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塗在牆上的信息
多年來我們的事業和家庭已經佔據了我生命舞臺的中央，但在八十年代早期，社團事務——我生命裏三部曲的第三章——開始要求它公正的位置。在1984年三月，著名的歷史學教授Geoffrey Blainey批評了政府接納亞洲移民的政策。他的言論簡言之就是：儘管他不是種族主義分子，可是人們天性卻是這樣的種族主義；因此，澳洲的移民政策應該以種族選擇為基礎，以避免引起國內種族衝突。不幸的是，抱著反亞情緒的人便以這位教授的評論為根據來鼓吹他們的觀點，在社區裏形成了很大的爭議。雖然Blainey的擔憂後來隨著澳洲成功實現多元文化理想而顯得不是問題，但他至少也應可被認為是真摯和誠懇吧。不幸地，為了要證實自己的觀點，他開始採用了煽動性的語言，比如在他的書《全為澳洲》裏的第七章“鄰居是前綫”裏，他這麽說i]：
“老一代澳洲人到處看到新來者；他們在市場聽到奇怪的語言。他們想知道他們自己熟悉的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了。他們反對那些移民日常生活形式（雖然並非他們的過失），反對他們對待動物的態度，對待小孩子的手段，泊車的方式，在後院做的那些事，還有他們對待地區組織的態度。”
Blainey對“市場裏奇怪的語言”的看法是表現出一種心態：有些人不止對亞洲人有所保留，甚至厭惡任何講其他語言的人，即使只是帶有口音的英語。我記得一次在火車上聼到一則公佈，聲音很好，只是帶著歐洲口音。雖然人人都聼懂公佈裏說的是什麽，車上一些人還是在皺眉頭。一分鐘後，公佈又重複了一遍，這次是純正英國人口音。一個坐在我對面的女士舒展了一下骨骼，然後對旁邊的乘客們笑說：“這遍好多了。”
不是所有的澳洲人，也不是大多數人都有這種態度。我覺得，有些人在成長過程中認定了只有某些特徵才算是澳洲人，他們便不容易接受其他的族類。火車上的經歷讓我確信，如果我們明白不同文化背景其實是澳洲歷史上的一部分，我們便能更樂意地接受這多樣化的環境。我不是唯一有這樣想法的人。在那個時候，“多元文化主義”這個名詞已經很流行了。一些人譴責多元文化這個概念是鼓吹社會分裂，但我認為它只是說出：“我們是一個包含多種文化的大家庭——差異是我們遺產的一部分。”
隨著Blainey言論爭議的升級，許多人站起來捍衛亞洲移民，可是很少有來自亞洲社區的積極反應。可能亞裔人士以爲只要他們保持沉默，這些不良之風很快就會煙消雲散吧。我當時去到悉尼的一些華裔組織向他們游說：促請他們發表回應，但他們都說要保持“非政治性”或說他們的憲章不准他們發表具有“政治性”的聲明。由於得不到任何社團的評論，一個晚上我坐下來，寫出了一些我對Blainey教授事件的想法：
“像大部分住在澳洲的亞裔人士一樣，我一直希望目前的反亞運動可以不用我去抗衡就消解。可是當我看到Blainey教授寫的一篇文章，聲稱澳洲的亞洲人都站在他反對亞洲移民這一邊。我感到最低限度亞洲人應表明他們的立場了……”
還未睡覺我已經寫了1600個字。我的文章反對Blainey教授認爲澳洲有過多亞裔移民的主張，以至他聲稱澳洲移民政策偏袒於亞洲人，及多元文化主義不符合澳洲利益的論點。文章進而提醒這位教授亞裔移民對澳洲作出了的諸多貢獻，以及澳洲和印支難民的特殊關係，後者也是教授的攻擊對象。
“不久之前，澳洲人還與他們（印支人）在自由和民主的名義下作戰。” 我繼續提醒這位教授。我向他呼籲：“在我們亞裔和非亞裔人共同堅守的人類尊嚴的精神下”公開與那些支持他的極端分子劃清界線。我將文章寄給《澳洲人》全國日報，心想這麼長的文章肯定要被編輯忽略吧。讓我驚喜的是，不久我就接到編輯的一個電話：
“李先生？ 我很樂意發表你的文章。你介意我們派人去跟你談談嗎？”
這個“人”是Bob Finlayson，一名攝影師。他在午膳時來到，告訴我說：“我們希望給你拍照，是用於文章裏，不過要離開你的辦公室。”
我跟著他走到了市中心，在那裏拍了幾張照片。第二天我的文章被登出來了，同時登出了我的照片，照片裏看見我呆呆的站在馬丁廣場，背景是幾個挺著啤酒肚，懶散地躺在廣場凳子上的男人。文章標題是：“Francis Lee …什麽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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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十月，第七頻道電視臺把握住這爭議的機會，舉辦了一場電視辯論，邀請了不同的社區團體參加。電視臺邀請我帶同一些華人社區領導人，最終我請得澳華公會主席Gary Leung和前任會長 Stanley Hunt與我一起去。辯論吸引了大批參加者及觀衆，可惜只是以閙劇收場，只見到席上的一些人站起來舞動著拳頭隔座罵戰，取不到合情理的辯論。整個晚上，主持人只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對澳洲人的觀感如何？"我回答：“澳洲人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友善、公正。”
那時父親和母親剛好在澳洲探我們，所以都在我的家裏緊張地坐在電視機前面。
“照相機幾次拍到你，”媽媽很驕傲地告訴我，“我看你初時像很緊張，但當你回答主持人的問題時，你看得很輕鬆了。”
即使對話內容可以逃過她的耳朵，可什麼也逃不過她的眼睛！
隨著移民辯論的持續，醜惡的場面開始出現。有報導亞洲人在街上受人唾駡，街道牆上和公共場合見到種族主義性的塗鴉。一個晚上，我參加了一個當地反種族主義的集會。大約有二十人在場，大部份是年青人，他們都是熱情的志願者，想努力把社會導向符合他們良知的方向。會上有兩位年青的姐妹，她們告訴大家：每個晚上她們帶著油料和油掃，去到街上把種族主義的塗鴉糊掉。六月份，該二十多人成立了“種族平等澳洲人”組織。召集者是 Frances Milne，來自澳洲民族團体協會。我是這個組織的創會會員，接著亦成了該組織的秘書，任職到1987年。另一位年青女子名Jarka Sipka，來自新南威爾士州的民族事務委員會，她成了組織的編輯。多年之後，“種族平等澳洲人”組織工作完滿解散了，我在澳洲工黨預選（即初選——黨内選出為代表黨的候選人）提名的事情上再一次見到Jarka，那時候她是替黨的州秘書John Della Bosca工作，這是後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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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個月來，有人向澳洲這個玫瑰園扔了許多牛糞——我是指種族性的言論…” 到了1984年底，在一個擁擠的聚會上，我向一群華裔背景的專業人士和商家作出以上的比喻——他們都很關心Blainey事件的後果。我繼續說：“長遠的結果將會是正面的，因為我見證玫瑰園裏正在醖釀著一片生機……”
“太對了！”一個人同意：“現在華裔澳洲人應該明白他們需要改變傳統上那種不沾及政治的態度。”
“不只是政治，”另一個加插：“華裔澳洲人應該積極參與主流活動。我們需要加入，更成爲主流群體的一份子。”
“最近在一個自由黨支部的會議上，有人推出一個反亞洲移民的動議，在自由黨内得到幾個層次升級的支持，”房子的一角傳出一個聲音：“如果大量的中國人加入了自由黨，這動議可能已經早被擊敗——請勿誤會，我並不是自由黨員或是想推動它。”
“我屬於自由黨，”一個我在中學時已認識的朋友，Ben，坦率地承認，“我鼓勵大家加入一個黨派——任何黨派都可以！在剛才你說的那個情況下，你會發現當時只要有一個亞洲人坐在那黨支部的會議室裏，那動議根本就不會被提出。”
“我們暫時不需要離開正題，”我要求說，“現在我們應討論華人漠視政治這個問題，加入政黨的時機自然會成熟的。”
“我們需要組成一個樂於談政治的會社，尤其是澳洲的政治，”一名會議籌備小組的成員把這些話題推到了焦點：“現在是時候了！”
更多的討論緊隨其後。在會議結束時大會作出了決定，成立這樣的一個會社。我們給了它名字：“澳華論壇”。這個論壇將會提升華人對政治的興趣，並積極與政治領域建立聯繫；它將會推進多元文化主義和種族間的理解及和諧；它將會推廣其他組織的有意義活動——不管是華人還是非華人的組織；而且它會致力於提高澳洲華人團體的形象。然而，這個論壇將會不偏於任何黨派，亦不會用論壇的名義去鼓吹或支持政治候選人。
很快一個憲章已被草擬好，成立會議在1985年三月六日舉行。首任主席是一名受尊敬的律師李齊平。我接受了宣傳和編輯的角色。論壇開始組織如研討會和演講會等的活動，及邀請政治家對一些衆人關心的話題發表談話。活動結束後通常大家留下參加餐會，以給會員、演講人和政治家等機會互相溝通和瞭解。
不久，其他一些華人會社都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了，有些甚至舉辦類似論壇的活動或者對政治和社區問題作出反應。我們很高興看到這個趨勢，因為它符合了我們的目的，這就是提高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政治參與”這個名詞一時便變得很風行。論壇成員認爲這是一個多方面、多層次的參與：從草根階層關心澳洲的政治進程開始，以至更高層次的政黨活動，甚至有一天鼓勵有質素的華人爭取政壇一席。不過社區的視野很快便轉移到比較輝煌的層次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