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演变有关；审美意识的变化，又受制于社会生活风尚；而社会生活风尚的形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一切规章制度，虽然具有相当的刚性作用，但其实都是暂时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最终都要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而转变。

明代初期，经过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物资匮乏，恢复生产是第一要务，那时生活简朴，还谈不到充分的享受。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不仅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同时也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那时所建宫殿，不筑园囿，不建台榭，不事华丽，完固实用而已。而且还为各级官员规定了房舍、车舆、器用、衣服的等差制度，不许逾越，违规者严惩，官员百姓也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所以，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规范，这种规范紧紧地束缚住士人的思想，文学艺术则以复古为尚，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整个社会追求规整之气。

但是到得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人们的生活好尚和物质追求也就不同了。

虽然当时官方仍然尊孔，科举考试以《四书》为准绳，但是孔子在《论语》中一再称赞的颜回精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却没有人肯仿效了，朱元璋的等级规范，也约束不住他们的手脚。士大夫们所崇尚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张岱在《自为墓志铭》里，作了极其坦率的表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

这也是物质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的规律使然吧。丰裕的物质条件，必然引发新的生活爱好，和与之相应的审美时尚。这就如时下的名媛，出门时总需挎一款价值不菲的爱马仕、香奈儿或迪奥之类的名包，这才显得脸上有光，不像解放初期——直到六七十年代，大家以背一只草绿色军布挎包为荣，或拎一只人造革书包为便。

园林宫舍，是古已有之的事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关于殷纣王大造鹿台的记载：“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虽然殷纣此举被视为亡国之兆，但后世帝皇建宫造园，仍不稍懈。秦始皇就大造阿房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杜牡《阿房宫赋》）但他们的建宫造园，也并不单纯为了享受，还包含着另外的政治意图。这意图，建造未央宫的萧何说得很清楚。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刘邦见其造得这么壮丽，甚怒，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了很高兴。“自栋阳徙都长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可见古代帝王的大筑宫殿，除了生活享受，还有宣扬皇室威仪、显示统治力量的作用。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皇帝开了头，贵族大臣就要紧跟。所以在皇家御园之外，就有私家园林的兴起。比较有名的，有南北朝石崇的金谷园。石崇是最喜欢显示财富的人，还要与别人斗富，金谷园造得富丽堂皇，就有显摆的意味。还有文人造园，寻求世外之趣，如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还有白居易的草堂等。到了宋代，造园艺术就大有发展了。李格非作《洛阳名园记》，所记洛阳一地的名园，就有十九座之多。但造园艺术的普及，还是在明朝中晚期，地点则转移到商业繁荣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处。而且还出现了造园专家和造园专著，如计成的《园冶》就是一本专门之作，还有文震亨的《长物志》和李渔的《闲情偶记》，也有相当一部分讲到造园。这些，都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爱好，而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不过，李渔是明清间人士，，他的艺术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已在清朝了。

《长物志》和《闲情偶记》并非造园专著，所涉范围甚广。《长物志》有十二卷，计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专题，造园只占一小部分。《闲情偶记》分两部分：上册为戏曲理论，涉及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以及演习部各种讲究；下册讲各种生活享受，分为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下面又分很多细目，所论甚详。这就表明，晚明士人，由于经济条件好了，所以很讲究生活享受，园林之外，兼涉文房雅趣，饮食享受。还有屠隆的《考槃余事》，则专讲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起居服饰，茶饮器具，室内摆设；而高濂的《遵生八笺》，虽以讲养生为主，但在讲去病延年之术的同时，还讲了许多“燕闲清赏”的内容，说的是怡情养性之道；袁中郎则有《瓶史》，专讲插花，又有《觞政》，则谈饮酒。这些书，在当时都有较大的影响，可见士风所向。

不过饮食起居太讲究了，难免也会闹笑话。袁中郎有篇小品《识张幼于惠泉诗后》，就讲了这种笑话：“余友麻城丘长孺东游吴会，载惠山泉三十罈之团风。长孺先归，命仆辈担回。仆辈恶其重也，随倾于江，至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长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即邀城中诸好事嘗水，诸好事如期皆来，团坐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瓯，盛少许，递相议，然后饮之，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汨汨有声。乃想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皆叹羡不置而去。半月后，诸仆相争，互发其私事。长孺大恚，逐其仆，诸好事之饮水者，闻之媿叹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东询，载惠山中冷泉各二尊归，以红笺书泉名记之。经月余抵家，笺字俱磨灭。余诘弟曰：‘孰为惠山？孰为中冷？’弟不能辨，嚐之亦复不能辨，相顾大笑。然惠山实胜中冷，何况倒灌河水。自余吏吴来，嚐既多，已能辨之矣。偶读幼于此册，因忆往事，不觉绝倒。”这颇有点类似法国人之所谓“伪雅”者也。虽则是伪，亦可见当时士人的追求。

游山玩水，浪迹天涯，本是古代文人之雅事。许多诗文，都由此而生。但旅游的缘由和着眼点却各有不同，触发的心景也大相异趣。《诗经》中《黍离》的作者，是东周的士大夫，他行役到故都，看到宗庙宫室都夷为平地，种上了黍稷作物，因而心中忧伤，彷徨哀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屈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忠言见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遂有《离骚》。谢灵运带着数百僮仆，浩浩荡荡，开山辟林，举火照夜，那是豪游。李白到处飘流，或为谋生，或为求道，“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晚明士人，则全无此种寄寓，也不特别显摆，他们完全为了怡情养性而寄情山水。袁中郎辞了官职去游山玩水，悠哉游哉，自得其乐。张岱更是沉浸于西湖之上，游出了自己的个性和审美特色。他在《西湖梦寻》中有一篇《湖心亭小记》，写他雪夜游湖心亭的情境道：“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碭，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介、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惊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与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行旅之事，在晚明时期，已相当普遍，讲实用艺术的书籍里，除了谈书画、文具、禽鱼、水石、器具之外，总还要讲些舟车设置及其他旅行用具，可见当时旅游业已经相当发达，而且还出现了两位旅游大家：王士性与徐霞客。徐霞客科考不利，后来干脆简以旅游为业，分期游历全国名山大川，写下详细的记载，就是有名的《徐霞客游记》，此书不但是旅游文学的先驱，而且是地理学名著。王士性稍早于徐霞客，境遇也略有不同。他在万历五年中了进士，后来宦游四方，任职遍两京十三省。他是履职所到之处，不忘游历，写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著作，也是一位地理学名家。徐霞客重在自然地埋的考察，王士性重在人文地理的调查，侧重点有所不同，贡献都很巨大。只是后来在宣传介绍上的偏向，使得徐霞客广为人知，而王士性则默默无闻。这在传播学上，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而这两位旅游专家兼地理学家的出现，并非偶然，正是当时旅游业发达的结果。

自从陏唐时代建立科举取士的制度以来，科考是士人的唯一上征之途。人们对言情小说和言情戏剧作出这样概括性的调侃之语：“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相公中状元。”这句话概括得很全面。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曾解释前半句道：大门口太平直、太显露，不宜于谈情说爱，所以必须在曲折隐蔽的后花园进行，这也是造园的依据；我想补充解释后半句：即使是感情至上的浪漫故事，也是有条件的，必须在落难相公中了状元之后，才能有个大团圆的结局。感情，其实是依附在实际利益之上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除了科举之外，士子们别无出路。

但是，到了明代中晚期，情况有了变化。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士子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了。

有些士人，在科场上遭受挫折，他可以另辟奚径，在文化市场上寻求出路，精彩地活跃于文坛画苑，日子同样过得风生水起。唐寅在省考上已经取得成绩，被称为唐解元，但在进京会试时，却因涉嫌泄题案，被排斥于科考之外。这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当然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在精神上经过一翻挣扎之后，终于找到了新的道路：他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靠卖书画为生，且与几个画友，形成了吴门画派，在画史上还占有一席之地，远比一般进士、举人的名望要高。陈继儒原也想按照常规，走科场之路，开始倒还顺利，但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便失败连连，他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决定放弃仕途，另谋生路。只是，他挂的是隐士招牌，别人也以隐士求之，故多有讥讽之语。其实，他是个聪明人，善于审时度势，因看到了文化市场的发展，捕捉到了商业先机，做起了书籍的出版、经营生意，成为一个文化商人。他进出豪门，当然有拉关系、抬高身价的作用，但这种关系和作用，也是为了推销他的书商生意——代人刻书和销售自己所刻之书。穷人是买不起书的，更刻不起书，做卖书刻书的生意，只有进出富户豪门。看清了这一点，对他的“飞来飞云宰相衙”也就不感到奇怪了。鲁迅在《隐士》一文中论及这首针对陈眉公（继儒）的讽刺诗时，曾说：“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如果当事者承认自己是书商，别人也把他作为书商来看，不从隐士方面去要求他，也就无可厚非的了。

后来，李渔带着私家戏班子，奔走四方，为王公大人献艺，亦为士人所不齿。但如果把这些巡回演出作为商业经菅来看，也是艺人谋生的一条路子，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都是商品经济发达之后，文人谋生的新途径，因为与士人的传统道路有异，所以颇遭非议。后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文人商品化加重，这类现象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只要看看晚清上海开埠之后的文化界情况，也就可以理解晚明时期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一带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了。只是上海开埠后的商业演出的领班，不再打着士人的招牌，别人也就不再以士人的规范去要求他们了。而各种指责，也是过渡时期所必有的现象。

由于文化消费的需求，说书艺术和戏剧演出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早在唐宋时期，茶楼、酒馆、瓦舍中就有说书人出现，到了明代，随着都市文化的繁荣，说书艺术有了更大的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都是据游艺场中说书人的底本整理而成，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个人执笔的长编小说《金瓶梅》，这本书的作者虽然至今还争论不休，难以定论，但它对市民生活描写的成就，则是无可争议的；而从写作本身看，作为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的出现，也很值得注意。这段时期，还出现了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言多辑录古本，但反映出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二拍则是自作，反映出商品经济下的时代要求。编写者冯梦龙和凌濛初也都是科考不畅，士途上不顺之人，所以才有时间和心思来搜集和编写故事。冯梦龙除了编辑《三言》和《三遂平妖传》待小说之外，还编了许多传奇和民间文学，如《墨憨斋传奇定本》、《智囊》、《广笑府》、《古今谭概》等，反映出市民的阅读观赏需求，推动了通俗文艺的发展。戏曲方面，不但有汤显祖、梁辰鱼这些剧作家，还出现了魏良辅等曲调改进家，打造出十分雅致的水磨调。而且，诗书画都得到改造，出现了徐谓这样全才的作者。

在文艺思想上，也突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出现了强调表现自我的理论。文艺思潮大抵与哲学思潮相联系的。先有了阳明心学来对抗程朱理学，这才生出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公安派主张写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说是“信腕信口，皆成律度”。性灵派散文一时成为风尚。

这种空灵的文风，在清初还有些余波，但在文字狱压迫之下，就不可能生存了。于是考据之风大起，出现了许多经学家与小学家，这叫实学，与晚明的文风大相异趣。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有人崇尚性灵，提倡晚明小品了。始作俑者为周作人，推波助澜者为林语堂。

1932年从2月底到4月底，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连续作了八次演讲，后来根据纪录稿整理出来出版，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经过林语堂等人的鼓吹，一时间，标点袁中郎，汇印晚明散文，提倡性灵小品，蔚然成风。从文学史上看，肯定公安派对言志文学的推动作用，将新文学的源流上溯到晚明时期，自有其道理，但在国难当头、文网森严之时，引导文人逃避现实斗争，专写些轻松幽默的文字，却并非其时，所以受到鲁迅的批评。

其实，袁中郎本人也并非一个超脱现实的作家。鲁迅指出：“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么？有的。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辞官，时中郎‘主陕西乡试，发策，有‘过劣巢由’之语。监临者问‘意云何？’袁曰：‘今吴中大贤亦不出，将令世道何所依赖，故发此感尔。’（《顾端文公年谱》下）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招贴即扯”》）

而晚明那些性灵派作家，在清兵入关，国难当头之时，大都表现出崛强的民族气节。有些参加了抗清斗争，有些则藏匿山中或隐入寺院，不肯投降。张岱就到处躲藏，在艰难的日子里坚持完成他的史学大著《石匮书》。

（发表于《书城》2023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