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喬遷之悲 

這樣的天氣，陽光溫暖而充足，塵埃沐在陽光裡閃著光；馬路對過的日本樓沒拆掉，樓頭陽臺上，一個淺粉色人影在跳著熱烈的迪斯可， 細看，只是一件晾在繩上的淺粉色衣裙，任風擺佈，很像美人紅英愛穿的，有那麼一點點可愛的髒。

我至今還記得多少次我曾站在塵灰四揚的上南路，朝西北眺望。我的目光竭力穿越越江老隧道，沿中山南路轉入中山西路，右拐入西城幹道長安路，過了中山公園，長安路1344號的紅漆剝落大門、照相店門面和那條長而幽暗的擺滿單車的過道都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碎磚爛瓦，荒草蔓蕪，蒼茫的廢墟下坐著一長排人，頸上戴著統一式樣的白圍兜，他們全都面目不清，順服地低著頭，一排推子、剪子在他們頭上飛舞。

大地起初的震盪非常微小，柏油路面裂開了數條蛇形黑縫，我覺得腳下地層深處如同大河那樣波濤劇烈起伏，玫瑰色天際線上出現了兩隻白象，一大一小，緩緩步行，厚厚皮膚上每一條淺粉皺褶如此之優雅，龐大的身軀如此不具侵略性，發動機似的低沉叫聲如此忠誠，告訴我它們從未離開，也從未回顧……

為什麼我養成傍晚站在上南路孤獨眺望的習慣呢，有一段日子，這問題令我常常感到困惑。假如我的祖父還活著，他是不是會面向西南，他那時候已經失明眼睛的瞳孔是不是會出現無數大小一致外觀雷同的六層樓房呢，我這麼問著自己，折磨著自己，卻無法把這些問題麻煩別人；那時候，上海的浦東才剛剛開發，我向西南眺望，在一些整齊複製的高樓中找尋一幢同樣不具任何備個性特徵的高樓，雖然我知道從上南路這裡根本看不見德州新村那幢高層。人的心智若是成熟，就樂意做一些徒勞無用的努力來尋求答案，哪怕找到的只是自我安慰。

長安路1344號，這所私房拆遷導致小爺叔家僅以三口之家就分到了最大的一套房——德州高層帶電梯的兩室一廳，這時小爺叔的兒子還不滿兩歲；而我家四口人被迫接受了六層樓裡最小的兩室戶，我和妹妹均已在讀大學，母親咽不下一口氣，而父親選擇了隱忍，如此委屈的態度與他受盡折騰的大半生保持高度一致，最終成就為鄰里友朋讚譽的豁達美德。妹妹只得睡在陽臺上，陽臺封閉後變成小半個睡房，這一睡就睡到了她出嫁。她嫁得並不如意，至少我母親是這麼看的，她一直在反對，但妹妹去意早決。妹妹那麼急於把自己嫁出去，大概都是陽臺上的床惹的。而這一切的起源當然就是小爺叔喬長春。

當年上南路周邊沒有幾棵樹，樓前小草地光禿禿的，亂扔亂置一些黃葉紙屑，樹木全是不及我身高的苗，唯獨一排排單調的六層新村房子卻是簇新的。80年代末那個冬天是一個拆遷的季節，上海到處在拆，到處在建，到處是搬遷的人家。當搬家卡車經過越江隧道，將不多的幾件老舊傢俱卸在浦東這個專為拆遷安置的新村，儘管新房在三樓，不再有漏雨之危，但廣袤的荒涼和內心深處的積怨還是逼走了我那一點點喬遷的喜悅。

我急於拆箱，東尋西找，父親問我找什麼，我說白象。大象？父親奇怪地看我。我說就是黑眼圈的那只石膏白象，放在五斗櫥上面的。他說沒看到，他從不注意家居細節，母親說看到過，一直放在那裡，積了厚厚的灰，成了黑象。但她也說不上來。他們不理解我為一件擺設遺失生悶氣，我卻無法告訴他們象的來歷。

母親又在新居裡整日絮叨，父親聽煩了，大吼“有本事你去呀”。母親回瞪他，她不敢去找誰，哪怕是拆遷組，她消停了幾小時，掌燈時分，她在餐桌上又說，有本事的人怎麼搞不定你小阿弟呢。父親看她一眼，不再言語。

妹妹起先還哼著歌，但不知何時她靜默下來，突然冒出來一句：喬長春是流氓。

所有人都掉入了沉默的深淵。那天我體會到了喬遷也可以不是喜，而是喬遷之悲。

一條瘦骨嶙峋的野狗在我家樓前晃悠，它像是在尋找食物或是愛情， 但我發現了它暗藏著的刀子似的眼光。它在尋找仇敵，我固執地認定它想念家人，它的家人就是它的敵人。我家最大的仇敵是我的小爺叔喬長春，一個左撇子，喬家只有他是左撇子，祖父在世時候常常歎氣說，好好的右手不用，闖禍胚子！

長安路在上海浦西一度的西部邊陲，是我長大的地方。民風樸實而悍勇，縱橫交錯的小巷裡盤踞著滬上知名的幾個蘇北幫派。從資料上可知，蘇北人初始是搖著小舢板從蘇州河進入上海，在河灣港汊停泊，上岸拾荒、打短工。日子一久，棄船上岸，在亂墳堆裡落腳，去蘇州河沿岸工廠裡謀生。安東安西棚戶區就是那樣慢慢出現，公廁稀少、種滿了桑樹。一般人不會將桑樹（喪樹）種在家裡，但安東安西人不管，他們的後代不少在街頭玩刀子。 一條褲帶似的大弄堂橫穿長安路南北，一個公共廁所像一個皮帶頭佇立在弄堂中間，皮帶頭以東是安東；皮帶頭以西在長寧路北面則是安西。再往西則是中山西路和遼闊的大孚橡膠廠， 再往北就到了發臭的蘇州河， 唯有東面端莊些，一眼望不到頭的漫長鐵路線和一個老舊的西站。 犬牙交錯的棚戶房子密密層層圍繞著長安路，有的巷子窄到只容一人堪堪通過，短到還沒有你伸開兩手間長度。

長安路邊上最高的建築是日本樓，孤島時期日本人修建。那是喬長春長大後第一個要征服的目標。凡是他想要的，他都能做到。 在長安路1344號那幢紅漆大門老宅還存在的年代，喬長春是一個年輕的符號，一個奇跡戰士，雖然奇跡之類語彙不屬於長安路那樣下里巴人的地方，但我這麼說並不過分。 

2 撿回一條命的小爺叔 

父親從上海的師範學校畢業，在鄉下教書一生，終於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個鄉下人。這是這個國家的奇跡，共產黨的驕傲。當他終於從郊縣調回市區，也終於入了黨。他得意地說，想入的時候入不了，現在老了偏偏非入不可。

他當上小學總務主任後，忽然告訴我學校裡有一個小特困生他認出來了，小小年紀戴斜視眼鏡，生就喬家標誌性的國字臉，還是個左撇子，說到左撇子的當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是喬家禍事的兆頭嗎，他說過，祖父在世時也說過。父親說利用職權給那個小特困生減免了學雜費，還申請了特困生補助。

我有點激動：爸，你忘了老房子拆遷時候發生的事？

喬家長安路老屋拆遷已經是十來年前的事了，時間長到連父親的記憶也模糊了。父親的黑框眼鏡上面，白光與陰影之間僵持膠著，我看不見他的眼睛。

他給我泡了一杯茶，用我送給他的法國水果刀削蘋果，削了一半，停下說，你小爺叔境況不好，他下崗在家，得了抑鬱症，天天吃藥。他兒子那麼小，轉學到我校，讀書不好，據說是智力發育障礙。我幫他一把不花什麼力氣，他還提著禮物特地來學校謝我。 他四十多歲的人了，從沒送過我什麼禮物。

說出了這些，父親的坦然態度裡似乎再沒有什麼隱藏了。我對小爺叔喬長春的兒子幾乎沒什麼印象，我努力回想，只記得一個戴斜視矯正眼鏡的小男孩，國字臉還不明顯，但我不記得他是不是左撇子。我再看父親，他彷佛又回到了那個九月初的清晨——陽光透過層層樹葉灑在長安路上，有些晃眼，他扶著鳳凰單車書包架，示意我上車，我又興奮又害怕，我剛用一個暑假學會騎單車， 初中開學第一天我就要自己騎車去上學，父親追在我車後，看我歪歪扭扭地騎著，他的聲音在後面熱風似的追著說，以前你小爺叔也是這樣學會的。風的阻力大了，我撇撇嘴，騎得更快了。

當父親來到人生的夜晚，回憶人和事常常顛三倒四，但其中孤零零的某些細節卻記得非常清晰。當他的體力無法再用單車載人時，他難得地像祖父那樣長歎一聲，他說起單車馱我上學的日子，我坐的位子就是小爺叔以前坐的。長兄如父，他剛工作的時候，小爺叔還在念小學。 父親溫柔地笑著說著，又像是祖母的碎嘴嘮叨樣子，看不見怨恨，也沒有難受，我懷疑他故意遺忘，我始終不能接受他似乎老師把小爺叔當作他的兒子，而不是我。 那時小爺叔與我父親的關係也很親近，他們不常交談，但似乎眼神交流一下就夠了。

遙想當年長安路的夏夜，起風時刻，兩側排滿了竹躺椅，小桌子和板凳，在路燈下打牌下棋的不少，搖蒲扇侃山河的最多，小人們迷戀四國大戰和飛行棋，成人們則熱衷於後來稱為八卦的街談巷議，話題永遠少不了街上最漂亮的姑娘紅英。有那麼一刻，他們張大嘴巴，呆呆望著青工喬長春駕著借來的火紅色幸福摩托車飛駛而過，後座上坐著美人紅英。

祖父在49年前當過國民黨員警，你不妨設想一下他年輕筆直的身形走在長安路上，一邊象員警那樣搜尋小爺叔，一邊詛咒：小赤佬總歸是只左撇子，當初還不如悶死好。

祖父對麼兒長春的寵愛複雜到遠不止於愛與恨。長春還在繈褓裡時，也是冬天， 祖父回家按慣例額先看長春，卻發現愛哭愛鬧的他睡得很死，兩級通紅 嘴唇青紫，可以聞見濃濃的煤氣味，為了取暖祖母總是將煤爐移到室內，祖父嚇得蹦起來，立刻跑去打開門戶。長春被抱到室外，迎上長安路的刺骨寒風，哇地一聲哭出來了。

祖父攥著擀麵杖在天井裡來回轉圈，把祖母罵了個狗血噴頭。

長春撿回了一條命是如此僥倖，似乎註定了他的不平凡，我不知道父親在亦父亦兄的漫長歲月中是不是也嫉妒過小弟長春的好運道。

3 白象

那是夏天的事。天氣異常炎熱。出事的天氣。

一個漂亮姑娘在日本樓陽臺上預備跳樓，她剛跨出一條腿，隔壁陽臺發出了一聲慘叫，一個看熱鬧的男人先掉了下去。樓下和樓上圍觀的群眾爆發出洪水般的喧囂，接著是姑娘撕心裂肺的短促哭喊， 她慌亂，不跳了，照理要跳也該先輪到她，水門汀上一灘盛開的櫻花似的紅紅白白，證明了世事發生通常都不照理。 

我從眾人的腿之間鑽了出去，看見了同學彥子，還有野豬，他們在前面跑，好像什麼地方又有人跳樓一樣，我也跑起來，卻覺得什麼不對頭，接著我慢下來，野豬回頭告訴我那個想跳而沒有跳的女子就是美人紅英。說完朝彥子擠眉弄眼，我很氣惱，因為彥子在笑，他們笑的當然不是我，而是喬長春。長春加入了帶著刀子和三角鐵在街頭遊蕩的那群邊緣人。他們廢掉了這個世界的規則，代之以義氣二字。那種古老的幫會規矩簡單而有效，比這個世界中道貌岸然的法律更誠實，更有溫情。長安路上的居民們與其說對他們漠不關心，倒不如說或多或少默認了他們的存在。在我眼裡，他們從來都不是什麼邊緣人。他們總是處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漩渦中心，代表了一種稀缺的資源。

小爺叔是如何一夜間成長為一個人盡皆知玩刀子的人，恐怕得追溯到我上學前。祖父在油毛氈搭建的灶間顛著大鐵勺炒菜，後院剛摘下的豆莢香味混著薄荷味在他的指縫間繚繞，我可以近距離無顧忌地研究他左上臂的那個鐵錨刺青，以及窗前那一株高大茂盛的桑樹；後院很小，除了桑樹枝葉的沙沙聲，就是院牆後面大孚橡膠廠職工浴室的白色蒸汽。

那一瞬，祖父昏暗的眼睛穿過白汽，穿過漫長的此後30年，直擊小兒子長春的災禍未來。他對推著自行車進入前屋天井的父親說，你做大阿哥的要是管不住，小阿弟遲早闖大禍。

父親放下手裡的黑色人造革包，扶正眼鏡架，一面洗臉，一面默默聆聽祖父說起小爺叔如何如何長期曠課，如何如何不服中學老師管教。

我那時還未入學，一個人穿過天井，到前屋，爬上閣樓。

閣樓天花頂高度剛到我頭頂，成年人站不直。小爺叔此刻象正兒八經的好學生那樣正襟危坐，借著天窗的光線，埋頭臨摹字帖。老實說，他寫毛筆字也就是姿勢好看而已；左撇子執筆的彆扭樣子祖父一直想糾正，但長春還是喜歡用左手，大家也只好由著他。

他隨口問我寫得好不好，我說好。他問為什麼好，我說字很大。

我翻著他桌上那本舊版直排的厚書《三俠五義》，第一次認識了正體字，父親已經教會了我幾百個漢字，全是簡化字，我由此連蒙帶猜一口氣讀下去，進入了五鼠鬧東京的熱鬧中。

他又問書好不好，我說好，他問什麼好，我說字很小。

長春是愛學習的，但不喜歡讀書，他的喜歡很特別，他喜歡除了書以外的許多東西。他遲疑了一下，也許臉色不自然起來，但那時候我還不懂的分辨。他鄭重委託我將一封信送到對面日本樓，別讓老頭子曉得。他總是把祖父叫做老頭子。他看見我的眼睛始終盯著他書架上的一對石膏白象不放，猶豫了一會兒，大方地說送給你可以，但只能給你一隻。

他比我大七八歲，不像叔叔，更像我的大哥；他不喜歡象，他喜歡的是冷冰冰的刀。我知道他的秘密，在他的書桌抽屜和床底下小箱子內收藏了各類奇奇怪怪的小刀，如果心情好，他會拿出來一件件逐一點評，他會遺憾地說裡面沒有日本刀。他的臉在天窗底下會閃著各種形狀尖銳的光。那時候，我覺得喬長春是喬家最有男子漢氣魄的人。

他像一個日本武士那樣從書架拿起一隻左腳在前作勢飛奔的白象，在象眼部位點了兩個墨團，高度僅僅手掌寬的小白象就此睜開了眼睛。但我一點也不喜歡這點睛之筆，黑墨團的眼睛裡滿是驚恐，愉快的象步變作了恐懼的逃跑。這只作為賄賂的白象沒多久失去了我的歡心，很快落滿了灰塵。

斜對門那幢日本樓在當時可是帶抽水馬桶的高級住宅樓，全部深色柚木地板，泛著一層暗啞的光。大白天樓裡也陰沉沉的，灌滿看不見的水，很重很緩地流動。

一扇厚重的深色木門吱嘎打開，一個淺色連衣裙赤腳的女孩好奇地望著我。紅英從小長得伶俐，除了不怎麼愛說話外，人見人愛，眼黑如同黑色算盤珠子，活絡得很，我看見她臉上一塊胎記大小的紫黑色陰影隨著身體擺動緩緩擴大。這也許是錯覺，也許與她父親死在白茅嶺農場的傳說有關，從她身後傳來一陣暗啞的噠噠聲，如同多年不換機油的發動機怠速運轉的那種滯澀感。

你是斜對面喬家的小人？紅英媽甩著一頭捲髮器搖擺著出來，，眼角瞟著我，好像看一條鄰居家養的的好狗，她的聲音很嗲：嗯，長得有點像左撇子長春。蠻等樣的(滬語：端正)。

她要不是燙著一頭大波浪長髮，笑起來眼角呈現放射狀細紋，看上去也就像紅英的姐姐。我敢斷定那老舊發動機的轉聲絕不是她發出的。我留下信什麼也沒說，溜走了。你一定猜到了，我送的不是什麼雞毛信，而是一封出自喬長春毛筆親書的情書。

喬家人心裡多少默認了小弟長春有足夠理由做一個長相帥氣、胡作非為的逆子。父親說花園口決堤那年，同祖父一起逃難跑出來的還有祖父最小的弟弟，忘了叫什麼名字，那小子性子像長春一般野，逃難路太長，一下子跑散了，從此再也沒有找到；逢上三年大饑荒，老家另一個叔伯兄弟從農村大老遠跑來上海，面黃肌瘦，愁眉苦臉的，我祖父勒緊褲腰帶，吩咐祖母送了些錢糧，打發他走，祖父長籲短歎一段日子後，就此再也沒提起過回老家。喬長春長大沒按他的意思參軍，卻迅速崛起為長安路上的磨子（滬語：街頭混混的曆害榜樣）。每當日子艱難時節，祖父忍不住惦念黃河岸邊的老家，那個連我父親也未曾見識過的村莊， 他會說作孽呀，長春的脾氣長相就像他跑散的麼弟，也是左撇子，也一樣無法無天，他跑散了，一定去打天下去了。

在喬家，每一代由色盲母親生下一個左撇子男孩，將是禍事來臨的兆頭。祖母是一個色盲，這事我很晚才得知，我想了許久祖母眼裡的世界缺少了什麼顏色，她為什麼縱容長春與紅英母女的糾纏，也許是因為她看不見的某些顏色才讓她一味容忍小爺叔吧。

4 紅英之死

中山西路、長安路口那時有崗亭，即使不站在高高的崗亭上，只要你站在理髮店和便民飲食店那兩個街角隨意掃視，你也會吃驚于紅文食品商店的生意特別紅火。 大熱天躲在崗亭裡的大塊頭交通警也忍不住放下搪瓷杯裡的冰鎮酸梅湯，頂著烈日，走到十字路口，探視食品店的動靜。

美人紅英打小沒見過她父親，她中學畢業後在紅文食品店當營業員，從她站櫃臺賣水果那天起，食品店變成了伊甸園那樣的所在。絡繹不絕的時髦或正派青年有事沒事，從安東安西各條小巷湧向紅文，陰雨天那些不打傘的時髦青年吹著口哨，聚集在水果攤，空氣裡飄著爛水果的甜膩氣息，年輕的熱情真像費翔後來唱的一把火^[1]，快把紅文食品店一把火燒光了。

小爺叔從中學起追求紅英頗有年頭了。 他工作後，工人文化宮舉辦流行歌曲大賽，他抱著一把吉他參加了，當然，他落選了，但卻贏得了紅英的芳心。青工長春，披肩長髮，穿著敞胸的斑馬花襯衫，喇叭褲，尖頭皮鞋，戴超大蛤蟆鏡，與不三不四的人在電影院、公園一帶鬼混， 他的摩托車後座坐著水果西施。如果沒有後面寫的事，這將成為80年代長安路上一段佳話。

那年夏天最大的新聞就是水果西施自殺事件，失足跌死了一個無辜看熱鬧的，來了一撥員警調查，但她還是未能逃脫厄運之手。員警走後不久，紅英還是死了。床上的棉被鋪了兩層在地板上，上面躺著一個踢倒的方凳，大白天，紅英披頭散髮吊死在吊扇下面，沒留下一個字，她媽還在上班。

白象碎了一隻，就在那年的夏天。出事當天，我趁著人群混亂溜入紅英家，一個沒有男人的家，奇怪的事是門口放著兩雙男式拖鞋，鞋櫃上還有一雙尖頭男式皮鞋。我趴在紅英單人床底下，終於找到了一堆碎片，勉強可以拼出一隻右腳在前的白象。我撿了一塊石膏碎片藏在衣服裡，回家偷偷爬上小爺叔的前閣樓。我至今不能忘記青工長春接過碎片的那個時刻，他疼得怪叫一聲，他結滿老繭的手指把碎片狠狠捏成粉末，石膏細屑飄落在小閣樓的角角落落，下雪似的，覆蓋了白象哭泣的聲音。 你不會相信我從那時起就聽見了白象的哭聲，類似古舊馬達轉動的滯澀。

一條街，從周家橋到中山公園，都在談論長安路喬長春逼死了紅英。長春的朋友們不像市井小民那麼庸俗，他們堅稱紅英不是垃三（滬語：阿飛女）。小爺叔證實此事的方法就是他被祖父趕出了家門，他搬起鋪蓋，乾脆住進了日本樓的紅英家，當時紅英喪事才辦完。流言蜚語的當事人從沒澄清過，長安路上的人搞不清楚來龍去脈，一致把矛頭戳向長春，紅英的追求者裡不乏有人揚言要騸了喬家小兒子。我沒有壓制住小孩子的好奇心，偷偷地問小爺叔，他如夢方醒，猛跳起來，咚的一聲，腦袋快撞破閣樓屋頂，他也不覺得疼，他說，喬賓，你年紀太小，不曉得那幢樓裡有鬼，日本樓你千萬不要去了。半夜裡老是有什麼東西開門關門，還有隆隆的奇怪聲音，好像動物園裡大象的哭聲……

我驚懼地想像著日本樓裡半夜出現的妖精。長春沒比我大多少歲，居然那麼迷信。我始終不懂紅英的死與妖精鬼怪有什麼關係，所以，我沒說我也聽見過那種怪聲。我從此非常害怕馬路對面的日本樓。

愛面子的祖父于盛怒中，不顧祖母阻攔，揮斧劈爛了天井中的雞棚，大大小小幾隻蘆花母雞上躥下跳，嘰噶亂叫，逃出1344號的時候，附近的小孩正在吃夜飯，全停下碗筷，象貓那樣轉動耳朵，大人們也走出家門往喬家張望，他們聽見喬家老頭累得呼呼喘氣，手裡提著斧子，還在不停大罵“日本樓裡的垃三”，他們臉上露出神秘的微笑。

流言沒有騸了小爺叔，卻先壓垮了喬家祖父。

這年冬天，一陣西北風刮來，祖父騎車像屋上的瓦片被風吹落那樣摔倒在路上，進醫院查出晚期骨癌。祖母把小爺叔叫回家，他回到祖父病榻前，做一個委屈的孝子，但他依然住在日本樓紅英家。 祖母她們紅著眼睛，都不敢告訴祖父。她們相信喬長春的魂被騷貨紅英媽勾走了。

喬家擴建住房是祖父在世鎖定的最後一件大事。雖然建房發生在祖父往生之後，主意還是他躺在病床上親自制定。當時，他枯瘦的手抓住小爺叔的手，失明的老眼望著窗臺，他一定以為那是後院的大桑樹，其實從他的病床看不到桑樹，只能看到日暮殘照裡的一瓶花，長春即使再粗獷也能感覺到西天的光在花瓣上分分秒秒消逝，他預感到祖父的生命正在與光飛速分離。祖父說得斷斷續續，但思路清晰，口氣堅決，他吩咐祖母把棺材本全拿出來儘快給喬家建房，拆掉長安路1344號的門臉平房，改建為兩層樓，底層門面出租，二層給長春將來做婚房。祖父的新房計畫完全不考慮我父親，他也不顧忌我母親當場聽得明明白白。說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好像他要把周圍所有的薄荷似的桑葉味全部吸乾淨。

母親回家就生悶氣，她虎著臉訓斥我和妹妹，不可與喬家人來往，講話也不可以。你們想一想喬長春是什麼人呐，他是怎麼欺負你們爸爸的。好像她完全忘了我和妹妹也是喬家人。父親週末從郊縣回家，故意走開，躲不開就死活不作聲，他當然明白這意味著什麼，我們全家四口擠在一間兩頭站不直的14平米中樓，而祖父卻一意替小爺叔安排面積更大的新房，好像徹底忘了父親還是喬家長子，我想，這件事徹底傷了父親的心，他以後很長的日子裡都是一個鬱鬱寡歡的鄉村教師。

祖父從病倒到往生只有短短半年，喬家大多數人都認定他是被小爺叔氣死的。雖然我不這麼看，但我也承認喬長春搬入紅英家後，日本樓開始鬼氣森森起來。深夜晚歸的人聽到樓梯上無緣無故重物移動的聲響，樓道裡窗戶莫名其妙一扇扇敞開，半夜裡一道白光從視窗射入……後來，乾脆玻璃全碎了，諸如電閘跳斷，水管爆裂和抽水馬桶堵塞等等災象不斷，樓內住戶披衣起來說半夜樓上樓下不斷有開門關門，有人說紅英家傳來神秘的噠噠聲，好像壞掉的摩托車引擎聲，連我妹妹一邊捂著耳朵，一邊也把這些事聯繫到了紅英自殺上面。

我告訴妹妹那是動物園大象的哭聲，她不信。

我當然不講那是喬長春說的。妹妹痛恨她的叔叔已非止一日了。

紅英媽請人來做法事，長春在場，法事的錢據說也是他出的，但這些馬後炮都不管用。紅英媽放棄了辯解，她突然變得無比厚顏無恥，她與長春手挽手出遊被無數乘涼的好事者看到。他們也不介意，他們頻繁出沒於中山公園附近的舞廳和電影院，那些甘草霜淇淋融化的深紫色夜晚，沒有小菜場臭魚臭蝦混合公廁的複雜氣味，也沒有大孚橡膠廠的可憎化學味道。群眾不由悲歎喬家那個左撇子逆子昏頭了，找了一個騷貨做媽還不夠。長安路上的人民愈發斷定紅英悲劇與這種亂倫關係脫不了干係。

整條街淹沒在關於長安路1344號喬家小兒子的流言裡。喬長春再也不騎摩托車了，他由此放縱了對刀的癖好，他玩起了刀。刀子是一種簡明快意的江湖解決方式。很快，他沒有用刀子斬斷流言，但他以膽量和智謀開始整合街頭力量，掃平一條條街道，人們習慣了喬家老大的文雅懦弱，都在驚懼中預期喬家老麼成為長安路未來的江湖大佬。但是，出人意料，這始終沒有出現。

5 年輕的戰士

我在天臺看飛翔的信鴿，聽見一陣涼爽的沙沙聲，小爺叔赤膊在天井裡埋頭磨著什麼， 寬闊黝黑的脊樑上彈跳著水珠，蒸騰著白汽，掩蓋住幾條几條蚯蚓似的傷疤，我下樓去看那種賞心悅目的打磨功夫，看著鋼制的刀鋒漸漸露出天空的青亮色。

他對我笑：喬賓，你以為這是刀嗎？

他搖搖頭，算是自我回答。他根本不屑與我這種文弱的中學生談論刀子。

讓我來談談成就他、也毀掉他的另一樣東西。這把刀外觀很樸實，半米多長，帶護手，背闊而重，兩面開有血槽，鋼質優良，採用汽車減震器矽鋼片，他親手用砂輪打磨而成。就是這把不祥的刀，擊潰了周家橋街頭混混的八卦陣，砍斷了天山飛龍兄弟倆的紅纓槍，也挑去了長安路上一枝花紅英的褲腰帶。

早在小學二年級， 我遇到了我的死對頭楊白勞。他是一個老留級生，大名是楊明華， 臉上長有白斑，愛柿子專揀軟的捏。不知何時起他鉚上了我。大概因為我不屬於安東安西的窄小巷子，而是住在他所痛恨的高尚一些的長安路。

有一次，在山河百貨商店，我碰上了他，他嘴笑歪了，搶走了我手裡攥著的毛票。我哭喪著回家，半路撞見小爺叔，他一把拉著我回去，楊白勞那廝還在山河轉悠，小爺叔當時身高還不如楊白勞高，胳膊沒他壯，但他上去就反擰住楊，給他腦袋猛砸一頓毛栗子。後來，楊白勞兇神惡煞帶人來尋仇，把長春截在小菜場的公廁旁。楊白勞那些人拿著角鐵木棍。 路過的同學後來講起那次大戰的回合，我聽得不由寒毛倒豎。他們說你小爺叔亮出了一把鐵尺改成的匕首，但一上來匕首戳在磚牆上竟折斷了。畢竟還是鐵尺改的。不過，你小爺叔畢竟還是喬長春，一點兒也不怵，他負了點傷，奪過角鐵，還是打跑了那幫子嘍囉。

長春制刀的靈感來自他對日本刀的研究心得。他工作後，在車間裡利用進口機床，親自設計親自製造了他的專業武器。他憑著這把好刀，陸續收服了安東安西的蘇北幫。他不回家的日子裡，托人捎口信給祖母說他不混社會，他是廠裡的青工，在讀夜校，預備做電工。祖母聽了，嘮叨著外出找了小兒子好幾回，回家哭了好幾夜。我在樓上夜夜都能聽見祖母的哭聲，她哭得越傷心，越像駡街。街上的混混卻說長春是怪人，他混江湖，卻沒有小兄弟，他打架鬥毆，還去上班讀夜校；如果打架，他一定不在廠內；出手必然單挑，絕不打群架。他們都很崇拜喬長春，都看定他是一個大人物。派出所也沒少找他，可每次遇上他，他都翻著白眼反問：什麼時候我參與群毆了，我是見義勇為。樣子認真到連員警也只好笑笑。他們都曉得長春的老子在前朝也是員警。

改革開放忽如一夜春風來， 紅英媽停薪留職，在長安電影院旁邊的弄堂裡把生意做開了，賣盜版錄音帶那一行誰也沒有她厲害。國營新華書店用大喇叭把《一剪梅》《我的中國心》《年輕的戰士》《乘風的歲月》播得震天價響，但她不動聲色，只消笑嘻嘻帶著客人（像我這樣的學生不少）去弄堂底轉一圈就把買賣全部搞定，新華書店一年的音樂磁帶營業額還及不上她半個月做的。金錢的氣味像水裡的血腥味，把外地的強龍如阜陽人也吸引來了。

阜陽來的疤眼帶著一群鄉下人闖上海灘。他們多是山上下來的，落腳在大孚橡膠廠老鄉的宿舍裡，一舉吃掉了周家橋的地攤，揮師東進，勢力範圍一度拓展到我們眼中的大世界，南到滬西體育場，北到中山路橋，西到天山，東至中山公園。紅英媽起初也像別人那樣老老實實向疤眼繳保護費，但很快她膽子肥了，她對長春說疤眼胃口太大，不止是保護費，他們要的是她的生意，壟斷長安電影院一帶所有錄音帶攤檔，阜陽人要的是全世界。對不起，那時候我們的全世界就是那麼大。

後來，長安路上的人們大多認為我小爺叔的災禍結局源于他的清高孤傲。長春頭腦發熱，他召來廠裡的一幫青工朋友不夠專業，隨身都是些水果刀螺絲刀之類傢伙，疤眼人馬操的全是西瓜刀和木棒上釘鐵釘的狼牙棒，外加兩管自製土槍。雙方一照面，青工們立刻暴露出酒肉朋友加烏合之眾的真相，全跑了，剩下長春一個人，揮舞著單刀，叫嚷著“單挑”。疤眼腰眼裡雖然插著一把發令槍改制的土槍，他仍然還是一個阜陽來的猥瑣漢子，他嘿嘿冷笑，說誰單挑誰傻逼。在我想像中，長春該是舞刀力戰，孤身不敵；紅英媽不顧一切上去，抱住疤眼大腿求情。疤眼說行呀，讓長春把他的左手留下來。說完，他把繳獲的長春的刀扔進了蘇州河，那把不祥的刀劃出一道充滿力度的銀色弧線，濺起一片嘲笑的水花聲，永遠不見了。

我怎麼也想像不到的是他們說長春一言不發，交出了他的刀。他是長安路上玩刀出名的佼佼者，竟可以默然不戰而降。目擊者們也有幸災樂禍的，他們總結說長安路上本沒有英雄，梟雄也沒有。疤眼挑斷了長春左手的筋，饒了他的命，長春後半生變回了右撇子，祖父做不到的事，一個粗壯猥瑣的阜陽漢子替他做到了。

長春在醫院裡。父親沒有去，因此被祖母罵了三天三夜。母親則很解氣地說報應來了。她再次嚴令我和妹妹不得接觸喬長春。也許是那時起，父親與小爺叔的關係也驟然惡化，但那主要是房子惹的禍。

喬長春出院， 遠離了在長安街上揮刀拼殺的日子。 兩層前樓在祖父死後數年落成，大部分建築費是祖母出的，建樓人手多是長春的朋友們，他們在我眼前砍倒了那株大桑樹。兩棟兩層新樓矗立起來，一前一後。後樓佔據了原來後院空間，由兩位娘娘居住；前樓貼著長安路，底層門面租給個體戶開了一間小照相館，小爺叔則在照相館樓上新房裡養傷。他迷上了電工和音樂，有時候跟樓下照相館老闆玩相機，但他老是無法學會對焦，照相館老闆說長春的手是拿刀子的，換了相機就會抖個不停。這話大概是開玩笑，但長春當真了。他對照相失去了興趣。

現在我能確認的事是從祖父在世時，喬家內部已經四分五裂，喪失了傳統的內向凝聚力。在大家族矛盾一天天激烈演變中，母親叛離了喬家兒媳婦的身份，從小哭小鬧發展到歇斯底里地禁止我家四口人（連我父親在內）與祖父說話。父親順從了她。祖父母對小爺叔的偏心母親無法忍受，但她又不願離開喬家，她甚至不許祖母偷偷送糖和點心給我和妹妹吃。直到今天我也無法理解她堅守在喬家只是為了區區一間房。

遠在郊縣的父親也終於揭竿而起，與祖父發生了衝突，雖然不大，卻延綿了數年之久，直至祖父放棄了大家族同堂的理念，被迫答應我父母親分家的要求。我家在天井裡另修了一個帶天臺的小廚房分開伙食，但我們仍得從同一個過道進出同一個大門。所有人的單車都放在過道。為了停車之類雞毛蒜皮小問題，兩個住在後樓的娘娘與住在中樓的我家之間摩擦爭吵此起彼伏，從未間斷。這裡不值得細述，大多數上海人家經過上世紀80-90年代都能明白其中的辛酸，圍繞的核心無非是房子。

祖父死後，小爺叔習慣于躲在祖母身後，從不介入家庭瑣事，像他那樣混江湖的不屑於處理雞毛蒜皮，他也不再理睬我家，最後，疏遠了我父親。他新購置的身歷聲音響整日價播放臺灣歌手楊慶煌的國語曲，《年輕的戰士》的歌聲從早到晚形容著像喬長春那樣悲壯的長安路年輕戰士，一直在反抗著什麼看不見的東西，或者說逃避著某種長安路人們無法回避的東西。

我與小爺叔之間失去了所有表面聯繫，但由於前後樓的位置相鄰，我每天在固定時間段與楊慶煌的歌聲一起讀英語寫作業。我會唱楊慶煌的全部成名曲，我也許比他更喜愛楊慶煌，誰知道呢。長春在前樓，我在中樓，隔著天臺，我是默唱，他是沙啞跑調。可我們唱的最熟最有感受的無非都是楊慶煌的《年輕的戰士》，我相信。但他不知道。

我的視線穿過磚牆，看見那個左手失去功能的長安路著名的失敗者在年輕的孤獨擠壓下，變得紙一樣單薄。他苦練右手，牆上的人影因為動作機械重複而顯得異常可笑。他在滿地散落的電工手冊、拉力器和啞鈴中間尋找做一名使用右手的普通電工的機會，他也像我那樣在海峽對岸飄來的旋律裡尋找跳下一個龍門的好運氣。我的身邊多了唱歌的楊慶煌和不唱歌的書本，喜歡熱鬧的他的身邊則多了玉蘭花的香氣——一個同樣喜歡楊慶煌的說蘇北上海話的長辮子姑娘。胡蘭身體健壯，眉目豪放。我的安西同學都說你的小爺叔因禍得福交了桃花運。胡蘭與喬長春才是天生一對。胡蘭父親是工人階級，在安西一帶蘇北幫裡面說話嗓門很大，屬於很搞得定的那類大老粗。他們說對了，小爺叔火速娶了胡蘭，因為拆遷分房在即。

他的婚房就在前樓二樓，一個窗戶開在我家天臺，他和新婦衣不蔽體上上下下都進入了我窺視的眼睛。當我在天臺上背書備考時，我的眼光無法不溜到那個窗口。在楊慶煌坦蕩的歌聲裡，我聽不清小倆口親昵的喃喃私語。

我又瞅見小爺叔裸著寬闊黝黑的脊樑，只穿一條深色游泳褲，在天井水池前擦身，猶如擦洗他的刀。喬家典型的國字臉上沒什麼表情，他只專注地唱著“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回顧”^[2]，歌聲還是老鴨似的不著調。

他顯得很反常地開心。他有多久沒那樣開心過了呢。但是，失去了刀的男人轉而對房子產生了興趣，這倒是很正常，我想到就煩躁，而且恐懼。

6 長春的右手握著菜刀

如果把喬家大危機的這一刻用鏡頭攝下，我想該是喬長春用身體堵住家門，黑色脊背閃著油油的刀光，耳根咀嚼肌線條異常突出，手裡握的不是讓他在安東安西到處揚名的那把刀，而是祖母磨快了的那把菜刀，刀口指向那些膽敢動他房子的人，不是拆遷組，而是他親愛的家人，其中為首的是曾一手撫養過他的我父親。

母親披頭散髮，面孔浮腫，她已經大哭過好幾回了，但沒有用，喬家的人已經沒人相信眼淚了。在分房子的關頭，每一個人的心都變得冷酷異常。她雙手緊緊抱住父親，使勁往中樓上拽——頭一個奇怪的問題是為什麼母親不簡單地關上廚房大門呢，喬長春還不至於失心瘋持刀強行沖入我家廚房，我在心裡乾著急。但我卻虛弱到無力移動。

第二個問題是妹妹在哪裡呢，我現在想不起來了，但我認定她不在還好些。我蹲伏在天臺上，從木欄間隙瞅著小爺叔英俊的臉扭曲成晦暗不明的人皮面具。我聽見祖母比駡街還難聽的哭聲，但也看不到她佝僂的身影，在場還有我的兩個從外地會滬搶房子的娘娘，但既看不到她們也聽不見聲音，她們都站在小爺叔那邊，也就是祖母那一邊，我家是被完全孤立的，她們都說儘管我父親是長子、人口最多、子女年齡最長，但也不可以老賣老，最大的那套帶電梯德州新村高層兩室一廳要分給祖父母最愛的小兒子長春才對。 她們站在長春那一邊，一定是祖母的勸說所致，但長春堅決保衛兩個嫁出門的姐姐的分房權利也是一個原因。長春說不出大道理，但他的兩個姐姐一致斷定他結婚後懂事了，他比我做一輩子教育工作的父親更懂得維護婦女的平等權利。

每個上海人都不會反對，拆遷是一次大時代的危機。喬家的大危機時刻，一大家子蝸居在長安路1344號老宅的情形瀕臨解體，即便祖父死而復生，也無法阻止家族內訌。 他氣得渾身發抖，連腿肚子也在顫抖，但一絲驚慌迅速掠過父親的臉，他伸了伸脖子，退縮了，他像祖父那樣駝背了，但他其實一點不像祖父，祖父駝背了也老是昂首望天；哪怕他被革命者打倒再踩上一隻腳，去食堂給人做大鍋飯，他還忘不了挺直腰杆做食堂大師傅。雖然父親也有暴烈的時刻，但那種時刻總是過於短暫，更頑固的懦弱使得他的成年時代一直難於面對倔強堅硬的祖父。

我與小爺叔早已生分。他拿起菜刀指向他亦父亦兄的大哥，那一刻他已經自甘淪為我家的敵人。當我為大學寒窗苦讀之際，他的刀他的人征服了長安路一條街，人們包括喬家人（除了祖母）都把他視為地頭蛇惡勢力，但那時我還堅定地站在他的一邊。街頭的幫派團夥爭奪的是地盤，依靠的是實力，勝出的是義氣。喬家這個普通市民家族爭奪的也是地盤，俗稱房子，依靠的也是實力，但輸掉的全是親情。從這一點上看，我並不反感長春右手拿著菜刀指向我父親時說的話：大阿哥，今天你要聽我一句話。老頭子死掉後，按道理是你老大做主，但你做事體不公正，所以，喬家還是靠刀說話！

祖父年輕時是不是用刀子說話，我不知道。小爺叔露出了右撇子的笑，右手不如左手穩定，在劇烈顫抖，我恍惚間看見了去世的祖父，他短暫的一生充滿跌宕起伏，他信奉的無非就是實力，在靠實力說話這一點上，長春最像祖父，因而我的父親沒有什麼機會。他毫無徵兆地發作，在樓下大聲咆哮，聲音嘶啞如同裂帛，我嚇得從天臺退到樓梯口，從這個角度可以清楚看見父親的雙腳儘管神經質地不停挪動，卻始終未曾離開廚房半步，他的手背上青筋突突直跳，我看出他很想去拿自家的菜刀，但他的手習慣了拿粉筆板擦，面對小阿弟的菜刀，他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多虧母親拼死將他拉回到自家樓上，他才沒有進一步丟人現眼，但在弟妹們眼前，他長兄的顏面早已不復存在。我頓時聽見了1344號老宅內部的碎裂瓦解聲響，有什麼地方的木梁歪了，磚牆長出了裂縫，樓板支撐不住傢俱的重量……現在, 我意識到這種瓦解聲早在祖父在世時就已經出現。

長安路動遷組裡面都是一些能說會道之人，他們繼續其挑撥離間之能事，直到喬家大家族從原先的三大門派分裂成六個小幫派，南通的二叔家只是掛了一個戶口在這裡，加入了分房子戰團，也算自成一派，六個家庭一時間吵得昏天黑地，但內鬥雖劇，總體上另外五派都會鬆散地團結在長春身邊，把主要矛頭指向我家。我對母親說，為什麼不多給我們喬家一套房呢，六個家庭只給五套房不是要打破頭嗎？母親說小人不懂，轉頭埋怨父親老實沒用，他們根本不當你是老大，憑什麼老大總是要讓，難道不曉得我們家人口最多，孩子年齡最長（我和妹妹），給我家一套最小的兩室戶明顯是故意刁難長子。鬥癟了的父親坐著半天不動。如果他吸煙，可能還有噴雲吐霧的解脫方式，如果他酗酒而且錢包鼓，他可以一醉方休，但他在母親脅迫下早就戒了煙喝不上酒，他只好盯著桌面咽唾沫說，吵吧吵吧，你們等著我死了好。

妹妹不認長春是她小叔，她一口咬定說，喬長春是流氓！

對親愛的小爺叔，我卻無法恨起來。討厭是一回事，但徹底憎恨不容易，視為仇敵更是另一碼事。也許是紅英媽那個騷貨或者那把不祥的刀子害了他，也許是紅英冤死的鬼魂還不時回來作祟，你沒聽見日本樓裡半夜傳來奇怪的哭聲？我問妹妹。

她沒聽懂，或者她根本不想懂，她搖搖頭說，他就是流氓！

多年以後，我才懂得拆遷組的計謀——如果大家族有6個家庭， 就給5套房，製造窩裡鬥，對他們各個擊破，自然不會再找拆遷組的麻煩，但他們又是如何摸准了這些草民家族不會團結一致對外呢，上層的智慧底層摸不著，活該喬家為幾套破公寓房子打得頭破血流，從此老死不相往來。

長安路老宅動遷後，建起了內環線的一道亮麗引橋。如今你若是眺望中山西路內環線，就能看見長安路口的那段漫長的混凝土引橋。那裡是1344號消失的所在。那裡早已聞不到後院桑樹的氣息。

7 壞手

記得那是在搬離老宅前，我騎車放學回家，門口圍了一大群閑漢。一輛警車停在長安路1344號門口，兩個員警冷著臉從前樓小爺叔的房間出來。

樓下照相店主在人群裡鑽來鑽去，他掩不住興奮，悄悄對圍觀的鄰居講：嚴打了，嚴打了。

大時代的轉變總是令人防不勝防。警方對黑惡勢力的嚴打整治行動忽如一夜寒霜至。疤眼的阜陽一夥大多落網，由於多條人命在身，疤眼被從姘頭的床上抓走，執行斬立決。喬長春居然逃過一劫，大約是因為他受傷殘廢，或者是他被廢後改邪歸正，政府給予寬大。長安路人們都說這小子運氣不錯。

長春成婚後，紅英媽回了娘家，她再也沒回來過。她家成了空房，被房管所收走了。在拆遷風中，日本樓也不能倖免，連同地段醫院、郵局、煤球店、紅文食品店和山河百貨店等等，隨著一個時代一夕都化為烏有。

臨到父親退休前，他偷偷要求我把一份煙酒禮物送還給小爺叔，附上兩千塊錢放在信封裡，錢是父親從私房錢裡攢下的。

我有意推脫：你還是自己送吧。我也不認識他家。

父親把手放在我肩上說，我送他不會收的。別讓你媽曉得。快去快去。

我提著禮品，走出隧道口德州高層的電梯，走道又舊又髒，防盜門很破，貼了不少小廣告。我遲疑良久，我有多久沒和小爺叔說過話了我記不清，按下門鈴。

沒人應門。鄰居開門出來打量我問：儂尋壞手的老婆？

我半晌才醒悟小爺叔如今連阿蘭的老公都算不上，他頂多算是一隻壞掉的左手。我尋到樓下居委會，站在窗外，我震驚無比。看見壞手他們夫妻倆都在屋內。大家都坐著，只有壞手和他老婆站著。胡蘭如今胖得沒了腰身，她的模樣很興奮，兩手誇張地比劃著什麼。 壞手則象一棵樹杵在那裡，頭髮稀少花白，嘴角的法令紋很深。他不像是我的小爺叔，倒像是上鋼三廠門口的傳達室老頭。

屋裡坐著三個人，兩女一男，主要聽眾是一個睡不醒的僵屍模樣的男子，他一隻手拿著煙打呵欠，另一隻手從桌上的檯曆本上撕下一頁，又撕下一頁，每撕一次，好像他就清醒一點。我聽見這睡醒了的僵屍在嚷嚷：跟你們說了多少遍了，阿蘭你來都來了一千次了，國家特困補助就這點，這是政策，我有什麼辦法？提東西來也沒用，我不能收。拿回去拿回去！

桌上放著一份煙酒禮品，與我手裡提著的一模一樣。

胡蘭推搡著自己老公，嗓門很高：老徐，你們再想想辦法，我家長春天天要吃藥，醫生講要終身服藥，抗抑鬱藥太貴了，一個療程兩萬塊，我們倆都下崗了，做生意也賺不到錢，家裡上有老下有小，天天要吃飯要吃藥，你們不解決問題我們不走了！

小爺叔一直躲避著老婆的手臂，摸著自己的臉頰，好像臉上什麼地方很痛。

僵屍老徐將香煙往煙灰缸裡一拍說，發啥脾氣，阿蘭？精神病吃藥報銷比例低是事實，誰也沒辦法，你找領導也沒用，你帶著精神病人跑到街道來發精神病就有道理了？

胡蘭在旁邊椅子一屁股坐下，抹起眼淚。旁邊一老一少兩個女人都過來相勸，一個說老徐昨晚打麻將鈔票輸多了，另一個說阿蘭先回去我們商量商量。好一會兒胡亂後，裡屋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小老頭，叉著腰卻不說話。胡蘭立刻不哭了，她撲上去扯住老頭說主任主任你做主。

主任說，你放開，好好講。

小爺叔喉嚨口呀呀地講不出完整的話，忽而，他面向主任跪下，速度太快，膝蓋骨撞得地面一陣子晃動。

主任尷尬地搓著手，拽他胳膊說：壞手你有毛病呀，站起來好好講。

我看著窗戶玻璃另一邊的那個從前玩刀子的人趴在地上，長跪不起，不知何時，他終於抬起頭，臉在窗玻璃上泛著粗糲的微光。我的心頭狂跳不止，完全認不出才四十來歲的小爺叔，那張早衰浮腫的臉屬於我家的仇敵，親愛的仇敵，你的臉是陌生的、卑微的，寫滿了無盡的驚恐，找不到仇敵的驚恐。更大的恐懼是你突然意識到你找不到你的仇敵，而他們其實處處皆是。

耳邊還是他老婆不停地說，主任，我家長春就是想找一個工作，他沒工作長遠了，只有一隻手可以用，天天胡思亂想，淨是擔心將來沒法養活小孩過日子，小孩子還在讀小學，將來不曉得要花多少鈔票……

我忘了怎麼將手裡的東西交給屋裡的某個人，他們當然會驚奇又窮又病的下崗電工喬長春怎麼會突然有個親戚來送錢送禮，但我顯得比他們更慌亂。我飛也似地逃走了。回家後，面對父親問詢的目光，我只說一切都好。

父親看了我好一會兒，沒有再說什麼。

小爺叔失業後被黑夜吞沒，或許是他這些年來自己吞噬了太多黑的夜色的緣故，他人生的底色變成了全黑，唯有那兩頭白象的純白在多年以前曾經那樣純淨地進入我的視野。

8 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回顧

現在生活安穩下來的我在千山萬水之外定居。我一時興起，從網上下載了楊慶煌的成名曲《年輕的戰士》，當 “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回顧” 再次在鼓膜上震動，我又看見一頭叢林野象黝黑健壯的軀體堵住喬家老宅的紅門，有些早已消失的事物投下的影子還完好地保留在一首歌曲裡。

有一晚，我的女兒告訴我， 她發現一頭小象站在她臥房窗外，用鼻子不停地推著窗戶，發出叢林慣有的低鳴。女兒堅持說夜裡是小象在哭泣。她剛在網上看完一個紀錄片，村民們把鞭炮塞進鳳梨喂母象，三天后，母象死去的時候，還站在河中，小象繞著圈，不停地用鼻子推著母象冰冷的龐大軀體。

女兒不停地揉著她的圓鼻頭，溜溜的大眼睛裡滾動著熱帶暴雨的徵兆。

她說，沒有了媽媽，小象活不了的。

她的臉上佈滿了驚恐的神色，彷佛一隻彷徨不定的小象。

在她長大後，如果遇上適當的時機，我會告訴她發生在上海西城長安路上的往事，關於我小爺叔喬長春的故事，我不知道她會怎麼想，我知道現在她只相信象。隨著她和她的同齡人一天天長大，她們不可能知道楊慶煌是誰。我戴上耳機，耳朵裡楊慶煌再次毫不費力地上到高音，《年輕的戰士》已經不屬於楊慶煌，它屬於喬長春，屬於我，也許還屬於你，屬於每一個曾那麼熱愛楊慶煌的人。

聲音是一種可形塑的神奇物質，塑造出一個稀鬆平常、但我從未見過的場景：一個人在廚房水槽前，桑樹蔭下，埋頭專心地磨刀，刀鋒沿著雨後初晴的角度，折射出彩虹般的光芒，我認出他戴著我所熟悉的黑框眼鏡，他是我的父親，卻長著一張無比年輕無比光彩的臉。

這一霎那，我又聞到了桑樹葉的薄荷味，聽到了隆隆的吼叫，久違的雄壯低鳴，是象在哭泣。

刊發于《四川文學》2021年第三期

[1] 指费翔1987年在大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翻唱高凌风版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曾风靡一时。

[2] 台湾歌手杨庆煌成名专辑主打歌《年轻的战士》中的歌词。80年代到90年代初，杨庆煌为数不多的几张专辑曾在上海年轻人中广为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