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羊的家園
我曾經養過一隻綿羊，那是當我和德弟以及其他兩個男寄宿生住在我新購的一棟舊房子裏時。房子後面有一條長長的草地，為了省囘剪草的工夫，一天早上我去到當地的屠宰場，挑選出萬裏獨一的幸運兒，以重量計買了它回家。由於其渾圓的形狀，我將其命名為“南瓜”，“南瓜”整天都要吃，不停的吃——任何能夠放進他嘴裏的東西：草、葉子、紙張和錯放了的拖鞋。甚至在Sally和我結婚後，它仍在這個後院子裏樂不知命地吃個不停。一天，Sally決定在那裏種一棵柳樹，我們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工夫在小樹周圍豎起木樁及鐵皮籬笆，當晚，我們被一些砰砰的聲音吵醒，類似在馬來西亞時聽到芒果掉落在屋頂上的聲音，只不過這次更有節奏並且持續的時間要短得多，清晨醒來之後發現院子裏碎礫四散，樹則不見了。有時，當我在院子裏工作時，南瓜會悄悄地溜到我後面，低著頭，用它的角撞我一下，我不知道這是善意的玩耍還是在抗議我侵犯它的領土（有時作為對那莫名挑釁的回應我會和它摔跤幾下），但隨後南瓜就會跑來站在我旁邊，看看我在做什麼。他們說羊在未加入群體畜牧之前是相當聰明的，我認為這可是真的。不過，我想投入羊欄也有其一定的優點：欄柵裏的羊不必卓越傑出；它們受到良好的保護，任何冒險闖出欄柵的羊未必幸運有著南瓜般的歸屬，外面是雨和風暴，並且門會從後面迅速關上。
Sally已經在暴風雨中拼搏奮鬦了十多年，我不是說稅務局是一個羊欄——任何工作場所都有從事重
要工作的優秀員工，然而，Sally是離開了一個很穩定，很有保障的崗位去挑戰其他領域，而現實並未饒恕她的破格膽子。羊欄好好的保護著羊群、工會好好的保護著工人、法律保護著消費者、大企業家得到律師和權貴人士的幫助、唯是像Sally般的小生意者卻是沒有很大的保障。很多時候，她小得無以從那些保護小企業的法律受益，例如，在Sally開始了設計和裁剪一套衣服而客戶改變了主意，法律應至少要求客戶不取囘按金吧？然而如果客戶堅持要取囘按金，那麼跟她在店裏吵鬧或者離開店去上消費者法庭爭論都不是值得考慮的選擇。在她經營生意的過程中，她從未請過一天病假，即使她真的生病也要囘到店去——店面就是她一個人，而店後的車工們要等著她的指示；她唯一的假期是在聖誕節和新年之間店鋪關門的兩到三週；平常大部分時間都是早上七點半出門上班，晚上七點左右才回到家；甚至在每日的晚飯後，她仍然得繼續對服裝進行最後修飾直至半夜；週六她回家早一點，但在一些星期天我們還得開車四處跑，為店裏尋找布料和其他所需。我則幫她做一些細枝末節的工作，如記帳、乾洗、通信、帶一些用具去修理等，但為了減輕Sally的工作壓力，我也包攬了許多家務，如購物、做飯、洗衣、甚至是縫補從我襯衫上跑掉了的鈕扣。然而，我的全職工作需要我每週三個晚上要播音，這三個晚上Sally還得安排桌上的飯菜，這樣的生活對家庭肯定造成影響了，特別是我們最小的孩子Kevin。有些人建議Sally要放緩一些啦，也有人說，她是明知故犯，是她選擇这條路的——都不是正確的說法。Sally並不是不想放緩腳步，或是利錢太好而不想放棄，而是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何小生意者都會見證的：生意被租賃合同、存貨、工人工資、和欠她錢的客戶所束縛，不管是否有足夠利潤，如果她不堅持下去，生意都將會垮了。
要工作的優秀員工，然而，Sally是離開了一個很穩定，很有保障的崗位去挑戰其他領域，而現實並未饒恕她的破格膽子。羊欄好好的保護著羊群、工會好好的保護著工人、法律保護著消費者、大企業家得到律師和權貴人士的幫助、唯是像Sally般的小生意者卻是沒有很大的保障。很多時候，她小得無以從那些保護小企業的法律受益，例如，在Sally開始了設計和裁剪一套衣服而客戶改變了主意，法律應至少要求客戶不取囘按金吧？然而如果客戶堅持要取囘按金，那麼跟她在店裏吵鬧或者離開店去上消費者法庭爭論都不是值得考慮的選擇。在她經營生意的過程中，她從未請過一天病假，即使她真的生病也要囘到店去——店面就是她一個人，而店後的車工們要等著她的指示；她唯一的假期是在聖誕節和新年之間店鋪關門的兩到三週；平常大部分時間都是早上七點半出門上班，晚上七點左右才回到家；甚至在每日的晚飯後，她仍然得繼續對服裝進行最後修飾直至半夜；週六她回家早一點，但在一些星期天我們還得開車四處跑，為店裏尋找布料和其他所需。我則幫她做一些細枝末節的工作，如記帳、乾洗、通信、帶一些用具去修理等，但為了減輕Sally的工作壓力，我也包攬了許多家務，如購物、做飯、洗衣、甚至是縫補從我襯衫上跑掉了的鈕扣。然而，我的全職工作需要我每週三個晚上要播音，這三個晚上Sally還得安排桌上的飯菜，這樣的生活對家庭肯定造成影響了，特別是我們最小的孩子Kevin。有些人建議Sally要放緩一些啦，也有人說，她是明知故犯，是她選擇这條路的——都不是正確的說法。Sally並不是不想放緩腳步，或是利錢太好而不想放棄，而是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何小生意者都會見證的：生意被租賃合同、存貨、工人工資、和欠她錢的客戶所束縛，不管是否有足夠利潤，如果她不堅持下去，生意都將會垮了。* * * * *
澳洲的工黨是在1891年的剪羊毛工人罷工行動上產生的，至今仍然大致上保持著最初的理念：就是為工人爭取公正的權益。它以前實質上是工會的政治臂膀，現在仍在許多社會問題上有住強烈的左翼傾向，但事實上，黨内的左右派分綫似乎不太因爲思想的差距而是出於權力的組別。當然有些成員是出於思想信念而加入左或右派，但整體而言（尤其是那些爭奪權勢的人），加入那一派只是基於那一派能為他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近年來右派壯大起來了，主要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為它提供了強大支援，同時也因爲它被視爲可以為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提供更廣闊的平臺和前景。
1994年的新州工黨週年大會在6月11日的週末舉行，黨内的上議院選舉提名就是在那大會裏決定的。大會將臨的幾天，我問Steve Economides怎樣才能使出席的代表們投我一票。
“你在浪費時間啦，Francis，” Steve友善的笑著說，“所有的票都已經被（左右）兩派囊括了，你不屬於任何派別，所以你一票也將得不到！全部參加會議的800名代表拿住選票要投向他們已經被指令要投向的人！”
“但是也許我能説服一兩個代表呢？”我堅持說，“他們都是有理智的人，都是出於真誠的信念而加入工黨的，不是嗎？怎會入黨後便如此樂意被人放進口袋裏？或許到那天有些人會決定運用他們的判斷力…”
Steve不作聲。
“你看，我知道我不是一名代表，”我繼續說，“但是在會議開始前，我可以進去放一些單張在座位上嗎？”
Steve搖著頭，不肯相信般笑著對我說：“我答應你，我會投你一票，但只要我還在黨內就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可以的，如果你一定要的話，你可以在椅子上放單張，我只能說您將會在這經驗上受益。”
開會那天，我早早抵達會場，我印了一千份簡單但全面性的單張，介紹我的資料及我對黨和對國家的期望：“我完全支持澳洲工黨的理想，如平等和社會公義。我相信社會和諧是來自積極促進民眾之間的對話和交往，從而培養互相的接受和尊重...環境是我們的共同目標，可以是團結的力量。” 這單張包含有我的專業背景和我對社區和政黨的參與，並承諾我將在“環境、文化、工程和媒體”四大領域上獻身社會。單張的背後印有我的學業、專業、社區和政黨的記錄，以及我和家人在Townsville渡假時拍的一張照片。我挽著這一大個包裹走進大會大門，很驚奇發現沒有人阻止我，更令我驚奇的是：沒有其他人像我那樣做。
我把單張放在椅子上，以及其他顯眼的和方便取得的地方，那時一些早來的代表已開始到達會場。
“這是什麼？” 一些人出於好奇拿起我的單張問道，我便告訴他們。其他人祝我好運，甚至有幾個人喊叫說，“我會投票給你的，Francis！”
後來，當我在走廊裏遇到反對黨領袖Bob Carr時，他笑著鼓勵我說：“很好，Francis！所有偉大的政治家都經歷過這些苦工。”
當所有都完成後，我告訴Steve我得到的鼓勵。
“你很快就明白了。” Steve笑著說。
前所未有地，這次工黨大會上的上議院預選提名投票演變成一場巨大的派系鬦爭，一些右派分子秘密策劃了一個花招，右派代表拿到的卡上都不是寫著傳統的平分指示，而是很特別的數字拼合，使每名右派候選人取得最低而足夠的64票限額，這個不很光明的調動令右派從左派奪取了兩個位。但人算不如天算：也許這些太微妙的數字遊戲經不起些微的差錯吧，上議院的工黨領袖Michael Egan，一名右派有影響力的成員，從本來的第一位跌落到沒希望取勝的第9或10號位置，那失誤卻使一名右派的華裔候選人——Hatton Kwok領先於Michael Egan， 躍升到一個完全有勝算的7號位置。此外，似乎最終投票總數字比代表人數多出三票，這成爲了後來宣佈此次投票無效的把柄。最終，左派和右派講和，達成了妥協[i]。左派得囘原來的位數，右派重新安排了排名次序。Hatton Kwok被調回一無法取勝的位置：12號。
詫異嗎？驚奇嗎？我沒有在排名的最尾，但在800張代表的投票中，我得到了一票——來自Steve的那票ii]。
有時靜裏我會好奇地想：是不是Steve的臨時倒戈投給我那票導致了這一場閙劇呢？
i] 悉尼晨鋒報 ‘ALP mates: You stab my back and I stab yours’, Sydney Morning Herald, 14 Jun 1994.
[ii] 悉尼晨鋒報 ‘Right’s grip slips after own goal’, Sydney Morning Herald, 18 Jun 1994 (reported on the votes received by each candi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