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他的作品是什么关系？母子关系？“我”生出了另外一个“我”？作品完成之后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到读者那里去了，和“我”没关系了？都对。那么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好的作品——仅仅是足够好的触及到人类血脉的作品，这关系是作品在被写作过程中不断杀伤作者的关系。

并非在写《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见《中国诗歌》2013年3期）时我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愚钝，我想过很久。1991年底的《重看曹禺话剧》一诗中，我认为曹禺的艺术，是“从我们的血肉中/抓出一把诗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9月版拙著《名城与门》79页）。欣赏的过程尚且如此，创作当甚之。“这艺术何用/令我冥顽而专心，我因为它/而把自己逼上绝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中华诗歌百年精华》528页拙作《向自己倾诉》）。意思是我终于能够说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在人生到了濒临“绝路”的时候。面对文森特梵高，1991年8月在《仓皇的向日葵》（见《十月》杂志1995年3期，台湾诗之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日内瓦的太阳》34页）中我写道，“我的疼痛无边涌荡/天才是人类的疾病”。有艺术才能的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抵达对同类的痛苦与欢乐的感受极限并能够以人们熟知的手段加以表现，假如不意间突破了这极限，就只有疯掉。我至今还能清楚回忆起当时写这首诗时内火攻心、气血逼喉的情景。梵高在法国阿尔作画时想必有过之无不及。同样地，《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如此，写了《1984年》的奥威尔如此。歌德写《浮士德》被它折磨了六十年，陈忠实被《白鹿原》淘空了身子，再也不写大篇幅的作品，曹雪芹和《红楼梦》同时害着一场大病，结果《红楼梦》胜出——它还没被写完，作者就被熬死了。小说由高鹗续写，曹雪芹却无法活转来。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用真正的行为艺术书写了他们前无古人的绝版爱情，浪漫主义诗人海子从诗歌的幽径“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山海关引颈自杀。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是命运，“它的大小就是我们的大小”（见《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章节M“掀开命运的纸牌”）。有的作家被击伤，侥幸有命，比如《废都》之后的贾平凹、《檀香刑》之后的莫言。不是说他们的精神自我修复能力超强，而是这些作品还不是可以用来兑换自己生命的作品，这些还不是从他们的骨髓中提炼出来的就他而言最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在期待中在不可知中。我们看到整部文学史、艺术史，就是作家、艺术家们的殒命史。

几乎所有触及读者心灵最深处，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本质存在的作品，对于创作这作品的的人都有一定杀伤力。作者释放，消耗，疲惫，喋血，虚脱，大脑被洗劫一空，智力下降，精神失重，不清楚自己还有没有力气有没有价值。若要写下一部书，需要从头做起——知识与经验积累、智力水平、技艺，高手被自己陌生化了，似乎自己的生命归零了。为什么？

这些作品开启了一个秘密通道，让人窥见了生存的一些幽奥。这幽奥是常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患有白内障的肉眼看不到的。这幽奥近乎天机，中国古人云：“天机不可泄露。”看见那真理强光的眼睛一定会受伤。“天妒英才”，不是妒，人力所及的一切都不值得嫉妒，上帝在不经意之间、不曾发力就挫败了他。上帝也许是个巨大的黑洞，你和他接通，获得能量的同时你的能量也被吸摄走了。我一直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艺术家比科学家更容易冒犯上帝。在上帝巨大的尺幅中，科学家认知的刻度很具体，上帝看得很清楚。艺术家痛苦、纠结，头顶一团火光或雾气，上帝有时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看来人类的愚蠢不是那么单纯——使他有点烦，最终要让人间的“艺术家”付出代价。释迦牟尼成佛，以遮蔽净饭王王子为代价，上帝造人，他没死，竟也只能以牺牲自己的儿子来让人读懂自己浩瀚的内心，难道人间的艺术家可以轻轻松松分泌作品，他难道在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过程中比神祗更有优先权吗？

也许以上都是妄念，妄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在思考关于上帝的事情，像一群蚂蚁谈论河外星系。但思考人间的事情，上帝就不一定发笑了。若是连人间自己的事情都不肯思考，岂不是懒惰到无法原谅？于是乎科学家艺术家殚精竭虑，纷纷然展现自己的聪明，或欣欣然、戚戚然探讨生存问题，描述世相，表达自己的痛苦、快乐的情感。科学家、艺术家产生了。

在这儿我应该试举《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的写作为例。显然，它不是一部带有神性的作品，而是人间烟火气很浓的作品。是要解决“当今之世，诗人何为”的问题。我们知道，诗歌不是常常作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的，屈原的《天问》也只提出疑问。“小诗人之歌”仰望天庭，俯瞰大地，四顾茫茫，试图像自己希望的那样生活、写作。“纵使天才创造出崭新的文体/所有锦绣文章也只能是病句”（《小诗人之歌》章节O“高悬之剑”），他清楚，但毕竟不甘心，他想接近“美轮美奂”——借助建筑学的一个中国词汇——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佳状态，可自己却百病缠身，烦恼无尽，传统文人和现代诗人的毛病他都有。现在，他必须和自己算算账，把自己摊开在太阳下面，看看到底有多少病灶。他需要面对太多的问题：人性的弱点，一叶障目的主观视角，患得患失的价值取向，期望世俗成功的虚荣心，软弱，懒惰，缺乏信仰、担当，随波逐流诸如此类。他与他的诗歌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信仰问题，中西文化传统的借鉴吸收问题，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纷乱世相及其救助的可能性，还有诗人与诗歌的关系，与语言的关系，等等，线索繁多，难以抽丝剥茧。这就是为什么一首仅仅七百多行的诗歌竟耗费了我将近六年时光的原因。我有拿六年生命去和一首诗进行兑换的决心，可既然“所有锦绣文章也只能是病句”，这首诗难道可以有另外一种结局吗？

我想《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的作者起码是诚实的。具体体现在，一，我们处在历史——时间纵轴的一个点上，前贤巍峨，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和他们有关，他们至今没有离开过我们，只要我们想到他们，他们就会出现。他们仍旧会借助我们的大脑思考，借助我们的身体感受，甚至他们的思维与表述，多年前就跑到我们现在的前面去了。《小诗人之歌》不仅从他们的思想中得到营养，接着他们的话往下说，试图提供一个“艺术家当下状态的独特诗歌文本”。在这首诗中，通过引用的方式，前贤们似乎团结了起来，为《小诗人之歌》构成了一个形式上的稳定结构。这些都强化了本诗作者的自信，使他相信这次诗歌之旅是得到了前人的帮助的，此次写作会是一次有益（哪怕是“试错”）的尝试，不会空手而返。同时前贤们在此给作者设置了一个高大的壁垒，逼迫作者与他们“平视着说话”，因为他的志向是“在前贤止步的地方起笔”（见《小诗人之歌》章节C“不是毛笔，也不是鹅毛笔”）。这对任何当代诗人都不是一个很低的要求。从宏观视域观之，诗歌绝非个人能够独立成就，是古往今来的所有人在写着同一部关于人类的作品，所有个人的才华、努力、产品，均不足挂齿。这一点《小诗人之歌》的作者是清楚的，因此他的姿态，或者说在诗中的位置，不在任何一位前贤之下，也不在“街角窃笑的女郎”之上。他在——在现场，他思——前贤之意，他感受——世态、自我，他说出——使所在、所思、所感形成一个话语场；二，为了向前贤表示敬意，向读者表示诚意，《小诗人之歌》所涉及的具体人物、具体事件也几乎都是真实的。就诗歌的一般创作规律而言，除了纪实性较强的史诗、诗报告之外，诗中的人物、事件是否真实并不重要，但《小诗人之歌》有意坚持“真实性原则”，作者的社会职业、家庭与情感生活等等。这些就是构成他的“个人史诗”的基础和要素，对个人真实经历、生活的描述过程中，在“临在”情境中，作者的感情才会更在“状态”。这真实使得诗人不向任何社会力量与任何个人低头，迎风流泪不以为羞。那些“三缄其口”的谨慎、“谦谦君子”的文雅、虚幻的荣誉追求，统统不在话下。不给所有人（包括自己）留下情面，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毁誉由人；三，诗歌语言的混成状态。《小诗人之歌》中有文言文（主要见诸引文部分），有书面语，口语。诗歌好与不好，和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关系并不直接，必须依据诗歌本身的需要。就《小诗人之歌》而言，它需要一个消化能力比较强的胃。我们面对的是以往人类的全部精神成果，是当今混乱不堪的世界与中国口水横流的现实的全部以及诗人千疮百孔的人生，语义杂陈，语法混乱，它们拥挤在诗人的思维里，发言为诗，不“泥沙俱下”才怪。因之混成状态定是作者遵从“真实”的原则的有意为之，包括时而爆出粗口——回送必须爆粗口的事物的恰如其分的言辞表达。

我很服膺单占生先生在《陆健诗歌的心路历程》一文中对我本人创作的时期划分，我甚至愿意将《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之前的所有写作都看作“实习阶段”。单占生说，在此之前，“陆健对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认识还是分离的，人就是人，世界就是世界。而到了《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在诗人和这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面前，人与这个世界就再也不能分开了，人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尽管不少批评家对陆健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名城与门》、《日内瓦的太阳》，本世纪初的《温暖》等诗集曾给与相当的认可和关注。当然，即使对《小诗人之歌》也有不同看法，比如一位著名刊物的诗歌编辑直言不喜欢，认为它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文本，所有知识分子写作的特征它都有，“现在谁还这么写诗啊？”一位网友认为他宁肯去读口水诗，老妪能诵才是可取的。而我历来对“知识分子写作”这个概念存有疑虑的，认为写作不能过于强调知识和所谓智慧，不能只用脑袋写诗，要有整个身体的体验来参与。同时写作要有难度，规模较大的作品一定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整体设计，形式架构。解构现实现象、近乎口语化的东西我当然也不乏尝试，比如“21世纪的道德已经失去了高山的崔巍/传统像一只旧船，甲板、桨橹破碎/点燃成火，也冷了最后的茶炊/话语权是大众的衣领围圈起来/缝制成的频频更换的漱口杯/离岸已远，往事难追/咱们的幸福生活，就这样被拖下水//你白我也白，你黑咱也黑，谁都别说谁/你拉我就推，你填咱就堆，谁都别怪谁/曰官、曰民、曰匪，指的是旧社会/上帝堕落，法律犯罪，是后现代审美/花拳绣腿，不赚不赔，惭愧惭愧/咱们的幸福生活，就是我把你拖下水/你把我拖下水，咱们把大家/大家把咱们全都拖下水”（拙作《咱们的幸福生活》见2005年12期《星星》诗刊）。于此可见，我就是我，不愿去“作谁”、“像谁”。这就是历次诗歌思潮、流派都与我无关的原因吧？希姆博尔斯卡说，假如写诗是无聊的话，那么，“写诗的无聊和不写诗的无聊比较起来，我还是愿意选择前者”。生存是痛苦的，写诗的痛苦和不写诗的痛苦比较起来，我也选择前者。我是诗歌的一个学徒，甘心情愿接受它的击打。我的理想是以有生之年“与微不足道的诗句交换手稿”（见《小诗人之歌》章节z“夜间的颂祷”），被时光之手轻轻拿起轻轻放下。“这世上只有诗篇，没有诗人” （见《小诗人之歌》章节w“我曾想，但没做到，我仍在想”）。我们的所谓“才华”，没那么重要。其实我们有没有才华还不一定呢。

2013年4月1日，北京

此文见《诗歌月刊》2013年8期；见陆健诗集《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明天出版社2013年12月版P156—162；见《诗篇，向经典致敬》邹建军、熊国华等著，线装书局2014年4月版P7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