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单位安排的慰问后，我自己安排了一个“慰问”——我安排“慰问”的这户人家，不是困难户，是个“伤心户”。--也许称“慰问”不妥，所以加上了引号。

“伤心户”是我五年前认识的。五年来，我每年都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他们夫妇一次。

五年了，我一直想写写他，可每次他都是摇头。这次，他同意了，但前提是：不能写他的姓名。

我说：“那就称你K先生吧！”

K先生的眼睛从来不与我的眼睛对视。准确地说，他不让我看他的眼睛。他太太亦然。

K先生家中有四口人。上有两个老人，84岁的父亲和81岁的母亲；下有两个中年人，即54岁的K先生和52岁的K先生的太太。

一般来说，像K先生这样的家庭，应有三代人。所谓上有老，下有小。下有小，不应该是指K先生，而应该是指K先生的孩子。

可是，K先生却没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于10年前，仿佛做梦似的，说没就没了。

K先生没有了孩子后，他就不再说“上有老，下有小”这句话了。

他怕说“下有小”。

他理解的“下有小”，不是指他们，而是指他们的孩子。

没有了孩子之后，他就成了家中的“下有小”。

好多次，我欲言又止--我想问K先生：“没考虑再生一个？”

K先生，聪明人。他不看我的眼，但他看了我的脸，更看了我的心。

“孩子过世五年后，也考虑过，也努力过，但没结果。”

K先生的太太后来告诉我，说：“两个人都是丢了魂的人，哪里还有那可能！”

这次去看望K先生，K先生刚到家，他也是有工作的人。

每次去，都没有过多的话。我发现这个四口之家，几乎没有语言交流。尤其到了节日，笼罩着这四口之家的，只有两个字：悲伤。

每次去，我便默然地陪K先生和他的老父亲各点一支烟，烟雾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后，K先生的父亲会咳嗽几声。K先生便站起来，走到父亲的身后，轻轻地拍拍，依然一言不发。

老父亲把烟掐了，我和K先生也把抽了一半的烟，掐了。

K先生突然去拉他父亲的手。老父亲抬眼望了一望儿子，好像就明白了儿子的意思。K先生把老父亲搀回卧房，又回他自己的卧房，出来时递给我一本日记。“如果你真想写我，写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本日记你带回去看看，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它就像我孩子的命。它现在成了我唯一的孩子。”

日记本很厚，少说也有十几万字。不知为何，我却不敢打开。但我却打开了手机，看k先生这几年所发的短信。

2013年春节，我接到K先生发来的第一条手机短信——

“要命的春节又来了。怎么办？我不知道。失去儿子的第一个春节，父母和我爱人险些都丢了命。第二年，我把父母安顿好，我和爱人一同去了一家寺庙。一听到鞭炮响，我爱人便会哭得死去活来。”

2014年春节，K先生的手机短信是这样的——

“还是不行，还是得走！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我们都活不成。要不是我有老父、老母，我会决绝地离开这个地方。”

2015年，K先生从东北发来一条短信——

“父母放到妹妹家里去了。我和爱人来到了东北。深山老林里，有一家旅馆，除了我们，没有一个住店的。店老板是个极难得的好人，知道了我们的遭际后，把准备好的鞭炮收了起来。”

2016年春节，K先生去了西藏。

“感觉走得越远，心越安静。只要听不到鞭炮响，只要听不见孩子们的欢笑声，我们真想能走多远，便走多远。真希望余生一直在路上。”

“今年还出去吗？”我坐进车里，跟他握手时这样问他。他摇摇头，目光依然不看我，“不去了，不能去了，母亲前些日子摔了一跤，躺在床上，需人照顾。”

从K先生家出来，我径直回了我的办公室。

正是上班时间，我给在计生部门工作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朋友很惊诧：“你怎么关心起失独家庭了？”

不消说，K先生的家庭，正是失独家庭。

“独”，是独生子女，这是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这一政策一推行便是30年。K先生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领取了独生子女证。但K先生哪里想得到，唯一的一个孩子说没就没了。没了，他们这样的家庭，就成了失独家庭。

我问朋友：“国家对失独家庭有什么政策呢？”

朋友说：“有啊！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与必要的帮助。……”

我问：“必要的帮助，指的是哪些方面？”

朋友说：“具体内容没有细化。”

我说：“那不是等于没说吗？”

朋友呵呵一笑。

而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想知道，出台计生政策的是国家，为什么不从国家层面上给予失独家庭以“必要的帮助”？地方政府只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你让他们来给失独家庭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乐意这么干吗？即使乐意，你让他提供什么“必要的帮助”呢？哪些算是必要的？没有明确的细则，你让他们如何执行？

我第一次见到K先生的爱人时，K先生告诉我，不要与她说话，尤其不能安慰她。但当她看见我时，她还是哭了。她不说话，一个劲地哭。K先生也哭了。K的母亲一边哭，一边安慰儿媳妇。K先生的父亲没有哭，他耷拉着脑袋，手里头攥着的拐杖在地面上划来划去。突然，老人哭了起来，声音很大，很响，也很吓人。

K先生的老父亲突然停止了哭泣，他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他对我怒目而视，他把拐杖举起，对着我说：“你们这些搞计划生育的，都会遭天谴的！”K先生赶紧跑过去，对他父亲说：“你说什么话呀！我朋友不是做计划生育工作的。”

老人的气愤依然未消。

K先生对我连连说着对不起，可我觉得该说对不起的，不应该是他。我不能代表党，因为我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也不能代表国家，尽管这个国是我的国，我是这个国的一员。可毕竟我没有资格代表这个国。我不享有制定国策的权利。

失独家庭，为这代人所独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代人的悲剧，是那个国策造成的。不能说，不敢说国策是个坏国策，但对于失独家庭来说，这个国策该算什么样的国策呢？也许，我们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K先生有。可惜，K先生总是隐忍、总是沉默。也许，隐忍和沉默，正是他的答案。

如果计划生育是一个“奇葩”政策，那么，我们多年如一日的春节慰问，则显得不可思议。此话怎讲呢？不妨看看慰问是怎样的慰问法。所谓慰问，就是节日里给那些困难的人送去过节的礼物，让他们不致于过年过节了连一块肉也买不起。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表示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些人。但我的问题是：既然他们是穷人，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解决穷困？难道我们的任务只是在节日时才帮他们一下，平素就没我们的事了？

如果每一年我们都要去慰问那么多贫困户，那是否意味这一级政府没有作为？如果一级政府的治下，贫困户那么多，即使无人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应感到不安吧！可是，你根本看不到不安。你看到的是，电视上有他们的声音与形象，纸媒上有他们的照片和讲话。在他们看来，他们去困难家庭是展示他们的亲民形象的。他们哪里知道，这种形象越多，越显示他们作为不够！

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好比一个儿子苦不上饭给老子吃，只在逢年过节时才给老子送点东西。送就送呗，可你不能对人说：瞧！我有多么孝敬！更不能把这点事让记者跟着拍，跟着写，在电视上播，在媒体上发。因为——

第一，苦不上饭给老子吃，作为儿子，本应羞愧；

第二，逢年过节时给老子送点东西，那是应该的，不值得宣扬。

父母很风光，你怎么折腾都有情可原。父母都活到这份上了，过年时连块肉都买不起，你怎么还敢亮出自己的光辉形象呢？父母活成这样，你那形象光辉得了吗？

所以，我历来不赞同媒体宣传和报道领导慰问穷苦民众的事。这不是报道民众的穷困，这是报道当官的没当好公仆。

每次看见电视上出现这样的镜头，我都惊叹这些当官的人脸皮真厚。这分明是通告天下：我领导下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的穷人，需要我慰问他们，他们才能过好年。

其实，有几个穷人并不可怕，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穷人。问题在于，我们每年都要慰问穷人，而且一年比一年多，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慰问中的不可思议，还有一桩。这一桩是我认识K先生后想到的，也是K先生的老父亲愤怒时表达的：“他不做计划生育工作，他不在政府里工作吗？政府里的人为什么能想到穷困户，就是想不到我们这些家庭？怎么就不来慰问我们？”

是的，我也想问：“为什么不慰问像K先生这样的家庭？”

K先生这样的家庭，叫失独家庭。他们不需要钱，不需要物质，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人，他们是国家政策的牺牲者，他们不能成为英雄，但他们却应该得到国家、政府的关怀与尊重。

他们不应该被遗忘，他们不应该被冷落。他们失去了孩子，他们成了老无所依的人。

基于此，我向党和政府建议，当你们访贫问苦时，别遗忘了K先生，别遗忘了千千万万像K先生一样的失独家庭。他们不贫，但他们苦。

我终于鼓起勇气，打开K先生的日记。这时，从日记本里滑落一张剪报。

剪报空白处写着：2017年1月3日，《参考消息》。是K先生写上去的。

这张剪报是美国沃克斯网站2016年12月29日的一篇报道。原题是：《你可能死于伤心吗？研究称可能》。

文章写道——

托德·费雪说，他母亲伤心而死：84岁的女演员黛比·雷诺兹12月28日因中风在家中去世。

托德对记者说，雷诺兹的女儿、他的姐姐凯丽·费雪12月27日因心脏病去世，这对雷诺兹打击“太大”。

据说雷诺兹这几年一直身体不好。凯丽·费雪上个月接受采访时说，雷诺兹这一年两次中风。

但是，我们仍然禁不住怀疑：人有可能因为伤心的刺激而死亡吗？

单个病例不能作为依据，但大量病例的数据集可以。

事实上，有不少研究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基于欧洲死亡率数据库开展的研究发现，失去亲人会提升死亡率。

研究发现，配偶、手足、子女——以及成年子女的去世，一直都与死亡率上升有关。

一项研究发现，失去10至17岁的孩子会让父母接下来一年的死亡率提高31%。这项发表于《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杂志》月刊的研究称，如果失去三四十岁的孩子，父母接下来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从长远角度看，失孩父母的死亡率要高得多”。

研究人员指出几条更为具体的原因。

首先，失去亲人会让人感到巨大的压力。失去配偶、手足或孩子，人就失去了生活的支撑。

事实上，有一种病就叫“心碎综合征”。发病时，因为压力激增，心脏的左心室突发功能不全。《哈佛大学妇女健康观察》解释说：“具体原因不清楚，但专家认为是压力激素的剧增……将心脏击‘晕’。”这随后导致心肌细胞或冠状动脉细胞（或二者同时）发生变化，使左心室无法有效收缩。

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原因。

…………

这篇报道，多处文字下方被划上了波浪线。其中，标题被框了起来，框外是一连串惊叹号。

不用猜，这是K先生所为。

几乎是下意识地，我翻到了2017年1月3日这天的日记。果然，日记记载了这篇报道。

我是一个伤心的人，我们的家庭则是一个伤心的家庭；自打儿子走了以后。

今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报道，原题是：《你可能死于伤心吗？研究称可能》，中文标题是：《研究称人可能死于伤心》。

我对此文很感兴趣，但我并不认为它有多么新奇。原因就在于，我的体会早于他们的研究。

我现在的病就叫“心碎综合征”。我父亲、母亲，我爱人都是这个病，好不了。

我会死于伤心，我爱人更甚。

儿子，原谅父亲，我还有父母，我不能扔下他们去见你。但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儿子，你是不幸的，但又是幸的。幸的是，我们亲手安葬了你。而我们，我们呢？我们死了，谁来安葬？

我们老无所依！

抄录完这段日记，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屏幕，是K先生的。时间很晚了，K先生会有什么事呢？

“张先生，打搅了，我爱人…她走了…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