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红萝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过年”的时候，村民家就开始杀年猪啦。我村唯一的一个杀猪匠──名叫知儒的表叔，这时候成了最走俏的“刀儿匠”，隔几根田坎就听到他的声音。爷爷接住他插满各式杀猪刀的背兜，请坐递茶，同时安排婆婆烧水。

  婆婆坐在灶门前，一边添柴一边悄悄地落泪。饥年逢天灾，苕叶子、连麸面，碎米细糠一齐咽，又怎么喂得起猪？昨年底，爸爸的一个徒弟来拜年，在途中捡到一只被火药炸死的狐狸，拖到我家来。狐狸肉作了过年菜，狐皮卖给供销社得了五元钱，婆婆将那钱买了一条很小很小的双月猪──它喝着我家八口人的连一点油星也没有的洗碗水，居然长大了。在那样的年月居然能杀一条年猪，不怪婆婆要掉泪。

爷爷和爸爸从猪圈里连拖带拉把猪吆出来，爸爸一手攥住猪耳朵，一手抓住猪尾巴，往街轮石上一坐，猪就顺势乖乖地躺在爸爸的两个膝盖上。知儒表叔拴件长围腰，穿双高统靴，三二步参拢，站在爸爸的右侧，左手捞住猪下颌，右手将尺余长的杀猪刀推进猪咽喉，大声嚎叫的猪抽搐几下，四肢打几个冷踢，死得干净利索。

这时婆婆的抽泣声却越发响亮起来：“要是有吃的，不知要长多大哟。”

知儒表叔把三桶开水二桶冷水倒进一个大黄桶里，兑成“三把水”，开始汤猪刮毛、吊边、翻肠……一半交公社食品站，一半自家吃，那时没有冰箱，我们多是腌起来，柏烟熏干，以作一年之用。

妈妈也早把猪血熬成一锅汤，炒个圆窝儿肉片、一份腰花、外加几个素菜，摆满一桌，把一湾村民的户主，一户一个请在一屋吃庖汤──杀年猪，吃疱汤在山村是一件盛事。一湾或一坡，你吃我家的庖汤，我吃你家的庖汤，把一个丰收的喜悦掰成无数个欢乐共同分享。那种气氛非常活跃、喜兴，它把整个山村人融成了一体，又共有一份真情，一份欢乐，直把腊月乐过，又年复一年。

  如今以吃庖汤的方式庆贺一条猪的收成，也许太幼稚可笑、小题大作啦。譬如说强叔家每年出栏二十余条猪，不定啥时就杀一条，有啥稀罕的？但是，大家不再请吃庖汤，却使我久久不能理解和接受，爸爸安慰我说：“现在都发了，没把那口吃看得那么紧罗。”从他那无所谓的态度和平平淡淡的话语中，我感到了故乡巨大的变化。要不是更多更大的丰收可悦，弥补了渐渐失落的古风，我还真有“世风日下”的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