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孔阳濮之珍伉俪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年轻时，一位教《文学引论》，一位教《语言学引论》，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将他们家戏称为“双引楼”。朱老是书法家，可惜蒋、濮二位没有乘机要他题写“双引楼”匾额，否则倒也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不过，我们1953级的《语言学引论》还是吴文祺先生讲授，要到下一个班级濮先生才开始接任此课。她给我们班上的是写作课。那时濮先生还打着两条小辫子，走起路来辫子左右跳动，很有青春的活力。濮先生讲话非常清晰，也要求我们作文明白晓畅。那时我们都是文青，写作常带文艺腔，追求文笔之美，但濮先生说，写文章要把意思表达清楚，不要写得花里胡哨，这使我受益匪浅。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长期与蒋孔阳先生同处于文艺理论教研室，还做过蒋先生《文学概论》课（《引论》课后来通称《概论》课）的辅导教师。这样，我与蒋、濮二先生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不过促使我与他们走得更近的，还是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两期大四清。大四清的时间很长，第一期搞了半年多，第二期则将近一年。第一期在奉贤县胡桥公社，与濮先生在一起；第二期在宝山县罗店公社，与蒋先生在一起。奉贤离复旦较远，那时交通不便，要走大半天时间才到。每月轮休时濮先生总约我一起走，说路上有个伴，可以说说话。在罗店搞四清时，我与蒋先生常在一起聊天，有时还结伴溜到镇上买东西吃。我们的师生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蒋先生身体不好，77岁就过世了，濮先生一个人居住，有点寂寞。她在美国教书的二女儿蒋红接她到美国去住，她不习惯在国外久居，住了几时就回来了；在复旦工作的三女儿蒋年要她搬过去同住，她也不肯，还是喜欢住在老窝，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事。独居有独居的好处，但年纪大了，也有难处。有一次，濮先生跌倒骨伤，站不起来，恰巧钟点工阿姨又不在，家里没人，非常为难。好在她头脑清楚，赶快爬到厨房，先把炖着菜的煤气灶关掉，以免煤气泄漏起火，然后再爬出厨房呼救。真是临危不乱！后来，在上海大学工作的大外孙（大女儿蒋濮的儿子）每周来陪住两次，帮她做点事，陪她说说话，她很高兴。

濮先生生于1922年，到去年（2021年）已是虚龄百岁，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校统战部联合为她做百年大寿，也请我们这些老学生参加。濮先生自那次摔跤以后，就行走不便，这次是坐着轮椅来的，但头脑还很清楚，在致答辞时，讲得头头是道，我们一桌吃饭，她的食量也很好，真是令人高兴。过了几天，她忽然打电话给我，说想与我聊聊天。她的记忆力仍然很好，讲了许多往事，都很清楚，但毕竟年纪老了，也有记不清的时候。谈着谈着，她忽然问我：“小吴，你今年有60岁了吗？”我回应道：“濮先生，我都85岁了！”她说：“啊！你都那么大了？那我不好再叫你小吴了，以后叫你老吴吧！”我忙说：“在老师面前，我永远是小吴！”她高兴地笑了。后来我转而一想，觉得也不奇怪，贾植芳先生晚年也老是问我：“小吴，你60岁到了吧？”那时，我已70多岁了。而我那些早期学生，现在也有七八十岁了，我仍觉得他们还小，把他们当年轻人看待。这大概是做教师者的普遍心理，不一定是记忆力的关系。

今年春节后，我去看望濮先生，她很高兴，与我谈了很多，说复旦给她了做百岁大寿之后，市农工民主党又给她做了一次，“在座谈会上，他们要我介绍养生经验：如何锻炼？吃什么补品？我如实回答：既不锻炼，也不吃补品，要说养生，就是两条经验：一是能吃，二是能睡。我每顿吃一碗饭，一碗菜，饭是普通米饭，菜也是一般小菜，荤素搭配。以前我是一觉睡到天亮，现在年老了，要起夜，但起过之后，马上能睡得着。别的什么讲究也没有。”我觉得这倒是很好的养老经验，值得学习。不过，根据她的实际生活情况，我为她补充总结出第三条经验，就是精神上有所寄托，老来有事做。濮先生之所以要独立居住，除了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要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之外，她还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精神上的寄托。蒋先生过世，濮先生非常悲痛，经过一段时期的精神调整，她就坐下来做后续工作，即整理出版蒋先生和她自己的书稿。《蒋孔阳全集》的编辑工作在蒋先生生前就启动了，但来不及编完，第五卷是濮先生主编的，接着还有出版事务；此外，又编辑出版了蒋先生早期的书信和随笔、散论合集《真诚的追求》，书信是他们恋爱期间蒋先生写给濮先生的信，濮先生说，她写给蒋先生的信要等她死后再出。同时，她又为自己再版了《中国语言学史》，编集出版了《濮之珍语言学论文集》，最近，她又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在四川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时做的毕业论文《扬雄方言研究》，有五万字，也要出版了。这些书的出版，虽有年轻人的帮忙，但总要濮先生的整理、审阅、定稿。估算一下，濮先生在这20多年间，所做的案头工作真也不少。

从濮先生的经验看，老年人做一点自己喜爱、力所能及的工作，在精神上有所追求，有所寄托，似乎比为养老而养老更能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