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二哥说，他去过临安舅家了，见到了小舅，依他的观察，怕是日子不多了。我愕然，虽说略知小舅的病情，本该是可以多拖些时日的，怎么会恶化得这么快，要走了呢。我的内心无法平静，大舅、父亲、三伯……这些父辈们相继离去，此刻有种莫名的恐惧、悲凉感隐隐向我袭来，背脊直发凉，甚至有些哆嗦。虽说人已到了中年，要接受、消化这种事实，显然还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又能改变和指望些什么呢？我茫然。

 在我的记忆中，见到小舅是很迟的事了，也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因为去临安外婆家也只是逢年过节的事，那时交通不发达，常绿去临安感觉像现在去北方某个大城市那样的遥远，早上摸黑四五点钟翻岭去上官乘早班车，中途要转车，还要走几十里山路，到外婆家或许已经是傍晚了，所以也不是非得年年都去。我家中排行老小，小时去拜年、做寿什么的，一般由哥或姐他们代劳了。如去，也是跟随母亲，那自然就少了许多与小舅见面的机会。

小舅一生也是命运坎坷，十来岁外公就离世了，还落了一个地主家庭的名号，吃了一些莫名的亏和苦。因为外公曾任民国时期临安县板桥乡的第一任乡长，且做些生意，家中置了不少田地、山林和家当，在当地稍有名望。解放后，外公的“罪责”自然是逃不了的，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撇下了妻子、儿女，“逃离”了这个让他无法左右和无望的世界。可活着呢？好在我的大姨夫是中共地下党员，那时授上级指派，暗里、明里跟随外公左右，知道他的底细和做了些什么。后来自然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中说了不少好话，虽然对这个家庭来说，所谓的“罪孽”减轻了不少，但也是无济于事，整个家庭面临鸡飞蛋打，到达崩溃的边缘。外婆为了让子女们少受些罪和苦，把20岁女儿远嫁给离临安100多里地之外我父亲这个老实贫农；二姨被人领养；小舅从一个乡绅少爷成了村里的看牛娃；外婆与大舅天天上夜校，接受教育和批判。光景在小舅、大舅、小姨的年龄增大，且勤奋劳作中略有好转。可我们家的境况每日愈下，光靠父亲一个劳力，在那个年代要养家里五六口人是多么困难的事。于是，舅舅他们提出，富阳的外甥男女凡在读书之前轮流寄养在他们家里，提供吃穿。平常有多余的粮食，还会抽空带些来。所以，到现在，母亲时常提醒哥、姐们，要记得以前的日子，记得舅舅他们的好。

有一个事母亲经常提起：小舅20多年那年，送二哥回常绿，那时二哥四岁。小舅肩上挑着一担麦，一手拉着二哥到富阳车站转车，小舅让二哥照看担头，安心等着，自己去排队买票。可当买票回来时，四岁的外甥不见了。他当时就懵了，急得当场就抱头大哭，四处呼叫二哥的名字，到处找、到处问。幸好，不一会工夫在一车旁被找着了，此时的二哥已哭成不成个样子，脸上竟是眼泪和鼻涕。小舅用袖管一边拭擦着二哥的脸，一边哭着忏悔刚才的鲁莽，不该留着二哥一个人顾自去买票，宁可丢了粮食，不该差点丢了人。到了常绿，小舅把经过讲给了母亲听，此时的他仍心有余悸，如果酿成了大错，该会是怎样一种局面。一旁的母亲和父亲听得甚为感动，感激弟弟的那份体贴和善良。成家后，我们去舅家拜家，席间时常会提起往事，小舅舅只是呵呵地笑着，咪一口他心爱的高梁酒。

 小舅是个性情乐观的人，在乡政府食堂烧饭抽空时间，咪一口烧酒，吹一段梅花，这两样似乎他一生的挚爱。所以乡里哪家红白喜事，都是热情的组织者、参与者，酒肉朋友众多。大舅在世时，时常告诫我这个小舅，尽量少喝些酒，不要不分昼夜参与一些无聊的事，对身体没有好处。我想最致命的打击或许是六七年前表姐得了暴发性肝炎，无治，过早离世，这对小舅的打击最大。于是，他更沉湎于酒精，麻木自己，以对抗上天对他的不公。

今年正月初四那天，我与二哥来到小舅的病床前，他竭力用微弱的声音叫唤着我与哥的名字，神志还灵清的很。我们在他身边轻轻坐下。此时他已不能进食，连水都进不了口，要呕。曾经魁梧的小舅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眼窝已深陷，颧骨凸出，四肢已扁平。我看着他那痛苦的神情，不禁黯然泪下。

入殓那天，八十多岁的母亲抚摸着小舅的额头，呼喊着小舅的乳名，小毛，小毛……那一声一声的呼唤如同一把把利剑，穿透了我的心，顿时，心碎了。

亲爱的勤根小舅，您安息吧。天堂或许是人生终点最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