一个还升了正高，她丢了专业好几年，又没读成学位，回去能给她副高吗？即使给，那点按月发的可怜工资叫她怎麽够花？阿英也来信叫她带钱回去和她合伙做生意。阿英自辞了工作、签证被拒之后，被逼上梁山做起了生意，居然利用她的专业特长发明了一种新的保健药品，十分畅销，几年时间已经积聚了几百万的家产。梦昙有一次在退伍军人俱乐部抡着拖把擦地时看到电视上民族台转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里，阿英作为成功人士接受电视台采访，梦昙那一刻像被击了一闷棍：窝囊啊，一
样的胳膊腿，一样的起跑线，人家事业成功上电视，我一事无成干粗活，哪里有钱带回去做生意哟。澳洲、中国都没有我的位置，都没有。
有一天，大梦昙八岁的堂哥弄了个大木盆领着梦昙在湖边采莲蓬，梦昙问堂哥去过小岛没有，堂哥说没有，她叫他带她坐木盆划过去看看，堂哥害怕木盆翻掉，她嘲笑他胆小，他就赌气带她漂向了小岛。小岛近看一点也不好看，荒凉得很，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好玩的好吃的，最后在岛中央看到了一座荒坟，他们吓得赶紧逃向岸边。隔岸看桃花坞村掩映在云霞般灿烂的桃花丛中，宛若仙境，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村庄原来这样美……
大伟没费太大劲就在华人书店买到了《梁祝》的录音带，臭豆腐却让他犯难，跑了好些家华人杂货店，都没货。有店东建议他到豆制品厂去找找看，给了他几家厂的电话和地址。打了几个电话，回答都说最近没有生产这种品种，最后一家厂一打过去就接到传真机上，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看来只有直接去一趟碰碰运气了。这家厂很远，在帕拉玛塔一带，他一看手表已是下午四点，他先得打听到移民部长的准确回答，才能去落实臭豆腐。
他在街边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直接给移民部长办公室打过去，部长助理说部长刚回来很忙，正在开会，叫他再过半个小时打过去，大伟心里急得窝火，嘴里却不得不客气地说着“Yes”。
只好上路去豆腐厂。刚坐上西线火车不久，手提电话铃响，他拿起电话，那头传来梦昙妈妈带哭腔的声音：大伟啊，梦昙昏迷过去了，你快回来吧。
她上午还好好的，怎麽一下子会昏迷？……什么，回光返照？好，我这就回。
大伟收了线，才想起自己是在直通快车上，下不去，只能坐到帕拉玛塔站再说了。一帮放了学的中学生在车厢里又唱又笑，都是一副不知愁的样子。大伟想，人生正好象坐公交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坐得短，有人坐得长，有人坐得舒舒服服，有人挤得闹闹嚷嚷，若是碰上车祸，大家一起遭殃。
在快到目的站的时候，他与移民部长助理通上了话，助理说已经就梦昙的个案请示过部长，部长说他的特批权并不是无限的，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梦昙的情况不符合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部长深表同情，却爱莫能助，因为这是澳洲，谁也不能违犯法律。大伟听罢，知道继续纠缠也没用，法制是不讲感情的，而梦昙恰恰喜欢的是这个不讲感情的法制国家。
梦昙恍惚看见一条悠长悠长的青石板小巷，一股诱人的香味从小巷的尽头飘来，那里支着一个小挑炉，一个胸前系着蓝布围裙的小贩在炸臭豆腐干，油烟蓝蓝地飘起，隔着蓝烟，可见小贩被烟扭得一抖一抖的手把黑乎乎臭哄哄的臭干子放进锅里。不一会儿，臭干子就起了一层金黄色的皮，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从油里捞起来搁在铁丝架上滤油，干子上的油冒着小泡，兹啦兹啦响。小贩再用火钳把臭干子夹入小磁碟里，淋上红亮红亮的辣椒酱，食客们或坐或站，大快朵颐，吃得淌汗吸气，大声喊过瘾。臭豆腐是与家乡联系在一起的。
梦昙看到自己坐在一个空旷的大教室里美滋滋地嚼着臭豆腐干，耳朵突然被谁揪着，她不得不站起来，扭头见是老师在对着她耳朵大声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读。共产主义是什么，老师？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能够要多少臭豆腐就有多少臭豆腐吗？当然能。梦昙就满怀憧憬地大声念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老师又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生长在社会主义中国是非常幸福的，等你们长大了，要去解放全人类。梦昙问，要打仗吗？老师说，当然，要准备打仗。梦昙觉得自己好幸福，能赶上打仗，就能当英雄。
梦昙看到自己站在少先队的星星火炬旗下宣誓，再然后是站在共青团旗帜下宣誓，她回味起有坚定信仰的幸福感，那时候她觉得自己的理想好远大，她多想有机会能够像董存瑞那样去炸碉堡，像黄继光那样去堵枪眼，像邱少云那样被火烧成焦炭也一动不动。但是她后来又喜欢上了邓丽君，学会了ABC，听到了美国之音，她的理想就像渐渐没电的手电棒，光线越来越暗、越收越近，她渐渐弄懂了一句话：无产者要解放全人类，首先得解放无产者自己。她看到一面澳大利亚国旗遮盖了她头顶上整个的天空，对，旗上那蓝色就是天空，那红色就是太阳，她想举起她的右手来，但是一点劲也没有，举不动。她听到一个深不可测的声音：阿弥陀佛。
火车抵达帕拉玛塔站，大伟想，既然已经到了帕拉玛塔，干脆就买了臭豆腐再回去，满足梦昙最后的心愿。他急匆匆步行到那家豆腐厂时，太阳看上去正落在一株桉树的枝桠间，这树便仿佛是点燃了漫天壮丽晚霞的一把火炬。鸟雀们在枝头跳跃聒噪，宣泄着渺小而又伟大的生命力。
工厂已经下班，一个清瘦的中年华人正在做清洁，见大伟探头东张西望，就问他干什么，大伟说找老板买臭豆腐，那人说自己就是老板，问他要批发几箱，他说只要一两小盒就够了，老板说你有没有搞错，买这麽点儿东西跑这麽远的路。大伟说，我朋友快死了，她很想吃……老板送给他五盒，不肯要钱。大伟感谢再三。手提电话又响了起来，梦昙妈妈说梦昙已经在灌氧气了。大伟调头就朝火车站跑去。
梦昙隐约听到了《梁祝》如泣如诉的旋律，闻到了一阵刺鼻的香味，然后是大伟焦急的呼唤：梦昙，梦昙，你醒醒！她使劲撑开沉重的眼皮，看到大伟模糊的影子在晃动，好像是头朝下，脚朝上。她问，能批吗？批了，你可以在澳洲永居了，大伟呼喊道，《梁祝》和臭豆腐我也给你弄来了。她觉得自己笑了，但谁也没有看到她脸部肌肉的抽动。她艰难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了句，大伟，我爱你！眼泪从眼角里溢出来。大伟的嘴唇贴在了她的嘴唇上，这是他早就想给她却一直未得到她允许的第一个吻当然也是最后一个吻，他的一串滚烫的泪珠落到她脸上。然后她的嘴唇感到碰触到什么东西，辣辣的，哦，是臭豆腐，她想吃，但是怎麽也咬不动。她听到《梁祝》里描绘英台哭坟的凄绝旋律，然后是一声大锣-----闪电劈开了梁山伯的坟墓……她见许多道眩目的光芒从高处投下来，她觉得身子朝光束飘了过去，然后穿过了病房的墙壁。她回头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病床上紧闭双眼，母亲在悲伤地号啕，大伟用手臂抹着眼泪。她就喊他们，他们好像一点也听不见。她越飘越高，越飘越远，像一只蝴蝶，飘向西……
大伟说得不错，梦昙永久地留在了澳大利亚自由的土地上，伴随着她陪葬的是中国的国粹《梁祝》和臭豆腐。
原发表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２日澳洲《东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