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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呼” 这 事
作者:张镭  发布日期:2017-10-27 11:01:56  浏览次数: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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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本是很简单的事,可在中国,它却极为复杂。

官场上的事,即官场上的称呼,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喊的是职务或者官衔。比如某书记、某市长、某局长、某主任、某主席等。

叫职务可不可以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可以归可以,也绝不是不讲时间和地点。比如,上班时,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喊他主任、局长是合适的,但下了班之后,即使是主任、局长的部下,也不应再称其职务,而应以先生或中国式的称呼——同志,为好。但现在呢?不管上下班,也不论在何处,哪怕是国外,官员们之间的称呼也不忘其职务、官衔。

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职务只限于本地、本部门,为何到了外地、外单位,还要人家称自己的职务呢?人家可不归你领导啊!此时,叫一声先生,或同志,多好呢!

更不能理解的是,官员退下来之后,人们依然叫他退之前的职务。有人告诉我,说如果不叫他职务而喊他某老,他会很不高兴,甚至骂你是势利小人。

 

称呼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真就那么很尊重呢?说出来他们可能不信,至少也大吃一惊!他们之间并不尊重,换言之,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尊重,只是一种习惯使然。常常是,或者正常的情况是:当着你的面很亲切地叫你一声职务,而当你不在场时,请记住: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叫你的职务,而是直呼其名。

不要小看了这称呼。中国官场上的称呼现象,所反映出的问题远不止于这些。

首先是中国的官员太把官职当回事了,这非常可怕。当下官场所出现和发生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官员的这种对官场、对官衔的太过热衷,甚至肆无忌惮。

而当面称官衔、背后呼其名的现象,则说明中国人,不只平民百姓对他人不懂得尊敬,即使官员也一个德性。

今年2月22日,《学习时报》刊文提出:让久违的“同志”回到同志们中来。文章说:

时代发展到今天,无论社会上还是党内,都很少听到“同志”这个称呼了,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以职务、官衔相称,党内同志式的关系出现种种异化现象。

“同志”意味着志向相同。然而,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法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少人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日益物质化,人际关系更多的变成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更有甚者,市场法则渗入党内生活,党内关系的衡量标准也更多的用物质化指标,看金钱、看待遇、看享受,奉献的东西少了,精神的东西少了。一些本由政治信仰联结的同志,逐渐演化为带有宗派性质的组织,或结成实现小团体目标的利益同盟,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是非常危险的。

“同志”意味着地位相等。所有党员,上至党的总书记,下至最普通的党员,都是党内普通一员,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应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这种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意味着党员干部必须自觉接受一般党员的监督,也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时下许多人对以官衔相称已习以为常,下级喊得自然、顺溜,上级听得亲切、得意,有时甚至为怎么称呼领导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称呼本无所谓,但如果官职遮住了官员的眼光,就会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作谋私的工具,视作光宗耀祖的官阶。官职发酵之日,往往就是“同志”观念淡化之时。

透过此文,我领会作者深切的担忧。目下的现实也正如作者所担忧的那般,让人心痛。难道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之所以不再以“同志”相称,真的因为他们早已“志向不相同了,地位不相等了”吗?这篇文章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也持如此的认同。

也许有人以为,你把如此简单的称呼问题上升至这样的高度,未免过于玄虚了吧?如果真有人提这样的问题,我估摸十之八九是执政党内的人。这些人因为高高在上,成日耽溺于自己志得意满的世界,不思考执政党的前途也是可以想见得出的。但我想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提请执政党注意:这些人固然不至于能断送执政党的前途,但他们也绝不能为执政党的未来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官员,实在是多而又多啊!

也许旁观者清是有道理的。执政党应多听听旁观者言,即便言得很重,也不要紧。人与人之间尚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执政党难道会没有这样的胸襟?

但凡事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难。就说这称呼问题吧,执政党能力天大,恐怕也纠正不了上上下下这种对官衔的大呼小叫!只是这么一来,也许“国外敌对势力”们又会说话了:你们连这点芝麻小事都下不了决心解决掉,那贪污腐败的大顽症又何以整治?

 

《学习时报》这篇文章有一段话说得真好——

如果连党内成员之间都不能做到平等,那还会与人民群众之间做到平等吗?没有内心深处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党内和谐。而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这段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以致于让我反复咀嚼,深深体味作者对平等、对民主,对和谐,乃至党的生命的悠长思虑。

正如作者所担心和忧虑的那样,如果官员与官员之间都深感不平等,那么当他在人民面前端出架子时,我们只能说这是他在转嫁他的内心之痛。在上级面前他老做小,老挨熊,老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老忍气吞声,长此以往,他的心不仅痛着只怕也要扭曲了。怎么办呢?无外乎向老婆孩子撒气,向部下撒气,向普通的老百姓撒气。

这样的不平等,不止造成了不和谐,也使所谓的民主成了摆设。而一个既不平等,也不民主,更没有和谐的官场必将殃及整个社会。所以,我们的社会现在极力提倡和谐,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当提倡某种东西的时候,说明这种东西的稀缺已造成严重后果。只是,提倡了之后是否就能很快弥补,似乎这还是一个问题,一个不能轻易得到答案的问题。稀缺了就赶快补,这合符事物的发展规律。但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严重地缺失了某种东西之后再去补救,是否有这个可能,抑或究竟救得了还是救不了,真是难说得很了。

 

事实上,称呼问题关乎中国人的整体素质问题。

本人时常被这个问题苦恼着。

“张镭,你家里没人,邮件还要不要?”——这是快递公司的。电话一通,你会被一个陌生的、粗鲁的直呼其名,先是吓了一跳,其次,当然是很反感这种服务的低水平。

“咳咳咳,说你呢,一边站队去。”——随处不在的保安会这么吆喝你。

一个人只要出了家门,马路上、办事的窗口,你所遭遇的,全是粗鲁的、生硬的、毫无人情气味的、毫无文明礼貌的吆喝、斥责声。我活在这个国度四十几年了,也未曾听到有人以一声“先生”来跟我说话,给我办事。

上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这群懵懂的孩子,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人勤劳善良,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文明礼貌。可就目下来看,我怎么也不相信老师的话。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有历史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并地具有了文明与文化,道德与修养,我则没有研究,似乎也不具有这个能力,因此,本文不作回答。但质疑这个问题的本身,似也表达了我的某种诉求,某种心声。

如果有人愣要较这个劲,说历史等同于文明、文化,也等同于国民的素质,那么,美国的、新加坡的历史都很短,他们的国民素质(单说这一项)和我们比一比,勿须我说任何一个字,较劲的人也当知道谁比谁更好。

其实,相对于官场上的官衔呼叫、社会里的“咳咳”之声,我更怀念并认同乡村里的那些称呼。村上的人,大爷大婶表叔表嫂,大哥三弟…何时见着就何时如此热切地毫无做作地叫着。印象里,连我这样的毛头小孩子也未被直呼其名过。长我辈分的,叫我“老侄!”平辈的,则呼我“容哥、容弟,”或者以我在家中的排行称我“老四!”晚辈的,有些人的年纪竟大我许多,却喊我“容叔!”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这种称呼极不适应,母亲说:“你就这么个辈分,由不得你的。”

我的故乡虽已被拆迁拆得七零八落,整个村庄完全性地融入了城市。但偶或地却也可以撞见一两个老乡。有次在路上行走,冷不丁有人高叫了我一声:“老四!”我一回头,见是传柏,他是我的邻居,顿时热切得险些掉泪。真是久别的呼唤啊!这声音久违了。再次听到这声音,内心的感动与温暖无以言表,也是生活于城市的人群难以理解的。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一种声音是最美的,我只承认乡音这一种。

许多人,包括我,无不认为城市是文明的所在。可这么多年以来,我生活其间,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文明。相反,城市的钢筋水泥化一并地把人心也化成了钢筋水泥。残酷的背后,是人心的异化,是人作为高等级生命向低等级生命回落的异化。——我的悲伤,我的失望,我的那些极端思想与行为的产生,到此该为一些朋友理解了吧。《“跳车”》一文发表后,引起朋友们那么大的震惊,出乎我的预料。而正是这样一篇文字,竟也让我识清了一些朋友的面目。中国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其实,我更相信:烈火炼真金,危难识真情。真正的朋友和友谊,是在一个人的危难之中显现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都人心涣散,世情寡薄,我那可怜见的几个朋友中有人冷漠一些,实在不足为奇。

 

是啊,称呼,原本多么简单,又本该是多么温情的对他人的呼唤,竟在我们的国度演化得如此复杂,又如此沉重,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每每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时,我总会说,以我的智商,我想不出好法子。当然,有时我也会说,以我的权力,我解决不了。实际上,这种毫不费力的“开脱”,很容易造成“圆滑”的印象,而我又素来不懂得圆滑,尤其是这些“国是”性的问题,欲圆滑,那便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要有勇气、有胆量破解社会困境,而不是躲进象牙塔玩深沉,玩世故、圆滑。这种人,我是鄙视的。

但称呼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问题,一个非常严重而又严峻的问题),又确乎是我的能力所不及的。但我们必须正视它,必须知道它的危害、危险。尤其是执政党,必须拿出胆魄从上而下来一次彻底性的整治。执政党内的称呼问题解决之时,固然我不期望整个中国都会随之改观,但大抵能够料想,全社会都会在这股清新的风气里反思自我。

中国人若要文明起来,就要从变革我们的教育、教学体制入手。不走这一步,或继续于现有的教育、教学体制,不只一个称呼问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不会随经济上升而同步上升。倘使一个国家成了经济大国,而文明却小得很,那这个国家不仅无法领导世界,甚至连领导自己都会困难。至于要赢得世界的尊重,那就首先要自己先懂得尊重自己,才有可能。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这个称呼问题,首先就是我们自己不懂得尊重自己的问题。

自己倘不能够尊重自己,却指望人家来尊重我们,中国人真是很会开玩笑。

但愿不是画蛇添足,我想指出中国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皇帝们,在今人的嘴巴里再也没有了“吾皇万岁”的山呼声了,有的是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这般的直呼其名。这是进步,我只能这么说。但惟独两个人至今还被我们以官衔相呼,一个叫“秦始皇”,一个叫“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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