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但流逝的岁月，未必都会遗忘，比如1978年。

1978年到2018年，4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唤醒我们对1978年记忆的，是国家。国家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40年前。

40年前，我的记忆非常稀薄，只有两个字贫穷。

国家之所以要隆重纪念这40年，意在告诉全世界：经过40的奋斗，中国告别了贫穷，再也不是穷国了，中国人再也不是穷人了。

这40年，我们都是过来人，有话语权。拿宿迁这块地方来说，一直到80年代中期，日子仍没有多大改观。在中国，像宿迁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及至今天，仍有不富裕的地方。所以，要说40年都是富日子，那又说谎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40年值得纪念。在连篇累牍的纪念文字里，我发现说的基本都是这样几件事——这样几件事，可理解为一种比照。前后比照，为的是凸显今天的成就。

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1.8%，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和微不足道的国家。

2018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15.2%。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

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218美元，这个数字代表中国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1978年，中国高楼没有超过200米。

2018年，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楼中有8幢在中国。

1978年，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

2018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达2940万辆。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

2018年，在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私营企业有25家在榜。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演讲。

这样一对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一目了然了。

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倘不纪念一番，真是说不过去。

我是亲历者，成就我亲历了，疼痛我也亲历了。但在纪念的时候，我听见的、看见的都是前者。也许，在成就面前，疼痛算得了什么？任何一项伟业，都要牺牲人，都要有人牺牲。这牺牲不只是生命，还有个人权益。比如计划生育，比如野蛮拆迁，比如农民工，比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等，等等。

在这么喜庆的日子里，没有人会去说这些，说这些多扫兴啊！可我想说。尽管我知道，像我这样说——用笔写出来的说，是很难发布出去的。不让发布，可能是我“不合时宜”。我承认，在当下这个时代里，“不合时宜”的人越来越稀罕了，大家都做“合时宜”的人去了。因为，有人提醒我，说再来一次“文革”，不是不可能。

再来一次“文革”，会怎么样呢？

大家不必惶恐。依我看，再来一次就不会像上一次那么严重了。上一次死了那么多人，打倒了那么多人，这一次，没那么多人死了，也没那么多人可打倒了。因为，大家都学乖了，听话了，懂得生存之道了，都做“合时宜”的人去了。

这是一个歌赞时代，一个只能歌赞的时代。至于有的人硬要批判，或非要讲一点“不合时宜”的话，我要告诉你，不受欢迎哦。

在这40年里，说实话，也说良心话，有30年时间是允许你说，允许你写，允许你“不合时宜”的。我是个写作的人，虽然不以此为生，但也视写作为活下去的唯一支撑。因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我活得下去。

为什么要写作？我所能给出的理由，就是有话要说。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活人也不能给不说话憋死。即使哑巴，他也会啊啊地叫唤几声，或表达他的喜悦，或表达他的不满。

说话就说话呗，干吗总要“不合时宜”呢？

这与我对写作意义的理解有关。

在我看来，写作几乎人人能写，但中国的作家好像都不乐于写当下。据说，写当下，容易惹麻烦（歌赞除外）。所有写作的人都去写永恒的文字去了，都去写能获“诺奖”的文字去了。老百姓死活的事，写作者不认为这是他们的事。谁的事？国家的事，政府的事。

这样的理解，你也不能说全错。但假使国家，假使政府没做到，没做好，那是不是我们就该闭上眼睛，还帮着说瞎话？稍有良知的，瞎话不说，但仍旧闭上眼睛，即便睁着，也保持沉默，或麻木不仁？

鲁迅之所以受民众尊敬和喜欢，就在于他能替民众说话。如果鲁迅的心目中只想着他的文字如何永恒，只想着“诺奖”，他还能受到民众的尊敬和喜欢吗？事实上，正是鲁迅不想着这些，只想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他的文字才真正地永恒。至于“诺奖”，鲁迅还需要他吗？

关于写作，我还认为，中国不缺小说家，中国缺的是为人民写作的作家，写人民疾苦的作家。

中国人民实在是善良的人民，他们的善良接近于达到顺民的水平。他们的苦难，他们的不幸，他们所遭受到的不公正，乃至于冤屈，只能自我消受，至多一家人抱头痛哭。

作为写作者，尤其那些有了一些名气的作家们，固然他们可以将这些写进他们的小说，但我要说，这对民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政府不会去翻看你的小说，然后说：“唉呀，怎么会这样呢？”最有力、也最有效的写作，就是杂文。即便不允许痛快淋漓地写，也能起到刺痛一些人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你能让民众得到一丝儿安慰，看到一线儿希望。

民众是需要希望的，靠着这他们方能活得下去。而那些物质上的巨大成就，究竟有多少是他们的，有多少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他们不知道。

不得不说，这方面的写作者成了稀罕物。究其原因，既有写作者个人问题，也有这个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只不过不说罢了。但我是说的，我一直说，说到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了。即便我这么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地说，我也没做到痛快淋漓，说个天翻地覆，说到我再也不想说了的地步。这只能说明，我说了，但说得不够痛快，说得不够完整，完全没有把我想说的话，完全彻底地说出来。我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不是我不这么说，是他们不让我这么说，不允许我这么说。即使我这么遮遮掩掩地说，偷偷摸摸地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还是不让我说。

不让我写，就是不让我说话。一个社会，若不让人说话了，你会说这个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吗？难道伟大社会的标志，就是不允许人说话？

我视写作为说话，我视说话为权力。嘴长在我这里，我不能让嘴巴成为摆设。如果有来生，我会选择做哑巴。但那样的话，我宁可不要这来生。如果有人要我的嘴巴只吃饭，不说话，我宁可饿死。如果只吃饭，不说话，有人便会给我更好吃的东西，我也不接受。因为，我说话，不只说我一己的话，我还说他人的话，他人想说的话，他人说不了的话，无法说出的话。这些人是我的同胞，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

我的文字若这么写下去，会愈发艰难。这是我的朋友们对我说的。

我的确想到过放弃。因为我深知，以一己的力量改变不了什么。重要的是，的的确确，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放弃写作容易，也简单得很。可问题是，不写作了，是不是就不想说话了呢？就能做个哑巴了呢？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面对弱者所遭致的困苦与不幸，我这颗心是不是就会无动于衷了呢？就能心安理得了呢？我真能做得到吗？

如果能做得到，倒也罢了；如果做不到呢？会不会更难过，难过到活不下去？

我现在就有活不下去的感觉。常常是一觉醒来，万念俱灰。导致我这种心绪的因素，显然比较复杂，但来自于写作上的困惑，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就拿我在新浪的遭遇来说吧，我已到了快要被彻底封杀的地步了。

起初，要我修改。我照着他们莫名其妙的要求修了、改了，总算发上去了。过几天，当我再看自己的文字时，发现有错别字，我便修改，谁知，竟不让改。只好把错别字留着，留在自己的文字之中。读者朋友可能骂我粗心，对文字不尊重，我想借此机会作一申明：这不是我的错。这是他们的错。是他们不敬重文字。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不敬重作者。

在他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写作者，有什么值得敬重的？这种想法，也是这个社会的一种想法。这个社会敬重什么样的人呢？演戏的，有钱的，有权的，有名的。

他们不敬重我的写作，并不影响我的写作，相反，我更加认真地写了，我更加认真地对待文字了，认真到敬重这一高度。

后来，发上去直接就给删了，一点商量都没有。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对一个十分认真的写作者来说，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一篇文字，说没就没了，那种心情谁能理解呢？

更大的不幸还在后头呢？

2019年1月7日，陕西的一个文友发了一条微信给我：“先生！你的许多文章打开时，都出现了这样的字样：对不起，此博文已被加密！是新浪干的，还是你自己加密了？如果你加的密，为什么加那么多？为什么不让读者看？如果你加的密，请先生尽快解密，我们实在想看。”

我立马逐一打开，果然如文友所言，被加密了。很显然，这个密不是我加的，我也不会加。谁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被更多的人看到？我写的又不是什么私情文字，我怎么会加密呢？

绝望！深深的，深到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该去上访（据说这个字跟“上”连在一起，是个敏感词，只好用拼音代替），我该去告状！要知道，近3年来我写作的文字，不到120篇，而此次被加密的文字竟高达107篇。

加密是什么意思呢？加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任何人都看不到你的文字了，你就留着自个儿享用吧！

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是领教了。

我也太小看他们的智慧，低估了他们的智商了。无智慧的只能是我们，智商低的也只能是我们。

上访？上哪访去？

告状？告谁的状？新浪怕你告吗？你告得赢他们吗？

按说，他们的行径跟我们的宪法是抵牾的。但政府作出的决定，谁敢跟它讲宪讲法呢？

这样下去，中国还有什么思想呢？中国人还有什么思想呢？难怪，我们都成了钱多人傻呢！原来如此哦！

但中国是不会没思想的。1978年前，我们有毛泽东思想。2018年，我们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想把下面这个对比，添加进那个财经作家的演讲中去：

1978年，我们没有敏感词，没有加密。

2018年，我们有了敏感词，更有了加密。

这篇文字，能不能面世，要看上帝能不能赏脸了。即便老人家赏这个脸，估计也撑不过一周。一周之后，就不归上帝管了，上帝也管不了了。一周之后，我们就能看见这样一行熟悉的提示了：“对不起，此博文已被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