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连山学院，想起了陈海德。

陈海德把广州的公司卖给我之后，径直到了连山学院教书。

连山学院半圆形的钢管门开着，里面一块长方形草坪空，空无一人，青一块，黄一块。青的是没有被经常踩的，黄的被经常踩的草和泥。走过草坪就是宿舍楼，水泥墙，喷过山砂。这是上个世界八零年代乡镇建筑外墙流行的装饰方法，有的工匠还用不同颜色的山砂，在墙壁上面设计出简单的菱形或圆形图案。楼道淡青色，纯水泥。光线暗淡，转弯抹角的地方一团黑。

上到六楼，陈海德正在阁楼里用一个平底锅煸青辣椒，锅上热气腾腾。他在观察辣椒的变化，完全没有注意楼道里有人，还是我，广州来的。或者楼道经常有人上上下下，司空见惯，麻木了。

陈海德还是瘦瘦巴巴，像根火柴，眉毛和下巴上的胡子浓得跟火柴头一样抢眼，只是，下巴比以前更尖了。

我把脸伸进门，和他的眼对上了，打个招呼：“嘿，伙计。”

陈海德仰起了脸，同时手里的锅也提了起来。这也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免得谈话的时候锅在炉上菜被烧糊。在此之前，应该得到过很多次教训，才能养成这种“条件反射”。陈海德翻着白眼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锅里的菜，说熟了。熄了火，放下锅，问我被什么风吹来的。他的脸色看不出一点变化，像一张沥青纸。

我看了看阁楼里面，其实空间就只能容下一个灶台，光线黑乎乎的，全凭炉灶的煤气点火照亮。

我们下楼，出了龟壳一样的宿舍楼，走向旁边一个简易的蓝铁皮大棚房。

过草坪的时候我给陈友能打电话。他是我的表妹夫，我知道他在这所学校上班。我的表妹也在这里，但不知道她做什么谋生。电话接通，问你来了，答我来了。电话就没信号了。给陈友能打电话，其实我是想他看在亲戚的面上留我去他那里吃顿饭。这鬼信号黑了我一顿伙食！

大棚房中间有一张八米长两米宽的贴棕色木纹纸的会议桌，围着桌子摆着带尼龙靠背的椅子，只有黑色的，黄色的两种。里面靠白墙的位置，摆着一张臃肿的大班椅。白墙很白，一尘不染。习惯或者直觉告诉我，这是领导的位置。我在旁边的黑椅子上坐下来，陈海德在我身边黄椅子上坐下来。陆陆续续进来三个人，两男一女。一个胖的一缕头发耷拉在前额上的是校长，径直走到大班椅前面，手朝后摸了摸大班椅的扶手就一屁股坐了下来，然后双手手掌互叠放在桌上，像打拱作揖。我没注意到校长穿的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衣服。我对面的是一个方脸小伙，胳膊支在桌沿翘着手好像随时要举手发言。女的格子长衣，其它的没注意。

陈海德跟校长说我想教书。

校长扭头微笑着对着我的脸，我注意到，校长的脸有点浮肿，嘴唇像一根正中切开的香肠，粉红粉红，很性感。校长只说现在学校不缺老师，又问我能教什么课。

不缺老师多好。

陈海德以为我在广州没了工作来找他是想找个地方吃饭，没跟我打招呼就擅自约了校长。我能教什么？一想到这问题我就想起我高中未毕业的事来。一个高中肄业的中年男人能在大学教什么？面对校长的期待，我沉默，内心像点了一根导火索。陈海德看出了尴尬，帮我回答校长：他在广州编过杂志。其实，陈海德也不知道我的学历，他是以我的工作定的我的学历。一个普通编辑都要求本科学历，主编呢？我可是主编呢。但他不知道，主编的学历最低，就像很多低学历领导一样升迁了弄个在职文凭一样。在选择读中大还是暨大的汉语言文学这里犹豫了一下，毕业证没到手，我还离职了，没捞到文凭。我本来没文凭，可在这个时候，却让我后悔，我是想教书的。如果我有个文凭，哪怕是在职的，不至于让我现在羞赧，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地尴尬。

不知道陈海德用了什么方法召唤，会议室陆陆续续进来五个人，坐在我和陈海德对面。

陈海德没说话，校长哈哈地说这里除了我，都是你们宁远的了。

跟校长一起来的精神小伙子问我，你写过书没有？

我小声说已经出版了十本，他在对面没有听见，陈海德在旁边听见了，伸出手在桌下捏了我大腿两下，这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呢？对方反问“十本”？他想确定一下。我赶忙改口说出版了一本，《以孤独的名义》。对面的小伙子伸出右手鸡爪似的抓起桌上的手机，开始搜索这本书的资料，却搜到了我和某大领导合影的照片，赶忙向校长凑过去给校长看。

对面的坐成一排的老乡——此时都抬着一张脸，每一张脸都一样五官模糊，一样的圆一样的白，我不知道是在看我，还是没在看我。他们都是冲陈海德的面子来的。坐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彼此还不知道姓甚名谁，他们又起身走了。

我在想，我能教什么？《古代汉语》？《历代文学作品选》？没有文凭的遗憾就像在我身上开了一个窟窿，把我的信心像流血一样流掉了。

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只是随缘路过进来看看陈海德而已！

校长笑着向我唠叨，你来学校，学校一半老师都是你们宁远的了。

宁远人好啊，忠厚老实。我也跟校长唠叨。

陈海德说我们先去吃饭。

校长走了，我们才走。

出了校门，就是泥路，扭扭歪歪拐向镇子。连山像涂了一把淡墨，垂在半空中，被乳白的云朵拥着。街道很土，房子是歪的，有的窗是扭曲的。它们像负了很重的担子，把它们压弯了。岁月！我醒悟了似的托了托背上的双肩包。

陈海德带我进了一个欠缺门板的木门，里面的过道像地道一样狭窄。墙上一条一条泥缝像一张网，把间墙的淡黄色泥砖网住。头上屋檐下挂着生锈的钢钩子，吊着几块能分清白肉黄皮的腊肉。走廊的地是灰泥，外低内高的那种斜面。和一个花白头发的佝偻妇女擦肩而过，陈海德叫了一声岳母。他岳母一边走一边说饭菜搞好了，进去就可以吃了。

从窄窄的走廊过木门走进里面的房子，房子高了很多，圆形，西角还有阁楼。向南的墙下有一个火塘，火塘上挂着铁罐子，一个瘦高的老头守着，他腰板笔直，脸上的皱纹比苦瓜凸起的条纹还多，头上绑着一块显白的头巾。一个苗条的妇女在桌子与火塘间穿梭。她的脸很白，我在她的白脸上找不到鼻子眼睛嘴巴。我记起，这是跟校长进会议室的女的，身子苗条得风都能折弯，居然是陈海德的“饭票”！看不出纹理的油乎乎的四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的黑陶盆，一个蓝边海碗。大盆里半盆汤，搁着两张两个巴掌大的猪皮和一只木头勺子；木头勺子浸染了太久的各种汤汁，显得油腻乌黑。海碗里黑黑的菜堆得高高的起尖，看不出是什么。陈海德说刚来这里，工资不够花，吃老婆的。那妇女对我们讲你们先吃。我觉得她还是带着一张白纸面具，眼睛、鼻子、嘴巴都是剪刀剪出来的像眼睛、鼻子、嘴巴的窟窿。我接过陈海德的话，说我也穷，我在广州有两套房，还能让我不至于绝望。

吃完饭，告别出来，我要找火车站，我要坐火车回广州。

走到镇子边的牌坊下，门槛的两头都有一截青色石板路。牌坊两边的两根灰色立柱顶着上面两根横置的石柱，两根横着的石柱间镶着一块灰白色石板。两边的房子是烟熏火燎黑黄相间的颜色，牌坊是坚固隐晦的云灰色。我问檐下坐着的人，去火车站走哪一条？

那人戴着斗笠，身披蓑衣，打着赤脚，好像刚犁田回来，坐在门口摘小腿上的蚂蟥，听我问他话，他停下摘腿上的蚂蟥，抬头说照着门口的路走，走到底就到了。

出了牌坊走了几块石板路，就是泥路，两边的草发疯似的挤着向上挣扎，根根硬铮如铁丝。黄色的路面有水渍，两边是庄稼地，没心情去看，因为脚下的路一步比一步泥泞。到了一个小山脚下，路分岔了，一条向西，路在草上，泥糊糊的显着黄色；一条上山向北，路在山间清晰得像条黄色蚯蚓。山上有低矮的牛皮一般毛糙的野草，有一丛比人高的挤在一起火炬一样的冬茅草，还有孤单立在一方一棵人一样的芭蕉树在张望。

我本能地选择了上山的路，这一条路是一条常规的路。

一个背着筐子的女人骑着泥裹裹的摩托车像疯狂的毛驴从山顶的缺口突然冒出直奔下来，太意外了，我及时地醒了，就像发生灾难的时候我已经抽身离开了。

三十年前，我一生都想用来教书的时候，我去海边渔村找过少华。他帮我联系渔村的学校，因不会潮汕话而被校方拒绝。三十年了，我的梦没死，风干了，淡忘了。但是一粒糖，不管过多久，还是一粒糖；一粒药，不管过多久，现在还是一粒药。它们嵌在心里某处，一点都不虚幻。

十五年前，陈海德离开广州，就皈依了，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在梦里帮我，或许是修成福报的必要之一。他皈依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我在红尘中既然喝酒吃肉，没必要把自己一身腥臭传给他。想想也不对，他心中有佛，又何惧这一个腥臭的世界？要不我是假的，要不他是假的。可在世间，多少人是把糖和药拌在了一起，甜也不说，苦也不说，真也不说，假也不说，沉默含混地过完真真切切一生呢！

202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