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華留學生小説的一個回顧（二)
身份叩問與死亡想像
從台灣移民的墨爾本華文作家張至璋(台灣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任職電臺，前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寫過這樣一篇極短篇小說：
她在駕車時，他正在看報。
路邊閃過一隻碾死的無尾熊。
她一陣心酸。
——它不該下了地的，真的，毫無自衛能力的無尾熊一生都住在膠樹上，那是它們的家，一離開家往往就被撞死了。
她想撇開思緒：“報上有什麼新聞嗎？”
“又有一名大陸留學生因車禍死亡。”(張至璋，〈家〉，《張至璋極短篇》，台北爾雅出版社)
在這篇百字小說裡，作者提供了一個隱喻：兩個死亡，原因相似：離開了家、自己生活的根。張至璋對“六四”前后到澳洲的大陸留學生當時的處境極度同情，但是他的這種解釋似乎沒有觸動到問題的深層本質。
“死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澳華小說時常出現的話題。如果說在刘放的〈布羅尼亞帕克的春天〉裡，中國大陸留學生似乎在學習對死亡的領悟（見筆者《身份焦慮：痛苦的主題——澳華留學生小説的一個回顧（一）》），張勁帆的短篇小說〈西行〉(《東華時報》1998年1月22日)的女主人公夢曇則直接悲慘地進入死亡。她經歷了漫長的苦難，後又發現患上不治之癥，獲准居留仿彿成了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最後，她不再需要那看來遙不可及的恩准了——她自動完成了在澳洲這塊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她在夢幻中病故了。
凌之(劉海鷗，自由撰稿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前馬列主義教師)在〈假如靈魂可以哭泣〉(《她們沒有愛情——悉尼華文女作家小說選》，墨盈創作室1998年出版，頁193-211)中別出心裁地以一個靈魂作爲主角。那個叫做“玲”的可憐、無知、濫情、心靈扭曲的女子，當她經歷過無數男人仍找不到真正愛情時，以自殺結束生命。她的靈魂俯視自己的葬禮，發現竟無一個曾經和她發生過密切關係的“情人”在場。回溯一生情史，這個靈魂真可以長久哭泣下去。這是因爲濫情嗎？這是因爲男性的雙重道德標準嗎？以死亡作為代價實在太沉重了。
來自上海的年輕美術設計師趙川(笔名超一，生於上海，多項文學奨獲得者)的短篇小說〈醒夢〉(悉尼《華聲日報》1994年5月7日)並不直接處理死亡。這是“我”在澳大利亞第一次上班路上、在天上還有星光的拂曉時分的恍恍惚惚的思索。在短小的篇幅中，一種多重夢境在魅惑的敘述中生成，傳達的還是死亡意識。雖然最後“噩夢醒來是早晨”，但其疑幻疑真的氛圍，包含著一種奇異的邏輯，長久誘使一代有類似經歷的讀者疑惑於當下生活的可靠性和確實性。正如評論家錢超英发出如下的疑惑：在澳洲生活成功或許是可能的，但它使那些付出了青春代價的異鄉人“死”而復“生”了嗎？他們如何能確切證明自己不是進入了另一場迷夢（錢超英，《“詩人”之“死”：一個時代的隱喻》，页110）？
〈天黑之前回家〉：让人困惑的嘲弄
談到身份叩問以及身份和死亡想像的互相聯係，可以舉出林達另一部同樣或可能更傑出的中篇小說〈天黑之前回家〉(《東華時報》1997年10-11月連載；上海《收穫》1998年第2期，署名“抗凝”；並收入《她們沒有愛情》，頁99-130，刪節約三分之一)。這是外婆、母親和“我”三代女性的故事。或者如進生(本名朱文正，江蘇人，南京航空學院畢業，曾任河海大學機械學院講師，現爲新州華文作協副會長)所說，這是“歷史裡的小户人家”的故事。（進生，〈歷史裡的小户人家——中篇小說《天黑之前回家》讀後〉，《澳洲僑報》2000年5月31日）林達以一種有點像意識流的割裂時空的寫法，把三代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故事互相穿插起來，營造一種斷續跳躍而勾連自如的敘述結構，在那段沉重的歷史之弦上撩撥出一首小户人家的短歌。（進生，同上）機智的隱喻、鎮靜的反譏、要言不煩的感慨、點到即止的描摹，這些都是林達語言的特色。她甚至被認爲提供了澳華文學中“最成熟、最具有形式感的敘事類文本”(錢超英，頁73)。這個敘事文本讓人思索讓人困惑：一個在戰火中倉惶逃難的家族，僅憑無知無識的外婆一個偶然的決斷，便造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命運；而“我”爲了“過把癮”的一次出洋闖蕩，也不過是延伸了家族茫然無終的“走難”歷程。
小說寫到母親的去世：
母親那個晚上再一次醒過來，母親一醒過來就朝我搖搖頭，而後又點點頭，我弄不清母親要什麼。母親弄了半天不得要領，疲倦地合上了眼。那天深夜，母親又睜開眼，母親這次睜開眼非同尋常。她示意我去拿紙和筆。而後又示意我出去。我立刻意識到這個程序的莊重和無可挽回。那晚母親在紙上寫了很久很久，一共寫下一句話。母親說，她應該感謝命運，沒讓她死於非命。
“母親最後始終沒合上眼，那雙疲憊而又十分蒼老的眼，直直地望著天花板，冰冷如磐石。這最後一幕如同一幅蒼涼的歷史畫，使我再一次無可救藥地走進那個熟悉的幻覺……(林達，頁130)
悉尼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蕭虹博士評論道，做女兒的在母親臨終時讓她最後地失望，而爲了尋找自己的道路又不得不如此。“那種無可奈何的遺憾，相信是大多數做子女的都會發出共鳴的。”(蕭虹，《序》，《她們沒有愛情》，頁4)這個“共鳴”當然不錯。還可以說，這部作品看來並不簡单是一種叛逆之後的回歸心理或懺悔故事。正如錢超英所發現，小說中一個最爲奇異的情節是“我”這個中國留學生的母親從事法醫這行奇怪而令人恐怖的職業，她從偶然出錯開始，進而故意把相關案件的屍體換位，讓它們的身份和檔案錯亂。這真是一個“帶著陰森快意的奇特的文學玩笑”！林達這個關於“身份錯置”的像征，“對一切試圖弄清事物確切成因的‘真理’進行了殘酷的嘲弄”。(錢超英，頁76)
這個“歷史裡的小户人家”的故事確實讓人閱後深爲困惑。
《憤怒的吳自立》：處於东西方文化邊緣的尷魀的極端折射？
墨爾本作家歐陽昱博士(生於湖北黄州，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La Trobe大學澳洲文學博士，詩人、小說家、翻譯家)寫於一九八九年、經過十年輾轉於中澳台港之後才於一九九九年由墨爾本“原鄉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憤怒的吳自立》，提供又一個類型。
這部作品寫的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前的中國。公人公吳自立——一位厭世的、充滿嚴重叛逆情緒的二十一歲大學生——欲自戕而不能，終日沉浸在對死亡的暝想、對自我毀滅的設計、對他人地獄的仇恨、以及最終對另一自戕者的追尋之中。“真他媽的沒勁！”主人公這句話，相當點明這個“後現代”故事。吳自立嚇人的話還包括：“我只有徹底毀滅自己，才能夠整個兒毀滅世界。”
在吳自立身上，明顯充滿著作者歐陽昱的思考；或者不如說吳自立就是歐陽昱的代言人。歐陽昱在作品中將瑣碎的個人感覺無限放大，讓讀者從這種膨脹而瑣碎的感覺中去體味人物對社會對時代的叛逆情緒和反叛精神。他更驚世駭俗地把這種抗拒、憤慨的情緒推向極致——死亡，而且是蓄意的自殺。作者以尋死的意念去表達一種憤怒和無奈，以尋死的意像去告別這個病態的時代不健康的社會。歐陽昱在“自序”中說得坦白：“我們都想自殺，都在尋找一種最完美的自殺方式，在找到這種方式之前，我們都還沒死成。”值得注意的是，十年浩刼下的中國社會固然令歐陽昱產生“死亡”沖動，而自由民主多元文化下的澳洲社會，也同樣使他有種“死亡”沖動。他的不少作品，都觸及到“死亡”的話題或字眼。“死亡”意識貫穿於其創作中，似乎是他情有獨鐘的藝術思考角度。一九九七年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大會上，歐陽昱也用“死亡”作演講題目——他問道：“文學死亡了嗎？”(歐陽昱，〈文學死亡了嗎？〉，《文化跨越——中華文化與移民文化國際研討會文集》，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1997年12月出版，頁71-76)
張奧列(生於廣州，前廣東省作協副秘書長，文評家、小說家、澳洲《華人日報》副總編輯)評論說，這種“死亡”意識，顯示了歐陽昱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死亡”的自問，也顯示了文人的憂患意識，披露了歐陽昱靈魂深處對世俗格格不入的焦慮。也正是在這種焦慮的煎熬中，歐陽昱練就了自己的眼光，催生了自己的創作靈感，並帶著這種焦慮的“死亡”意識馳騁於中英雙語文壇。《憤怒的吳自立》這部作品對人生的思考，哲學的探討，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奧列，〈雙語作家歐陽昱〉，墨爾本《大洋報》2000年9月22日、29日、10月5日)。
《憤怒的吳自立》寫的是中國；但“吳自立”顯然也已“移民”澳洲。最重要的是，《憤怒的吳自立》的作者歐陽昱是這一群移民澳洲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中的一員。他在澳洲拿了博士頭銜，選擇中英雙語寫作，充當英語文壇和中文文壇溝通的角色，被認爲是他的最佳選擇，對澳華文學的推動也功德無量。如此背景下，他的“死亡”意識具有什麼啟發意義呢？這是否是處於东西方文化邊緣的尷魀的極端折射？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初稿於悉尼，為拙文〈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試談澳華小說的認同關切〉的一個章節。原文曾收進筆者文藝評論、隨筆選集《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一書中，並有一前言：“一般認爲，澳華文壇真正成型到現在不過十年時間。在這期間，澳華文學以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赴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包括出國訪問學者和以出國留學之名在外打工者)所創作的所謂‘留學生文學’(或稱‘大陸新移民文學’或‘新華人文學’)爲主體。本文試圖討論這期間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小說創作以及有關評論。由於只是以有限的問題探討展開，不能一一兼顧，肯定會掛一漏萬，立論也會偏差，萬望讀者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