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诗人有多大价值？一个人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固然与每个个体的潜能与禀赋紧密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能立得住、传得远、留得下、即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一句话，一个诗人要独立自主，卓然自成风貌，只有靠作品说话，并让作品成为一种永久的生命存在而风行于世。说时容易做时难。这里牵涉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如何理解创作的生命价值，一个是如何自觉地进行精神转型。唯其如此，才能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写作本身是一种生命性行为。唯有相信诗歌具有价值，才能确立诗歌的价值取向。首先，诗歌是一种生命的外化。作为一种个体性活动，诗歌写作常常发生在生命力极为充沛的时候。所谓“不平则鸣”、所谓“愤怒出诗人”、所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无不表明写作是生命力受到阻碍后的一种暴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以生命为核心内容的表达方式。诗人作家把这种来自于自身的、源自于内心的东西外化为艺术形象，通过语言文字的巧妙组合凝聚为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得以表现，内心获得安抚。诗人还可以从外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从而获得表达的快感，产生卡塔西斯效应。其次，写作可以成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写作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持存，更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是精神的必需，是生命的需求。再者，写作可以提升和完美生命。在写作过程中，诗人思考、体验、感受、塑造、表达生命，深化对于生命的认识，创造出有生命的、有感染力的另一个“我”，而且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升华，进一步激发生命力，丰富生命内涵。

诚然，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性，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进行创作，都能写出有价值的优秀作品。针对目前诗坛的现状，面对当下铺天盖地，如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的诗歌，之所以令人不敢恭维，究其原因，除了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外，关键是难见境界，难见“眼界始大，感慨邃深”①的诗歌格局和气象。因而，诗歌写作要走出困境，又牵涉到一个精神转向的问题。

二

时代在流变，岁月在流转。一切的变化是绝对，不变是相对的。一部《易经》，就是“变”经。特别是进入自媒体时代，在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整个世界变得太快了。置身其中，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变化或转型。处于动态的社会文化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产生变化。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一个诗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写作面临困窘，无法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诗歌抱负来表达生命的诉求，传达灵魂的声音。其表征是精神上遭遇到难题，即难以突破自己，难以让写作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说明我们有必要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寻找出路。比如，感官视野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或打开？内在的精神建构是否需要转型或者扩展？这些对唤醒激发自我诗歌世界的生机盎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是的话，除了要学会进入“有难度”的写作状态外，关键的是如何实现诗歌的精神流转。如果每个诗人都意识到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也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囿，那么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怎样不断去寻找更加理想的新路向。

其一，重新思考并确立属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举凡有出色见地者，方有超凡之学问；有超凡之学问者，方有超凡之品格；有超凡之品格者，方有盖世之文章。审视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和成长轨迹，有人认为，要成为大诗人必需具备五大条件：一是天才，二是阅历，三是艺术追求，四是恒久勤奋，五是机遇。可见，艺术主张的重要性如同一部发动机。从群体性即诗潮或流派方面来看，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也好，象征派、意象派、感觉派、立体派也好，还有诸如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等诗歌流派，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主张和追求。从诗人个体而言，人生归根结底是在追求中选择。生或者死，停滞不前或汹涌向前，这是个问题，也是一种选择。人生百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自己能做什么，生命和激情往哪里投注？应确立什么艺术追求和诗学主张？应写什么的题材和作品？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写作？这一切，也都是一种个人性的追求和选择。一旦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艺术追求，写什么，怎么写，这是诗人的自由。选择什么样的诗学观念和追求目标，往往决定了诗人的品位、文品和人格的高下。纯正高雅的选择可以诞生一位高雅纯正的甚至是杰出的诗人。有主张说明有主见，有追求就有创造动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大诗人屈原、杜甫矢志追求的形象写照。从诗歌本体论看来，诗人的艺术主张和诗学观念，在文化视野中则表现为由诗人的主体呈示所带来的异彩纷呈的文化容量。但丁《神曲》以关怀人类命运的精神姿态，表现了在新的交替的时代，人类怎样从迷惘中经历苦难与考验，依靠理想和哲学的导引，抵达至真至善的境界；歌德的《浮士德》作为西方精神历史的巨传，浮士德作为史诗性的巨人，象征着人类精神不断升华、自觉地追求永恒的生命；艾略特的《荒原》则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的幻灭和整个西方文明所处的苦闷与惶惑的境况；金斯堡的《嚎叫》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白了“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和自暴自弃，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诗作……在中国，许多重要的诗人因为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诗学主张和艺术追求，在各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表现了特定时代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志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财富。

其二，寻找适合于自己开垦和播耕的写作根据地。一个诗人，与其忽东忽西、写这写那，不如抓住自己最感兴趣最为熟悉的一方空间去发现诗意，寻找自己的写作资源。一个诗人倘若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根据地，没有精神的来源地，是很难经营出好作品来的。这种具有地方性经验和精神扎根地的诗歌，视角的切入往往是具体而有限的，但只要对接灵魂出口的通道，就能抵达世道人心。能够在写作中自觉地限制自己，又不断扩展自己人生宽广度的诗人作家，所展示的文本世界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其写作意义已远远地超出地方性的概念。因此，伟大的作家常常热衷于写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故乡（或把他乡当故乡）。诚如鲁迅之于水乡小镇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的古老边城，马尔克斯之于拉丁美洲那个泥沼深处的叫马孔多的小地方。而普希金则咏叹：“无论命运会把我们抛向何方/无论幸福把我们向何处指引/我们——还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异乡/对我们来说，母国——只有皇村。”他们笔下的“这一个”地方，无异于整个大千世界的最亮点，这恰恰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选择地或对应点，并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灵魂底部的独特空间里。②他们身上有个共同点，即不断寻找适合于自己开拓耕作的写作据点，忠实地在脚下的那块土地上寻找灵感的源泉。他们善于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透过世道人心，寻找最普遍的意象和材料，然后通过一种非常强大的想象力和特别优雅的语言，调动多样的艺术手法的探索，来构筑一个富有魅力的精神气场，实现对世界和人生中不易察觉的带有本质的既精微又准确的呈示，且对心目中的对象和事物进行重新命名和发现，开掘出蕴含其中的美感、诗意和哲思。

其三，从密室打开门户走向原野写作。优秀的诗人作家，创作视野都是十分开阔的，甚至是一位写作的多面手。或者说，好的诗人作家，他的调色板是缤纷多彩的。既不耽于一味地叙事，亦不耽于一味地揭示问题。因为文学（尤其是诗歌）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人类的心灵跋涉，或者探求人的灵魂中那些无法回避却难以找到答案的困惑或疑难。只有不断追问、思考和探索实践，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评论家谢有顺曾经强烈呼吁：“在今日的文学写作中，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刻度，便显得迫在眉睫。”的确，环顾当下诗歌总感觉到缺少那种属于“灵魂叙事”的诗歌。若无灵魂话语的对接通达，诗人何以传达自我与世界的交流，何以传达人类灵魂与世界的对话，何以感应或通往人类灵魂的深处？遗憾的是，当今文学已步入一种无深度、无高度、无厚度也没有方向感的“扁平时代”，“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韩少功语）③。那些打着“先锋”（其实是伪先锋）旗号四处招摇的所谓诗人，或崇俗、崇私，沉浸于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絮叨日常琐碎俗事，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私语人生，钟意鸡零狗碎，还美其名为“原生态”、“新写实”；或一味沉迷于口语的分行，既失去了语言的诗性智慧，又陷入平庸化、平面化的俗不可耐，根本无法抵达灵魂话语的本体诉求与理想境界。对此，谢有顺专门撰写了《从密室走向旷野的写作》一文，他指出，所谓密室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规约和审问。④这让我想起了诗人庄永庆那首意蕴悠长的力作《一样月光》：

我们离开月光很久了∕有多少年了  月光∕不再照临我们的夜晚

城市不再需要月光∕城市拥有璀璨的灯火和∕斑斓的欲望  城市∕躁动于幻想和梦魇之间∕终日游走在夜与昼的边缘∕而月光太纯粹了  因而∕月光只能望城兴叹

就这样  月光∕渐渐离我们远去∕月光不再覆盖我们的睡眠

而在千里之外∕在荒寂空茫的原野上∕月光澄明如水  温馨若梦∕无边的清辉映照出我们∕走失多年的身影∕照彻我们早已空洞的心灵

天地浑然  柔美的光芒∕召唤那些沉睡已久的情愫∕包容一切  抚慰万物∕于无言中删去大地上多余的细节∕将大美隐入夜的怀中

今夜  在千里之外∕月光飘浮  天堂洞开∕那些曾经美丽的花朵∕瞬间开遍天涯

这里的“月光”，多像诗歌的智光、灵光，又像人性之光，可以照彻人心，可以安顿灵魂，可以令人神思驰越，浮想联翩。这是一种真正从密室走向原野的写作。全诗语言月光般洁净、高雅、舒缓、优美、澄明，这种语言才称得上是灵魂话语，才能抵达人类灵魂的深度与高度，并在内涵上抵达大情怀大境界。如天地浑然中柔美的光芒，足以“召唤那些沉睡已久的情愫”，足以“包容一切 抚慰万物”，然后在无言之中删去大地上多余的细节，“将大美隐入夜的怀中”。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诗人在个人经验之外，还看到有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从而映现出一种别样的美学境界。这得益于作者感官视野与精神视野的双重打开，表征的是诗人灵魂眼界的开放。

三

长期以来，我们被那些类似“模具式”批量生产出来的写作所困挠。在写作上守成有余，探险不足：或过于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或缺乏破旧立新的挑战意识，继续沿袭老套路不断重复自己；或随大流跟风跑，丢掉了自己的潜力和优势；或未能解放自己，在征服、超越甚至裂变中走向自足与自主。这些皆是艺术惰性的因循，惯性式思维的制约，思想的表浅化与语言的平俗化使然。富有清醒意识和艺术自觉的诗人，对一成不变的模式及既有的写作秩序，往往会生发出困顿、焦灼或忧虑。

巡视当下诗歌写作，之所以出现如此境况，以至于诗人的精神向度与诗学追求存在重大的悖谬，究其源在于诗人屈从陈旧，观念滞后，找不到路数打破写作瓶颈。毕加索说：艺术首先是创造的（大意）。既然诗歌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那么就应大胆探险，寻找创造的可能。必要的艺术放肆，必要的想入非非，可能会使那些自律的文本最大限度地敞开。就此而言，我想围绕着新诗的探索性写作提出三点看法。

首先，重视文体意识。好的诗歌与好小说、好散文等文体（style）一样，都有自己的身体语言或言说方式，即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优秀的诗人作家在文体上有自己的觉悟和自觉。鲁迅生前就相当重视文体意识，有“卓越的文体家”之誉。许多优秀的作家之倾心于文体，一如十分欣赏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当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的。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据说“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汉语中也有“文体”这个词，但这里所谓的“文体”并非我们理解中指不同体裁的“文体”。或者说，这里所言的“文体”，其内涵和外延都远大于后者。

可见，文体意识和文体特点是一个作家的重要品格。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重要的是要写出个性和这一文体的新品格来。譬如李白和杜甫，并称为诗仙与诗圣。关于他们的艺术成就，谁高谁低，或是难分伯仲，历来颇多争议。如果说一个代表浪漫诗风，一个代表现实诗风，各有千秋，交相辉映的话；那么，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从文体意识的角度来观照，两者就有明显区别了。

李白堪称天才诗人，其诗的文体意识即话语风格特别强烈明显，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所表达的话语，如同“天语”。一看一读一品，便知这是出自太白之手，那是一般诗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相对而言，杜甫的话语就比较平易，个性色彩相对薄弱，其诗所表达的话语，应属“人语”。即便置身于今天，李白的“天语”也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杜甫的“人语”，相对容易把握和驾驭，稍有语言天分的诗人也能做到。是否可以这样说，李白是可爱多于可信，而杜甫是可信多于可爱。由此可见，诗仙李白本身还是一个天才的文体家。在这方面，两相对比，杜公就逊色不少了。

中国现当代众多的诗人中，真正注重诗歌文体和文辞的诗人屈指可数。严格地讲，只有早期的现代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彭燕郊、蔡其矫，政治抒情诗人如郭小川、贺敬之，台湾及海外诗人如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痖弦、非马、杨牧、彭邦桢，当代诗人如北岛、杨炼、江河、顾城、多多、芒克以及之后的严力、韩东、于坚、海子、周伦佑、西川、孟浪、欧阳江河、臧棣、吉狄马加，女诗人中的郑敏、舒婷、王小妮、翟永明、伊蕾、唐亚平、李轻松、李成恩等少数一些诗人。可以说，多数的诗人（不包括写诗的人。诗人与“写诗的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诗歌文体意识的觉醒还远远不够，甚至没有文体意识，即只会用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写诗。在笔者的期待视野中，诗歌不仅是生存之学，更是灵魂的学问。它应是来自灵魂底部的声音，或是来自思想内部的声音，那往往是天语是神性的声音。一句话，诗是诗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另一种智慧（艺术）形式，是一种灵悟或发现，要展现出作品的情调、韵味、色泽和境界。确切地说，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作者最个人的、最独特的、最意外的发声方式，即灵魂话语的建构方式。因为“诗是美学功能的语言”（雅可布逊语）。只是，由于创作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这跟当下诗人普遍不读哲学有关，而这可能是思想走向贫乏的主要原因），写作情绪流于表象的经验，写作过程成为一种语言的放纵，使得汉语言的审美和诗性价值日渐流失。加之支配诗人写作的仍然是对某种社会公论、流行思潮的附和，导致现在的诗歌普遍失去了与灵魂、与智慧遇合的可能，以至于写作日益走向表浅化而缩减了诗歌的精神空间。可谓量大而质劣，败坏了诗的品味。可见，没有精神的内在性、语言的独特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诗性智慧和野心，没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要想写出与众不同的好诗谈何容易？

其次，勇于标新立异。清代郑板桥有云：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标新立异，就是要特创新意，别出机杼，在写作上尽力显示自心的创造和命意，即不因袭前人，独出心裁，另辟新路。针对目前存在的正儿八经的写作路数，诗歌写作不妨“怪”一点，“野”一点，使之成为一种灵魂的探险之旅。狂野天真与新奇怪诞，看似对艺术的“背离”，实则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艺术大师毕加索的画风亦然。从印象主义到自创的立方主义，从写实主义到古典主义，他的一生就是极力探索的一生，其风格不断改变，却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可以想象，诗歌艺术如果只是钟摆式单纯的重复，写再多也是一种笔墨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浪费。与其如此，不如果敢地向艺术习惯势力展开搏斗，大胆革新。

相信每个诗歌写作者对波德莱尔并不陌生。在写《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散文诗集）这两部杰作时，他曾被斥为“异端邪说”、“不道德”、“可怕”，评价其作品的文章被禁止发表。一时间诗人头上各种帽子满天飞，什么恶魔诗人、尸体诗人、颓废诗人、坟墓诗人不胫而走。怪异和狂野尽管让诗人蒙受不白之冤，但时间是最杰出的评论家，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员。不管是“恶之花”还是“忧郁”，作为“特别不同的玩艺儿”，说怪也怪，见怪不怪。最为可贵的，乃是其艺术独创性的引领潮流。今天，我们眼中的波德莱尔不仅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鼻祖，而且被公认为现代派诗歌的开创者。由此可见，一个诗人要求新求异求变，要在艺术上来一个华丽转身，大胆地“怪”，疯狂地“野”，就有可能为灵魂开拓出一片开阔辽远的诗性空间。那是一种自为生成的独立自足的美学空间，一种人们闻所未闻且见所未见的自在空间，一种别有洞天而又充满活力的自由生命空间。

再者，寻找另类活法。新诗自诞生以来就在被围与突围中曲折行进。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到来，尽管新诗写作已从以往的集体写作进入个人化，从过去的工具化走向本体化。但新诗的发展同样陷入新的困境，低俗化、商业化、功利性的阴影，让当代诗坛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冷遇。于是，在新诗流变中，有人说，诗人之死、文本之死和读者之死构成了新诗流变的多重困境，因此发出重建新诗美学原则和诗学精神的呼声。可见，直面当代诗歌的生存现场，寻找另类“活法”，探索诗歌如何获得生命力的多种可能性，方可为新诗创作带来新的机遇、新的空间、新的气象。

如果说，诗者，言也，寺也，其职责承担着人与神之间的通灵者的角色，其本质是一种灵魂话语；那么，诗歌，则是诗与歌的融合。从这里入手，也许是诗歌写作走出绝境的一条救赎之路。例如，摇滚乐歌手崔健、许巍的作品，便是诗与歌（音乐）的结合。罗大佑、林夕、方文山等作为当代优秀词人，其歌曲中明显保留着诗意的因素。在新的文化空间里，他们的许多歌词取代了诗歌的功能，传达着一种抚慰生命的精神力量。

同样的，诗与绘画、诗与摄影的结合，也非常值得尝试。新诗发轫阶段，诗画合一原则在诗歌写作中曾占据着重要地位。闻一多就是勇于探索的艺术先驱，“他的思索全是图画的塑造的方法，所以他的诗乃是有线条的”（方玮德语）。闻一多倡导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诗学主张提出后，徐志摩、林微因、戴望舒等诗人都较为重视对于诗歌意象的把握，让诗画结合为新诗写作带来新的契机。而题画诗也因为两者的交相互映颇为吸人眼球。

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既能丰富诗歌表现生活的空间，也能驱动诗歌观念的革新及诗体刷新，为诗歌写作带来诸多可能性，譬如，影视、舞蹈、漫画、游戏乃至书法等艺术形式，都能作为诗重获新生的媒介。随着新型数码媒体的发展，摄影诗（文学）曾风靡一时。有些艺术家甚至抛出“诗与数学的统一”概念，企冀能把感性艺术与计算机的科学理性相互动。难怪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每一间教室也应该放一个诗人，一个教室里同时有一个诗人，还有一台电脑，让他们共存。……我们确实非常有必要使两者保持平衡：高技术与高格调。我们的技术变得越技术，我们就越需要诗人。”⑤因为诗歌对科技生态的能动适应往往构成为真与美、理性与直觉的相互呼应。况且，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科技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日趋明显，诗歌对科技生态的能动适应的确值得重视。如果死守固有的诗美原则，不与进步的文化生态链相调适相互动，诗歌可能会丧失必要的文化养料和资源。总之，寻找另类活法，呼唤诗歌对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的能动适应，即呼唤诗人自身的不断变革，并在自觉中进行有效的艺术探索。 

参考文献：

①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见《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页。

②参见庄伟杰：《华文文学书写的维度及诗学探寻》，《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年第4期。

③韩少功：《扁平时代的写作》，《文艺报》2010年1月20日。

④参见谢有顺：《从密室走向旷野的写作》，《文学报》2011年11月24日。

⑤[美]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将进入一个什么时代》，《新华文摘》2003年第10期。

（原载《写作》杂志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