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本是很简单的事，可在中国，它却极为复杂。
官场上的事，即官场上的称呼，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喊的是职务或者官衔。比如某书记、某市长、某局长、某主任、某主席等。
叫职务可不可以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可以归可以，也绝不是不讲时间和地点。比如，上班时，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喊他主任、局长是合适的，但下了班之后，即使是主任、局长的部下，也不应再称其职务，而应以先生或中国式的称呼——同志，为好。但现在呢？不管上下班，也不论在何处，哪怕是国外，官员们之间的称呼也不忘其职务、官衔。
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职务只限于本地、本部门，为何到了外地、外单位，还要人家称自己的职务呢？人家可不归你领导啊！此时，叫一声先生，或同志，多好呢！
更不能理解的是，官员退下来之后，人们依然叫他退之前的职务。有人告诉我，说如果不叫他职务而喊他某老，他会很不高兴，甚至骂你是势利小人。
称呼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真就那么很尊重呢？说出来他们可能不信，至少也大吃一惊！他们之间并不尊重，换言之，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尊重，只是一种习惯使然。常常是，或者正常的情况是：当着你的面很亲切地叫你一声职务，而当你不在场时，请记住：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叫你的职务，而是直呼其名。
不要小看了这称呼。中国官场上的称呼现象，所反映出的问题远不止于这些。
首先是中国的官员太把官职当回事了，这非常可怕。当下官场所出现和发生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官员的这种对官场、对官衔的太过热衷，甚至肆无忌惮。
而当面称官衔、背后呼其名的现象，则说明中国人，不只平民百姓对他人不懂得尊敬，即使官员也一个德性。
今年2月22日，《学习时报》刊文提出：让久违的“同志”回到同志们中来。文章说：
时代发展到今天，无论社会上还是党内，都很少听到“同志”这个称呼了，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以职务、官衔相称，党内同志式的关系出现种种异化现象。
“同志”意味着志向相同。然而，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法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少人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日益物质化，人际关系更多的变成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更有甚者，市场法则渗入党内生活，党内关系的衡量标准也更多的用物质化指标，看金钱、看待遇、看享受，奉献的东西少了，精神的东西少了。一些本由政治信仰联结的同志，逐渐演化为带有宗派性质的组织，或结成实现小团体目标的利益同盟，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是非常危险的。
“同志”意味着地位相等。所有党员，上至党的总书记，下至最普通的党员，都是党内普通一员，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应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这种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意味着党员干部必须自觉接受一般党员的监督，也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时下许多人对以官衔相称已习以为常，下级喊得自然、顺溜，上级听得亲切、得意，有时甚至为怎么称呼领导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称呼本无所谓，但如果官职遮住了官员的眼光，就会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作谋私的工具，视作光宗耀祖的官阶。官职发酵之日，往往就是“同志”观念淡化之时。
透过此文，我领会作者深切的担忧。目下的现实也正如作者所担忧的那般，让人心痛。难道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之所以不再以“同志”相称，真的因为他们早已“志向不相同了，地位不相等了”吗？这篇文章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也持如此的认同。
也许有人以为，你把如此简单的称呼问题上升至这样的高度，未免过于玄虚了吧？如果真有人提这样的问题，我估摸十之八九是执政党内的人。这些人因为高高在上，成日耽溺于自己志得意满的世界，不思考执政党的前途也是可以想见得出的。但我想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提请执政党注意：这些人固然不至于能断送执政党的前途，但他们也绝不能为执政党的未来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官员，实在是多而又多啊！
也许旁观者清是有道理的。执政党应多听听旁观者言，即便言得很重，也不要紧。人与人之间尚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执政党难道会没有这样的胸襟？
但凡事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难。就说这称呼问题吧，执政党能力天大，恐怕也纠正不了上上下下这种对官衔的大呼小叫！只是这么一来，也许“国外敌对势力”们又会说话了：你们连这点芝麻小事都下不了决心解决掉，那贪污腐败的大顽症又何以整治？
《学习时报》这篇文章有一段话说得真好——
如果连党内成员之间都不能做到平等，那还会与人民群众之间做到平等吗？没有内心深处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党内和谐。而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这段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以致于让我反复咀嚼，深深体味作者对平等、对民主，对和谐，乃至党的生命的悠长思虑。
正如作者所担心和忧虑的那样，如果官员与官员之间都深感不平等，那么当他在人民面前端出架子时，我们只能说这是他在转嫁他的内心之痛。在上级面前他老做小，老挨熊，老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老忍气吞声，长此以往，他的心不仅痛着只怕也要扭曲了。怎么办呢？无外乎向老婆孩子撒气，向部下撒气，向普通的老百姓撒气。
这样的不平等，不止造成了不和谐，也使所谓的民主成了摆设。而一个既不平等，也不民主，更没有和谐的官场必将殃及整个社会。所以，我们的社会现在极力提倡和谐，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当提倡某种东西的时候，说明这种东西的稀缺已造成严重后果。只是，提倡了之后是否就能很快弥补，似乎这还是一个问题，一个不能轻易得到答案的问题。稀缺了就赶快补，这合符事物的发展规律。但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严重地缺失了某种东西之后再去补救，是否有这个可能，抑或究竟救得了还是救不了，真是难说得很了。
事实上，称呼问题关乎中国人的整体素质问题。
本人时常被这个问题苦恼着。
“张镭，你家里没人，邮件还要不要？”——这是快递公司的。电话一通，你会被一个陌生的、粗鲁的直呼其名，先是吓了一跳，其次，当然是很反感这种服务的低水平。
“咳咳咳，说你呢，一边站队去。”——随处不在的保安会这么吆喝你。
一个人只要出了家门，马路上、办事的窗口，你所遭遇的，全是粗鲁的、生硬的、毫无人情气味的、毫无文明礼貌的吆喝、斥责声。我活在这个国度四十几年了，也未曾听到有人以一声“先生”来跟我说话，给我办事。
上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这群懵懂的孩子，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人勤劳善良，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文明礼貌。可就目下来看，我怎么也不相信老师的话。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有历史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并地具有了文明与文化，道德与修养，我则没有研究，似乎也不具有这个能力，因此，本文不作回答。但质疑这个问题的本身，似也表达了我的某种诉求，某种心声。
如果有人愣要较这个劲，说历史等同于文明、文化，也等同于国民的素质，那么，美国的、新加坡的历史都很短，他们的国民素质（单说这一项）和我们比一比，勿须我说任何一个字，较劲的人也当知道谁比谁更好。
其实，相对于官场上的官衔呼叫、社会里的“咳咳”之声，我更怀念并认同乡村里的那些称呼。村上的人，大爷大婶表叔表嫂，大哥三弟…何时见着就何时如此热切地毫无做作地叫着。印象里，连我这样的毛头小孩子也未被直呼其名过。长我辈分的，叫我“老侄！”平辈的，则呼我“容哥、容弟，”或者以我在家中的排行称我“老四！”晚辈的，有些人的年纪竟大我许多，却喊我“容叔！”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这种称呼极不适应，母亲说：“你就这么个辈分，由不得你的。”
我的故乡虽已被拆迁拆得七零八落，整个村庄完全性地融入了城市。但偶或地却也可以撞见一两个老乡。有次在路上行走，冷不丁有人高叫了我一声：“老四！”我一回头，见是传柏，他是我的邻居，顿时热切得险些掉泪。真是久别的呼唤啊！这声音久违了。再次听到这声音，内心的感动与温暖无以言表，也是生活于城市的人群难以理解的。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一种声音是最美的，我只承认乡音这一种。
许多人，包括我，无不认为城市是文明的所在。可这么多年以来，我生活其间，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文明。相反，城市的钢筋水泥化一并地把人心也化成了钢筋水泥。残酷的背后，是人心的异化，是人作为高等级生命向低等级生命回落的异化。——我的悲伤，我的失望，我的那些极端思想与行为的产生，到此该为一些朋友理解了吧。《“跳车”》一文发表后，引起朋友们那么大的震惊，出乎我的预料。而正是这样一篇文字，竟也让我识清了一些朋友的面目。中国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其实，我更相信：烈火炼真金，危难识真情。真正的朋友和友谊，是在一个人的危难之中显现的。
实际上，整个社会都人心涣散，世情寡薄，我那可怜见的几个朋友中有人冷漠一些，实在不足为奇。
是啊，称呼，原本多么简单，又本该是多么温情的对他人的呼唤，竟在我们的国度演化得如此复杂，又如此沉重，真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每每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时，我总会说，以我的智商，我想不出好法子。当然，有时我也会说，以我的权力，我解决不了。实际上，这种毫不费力的“开脱”，很容易造成“圆滑”的印象，而我又素来不懂得圆滑，尤其是这些“国是”性的问题，欲圆滑，那便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要有勇气、有胆量破解社会困境，而不是躲进象牙塔玩深沉，玩世故、圆滑。这种人，我是鄙视的。
但称呼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问题，一个非常严重而又严峻的问题），又确乎是我的能力所不及的。但我们必须正视它，必须知道它的危害、危险。尤其是执政党，必须拿出胆魄从上而下来一次彻底性的整治。执政党内的称呼问题解决之时，固然我不期望整个中国都会随之改观，但大抵能够料想，全社会都会在这股清新的风气里反思自我。
中国人若要文明起来，就要从变革我们的教育、教学体制入手。不走这一步，或继续于现有的教育、教学体制，不只一个称呼问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不会随经济上升而同步上升。倘使一个国家成了经济大国，而文明却小得很，那这个国家不仅无法领导世界，甚至连领导自己都会困难。至于要赢得世界的尊重，那就首先要自己先懂得尊重自己，才有可能。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这个称呼问题，首先就是我们自己不懂得尊重自己的问题。
自己倘不能够尊重自己，却指望人家来尊重我们，中国人真是很会开玩笑。
但愿不是画蛇添足，我想指出中国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皇帝们，在今人的嘴巴里再也没有了“吾皇万岁”的山呼声了，有的是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这般的直呼其名。这是进步，我只能这么说。但惟独两个人至今还被我们以官衔相呼，一个叫“秦始皇”，一个叫“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