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张宁发来一张老照片，唤醒了我一段记忆。这张照片是法国思想家德里达于2001年访问上海时所摄，时间是9月11日，地点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近景有五人：德里达、王元化、郁白、张宁和我。德里达与王元化是主要客人，郁白时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是招待会主人，张宁是德里达同行的翻译，我是王元化的陪同者。后景还有孙景尧、朱立元等参加招待会的中青年学者。

时间过了整整二十年，当时对谈的两位主角德里达与王元化都已逝世，我与郁白本来就不熟悉，向无交往，也没有打听他的行止，只有张宁，虽然远隔万里，但倒时有信件联系，她来上海，也都约我见面，保持多年的友谊。张宁年纪比我少得多，毕业于广西大学，本来不可能与我有交集，只因我的学生孙景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任教于广西大学，张宁是他的学生，那时景尧邀我与叶易同到广西大学讲学，指派张宁负责接待，这样我们就熟悉起来，但回沪之后，即断了联系。后来我到意大利拿波里东方大学短期讲学，准备顺道在意、法等国参观名胜古迹和艺术博物馆，巴黎当然是重点地区。景尧听说我想到巴黎参观，就跟我说，张宁现在巴黎工作，我叫她给你带路。我在巴黎玩了十多天，张宁带我游了很多地方，即使她有事不能陪我时，也为我画了路线图，便于我寻找，这使我非常感激。所以这次她陪同德里达来沪讲学，我就无形中介入了接待工作，其实只是为了帮张宁的忙。当时，复旦中文系系主任是陈思和，也是我的学生，我叫思和帮张宁安排活动，思和说：“张宁是我的老朋友，你不关照，我也会帮她安排的。”这样我就放心了。

但有一天，张宁愁容满面地对我说，她碰到了难题。我问是什么事？她说，法国驻沪总领事郁白先生说要为德里达举行午餐会，但有个条件，就是要我请出王元化先生来参加，说是如果请不到王元化先生，他就不开这个午餐会了。我托了好几位朋友去请王元化先生，王先生都不肯答应，我真是急死了，怎么办呢？我说：“不要急，我去试试吧！”张宁一听，很高兴，但也并没放下心来。

我与元化同志的认识，是由于内子高云的关系。高云于1960年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即现在的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工作，元化同志因胡风案受审查后，也发配到文研室，高云、戴厚英等几个年轻人知道他受审查事，但并没有歧视他，倒是听说他在研究《文心雕龙》而捉住他要他开课讲《文心》，元化同志赞赏青年人的好学劲头，也很高兴地为她们开班讲课。这样，排起辈份来，元化同志应该是她们的老师，但那时候，学校以外的人都不作兴叫先生、老师，老老少少都叫同志，所以她们叫他“元化同志”，我也跟着叫“元化同志”。1961年，我和高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民族风格》，得到元化同志的肯定，他还将自己收藏的鲁迅研究资料借给我们，鼓励我们继续研究。不过这些都是通过高云转达的，我自己与他并无联系。我与元化同志的接触，是在1977年之后。有一次，高云与戴厚英一起去看元化同志，邀我同往，我就跟着她们去了。那时元化同志还没有搬到吴兴路，住在另一地方，我只是跟着高云走，记不得路名了。她们去，也并无什么事情，只是闲谈，但一个下午谈下来，使我对元化同志大为折服，他知识广博，思路开阔，思想敏锐，见解深刻，对我启发很大。此后我就常去聊天，只是他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看他太忙，无空谈学问，就没有去轧闹猛。直到他卸任之后，我才再度登门。有一次，在元化同志家碰到龚心瀚，他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生，我曾教过他的课，当时正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见到我很亲切，却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我说：“你做你的官，我教我的书，找你干什么？”他说：“那么，你干么来找元化呢？”我说：“我来是听他谈学问，又不是找他办什么事的。”元化同志在一旁证明道：“我在做市委宣传部长期间，他从来不找我，倒是我不担任部长时，他常来看我。”

正因为与元化同志有这点交情，所以我主动揽下邀请之事，想代张宁分忧解难。

我跑到元化同志住处，提出邀请。元化同志说：“不是我摆架子，不肯与德里达会面，而是最近我正在发疹子，混身发痒，不能穿西装，不便见外国人。”他伸出手臂，拉起衣服给我看，果然满身都是疹子。但我仔细看看，似乎还并不太严重，觉得还可以动员他去，就将实际情况告诉他。我说：“这次陪同德里达前来的，是我学生的学生，叫张宁，负责联络安排，兼做翻译。那年我到意大利拿波里东方大学讲学，顺便到巴黎旅游，我的学生孙景尧怕我不认路，叫她接待，她尽心尽意，带我到处参观，所以这次她陪德里达到上海，我就帮她联络、安排。德里达是法国文化名人，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郁白要为他的访沪开午餐会，但提出一个条件，说是你们要请出王元化先生来参加，我就举行午餐会，请不来，我就不开午餐会。但如果不开午餐会，张宁回去就不好交代，我也觉得对不起她。所以还是要请你出席一下。你不能穿西装，就穿T恤好了，我来接你，陪你去，我也不穿西装，穿衬衫，好吗？”元化同志说：“既然如此，那就去罢。”午餐会定于9月11日，虽然已是秋天，但那天天气尚热，到场一看，不穿西装而穿衬衫或T恤的人很多，所以我们的穿着也并不显得突出。

王元化与德里达的谈话很随意，很松散，没有固定的主题。有时王元化、德里达和郁白三人谈；有时在饭席上你一句我一句大家一起谈，用的是英语，许多人都能对付几句。记得德里达感慨道，为什么我们要用英语谈话呢？希望下一次来时，我们能用法语对话。为这事，曾引起了一番语言霸权主义和国际通用语言问题的讨论，元化同志也发表了意见。关于那天王元化与德里达对话的内容，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曾经写过一篇访问记：《与德里达对话访谈录》，记得较为详细，先在报纸上发表，后收入《王元化文集》，大家都容易看到，这里就不重复叙述了。

本来，他们谈兴甚浓，还有兴致再继续下去，但德里达下午还要参观上海博物馆，对谈只好匆匆结束。

参观上海博物馆，是德里达提出要求，也是我帮忙联系的，所以我必得陪同前往，只好请别人送元化同志回去。

当时的上博馆长是陈燮君，与我有一面之交，他对德里达的来访很重视，特地安排了接待外宾的讲解员为德里达用英文讲解，重点是在青铜器馆，德里达看得很满意。在参观结束时，突然传来了美国双子楼被飞机撞毁的消息，德里达非常驚讶，愤怒，告辞了馆长，站在上博的后门外，面对长空沉思良久。

第二天，德里达访问复旦，上午在相辉堂演讲，下午在中文系座谈，我一直陪同。那天晚上，元化同志还打电话来询问德里达访问复旦情况。后来德里达到别的学术单位演讲，我就没有参与了。不过他与张宁游杭州，还是复旦派的车，我叫我的博士生张岩冰陪同照顾，使德里达此次上海之行，有个圆满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