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批中國文化人包括留學生移居海外，海外華文文學出現了蓬勃生機，形成了世界範圍的華文文學書寫現象，引起中國大陸及香港、臺灣學者的關注。一直以來，支撐海外華文文學的是歐美和東南亞兩大板塊，而近年來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崛起，逐步改寫了世界華文文學版圖。
若從作家隊伍、作品種類和文學園地的整體性來衡量，澳洲華文文學應是緊隨美國之後的寫作群體，並不遜於歐洲、加拿大、日本及東南亞諸國的華文文學。它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格局中，扮演著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遺憾的是，在世界華文文壇上，澳華文學卻缺乏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既沒有早年美國的白先勇、聶華苓、于梨華，歐洲的趙淑俠這類領軍人物，也沒有當下美國的嚴歌苓、法國的高行健、英國的虹影、加拿大的張翎這類佼佼者。這無疑影響了澳華文學形象的提升，這也是澳華文學至今仍沒有引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足夠重視的根本原因。
爲何在澳洲如此活躍的華文文學，卻未能産生有國際聲譽的作家作品呢？我想，主要是一個文學環境和寫作心態的問題。
一、 只有群舞集體舞而沒有獨舞領舞
如果追根溯源，將近二百年前就有中國人踏足澳洲生存繁衍，一百多年前就有華文報章，當年梁啓超遊歷澳洲就在本地報章留下詩文。但這與今天的澳華文學並沒有甚麽淵源關係。因爲二十世紀澳洲政府長期實行“白澳政策”，令在澳華人人數一度減少，華文報章也曾消失幾十年。
澳華文學的真正起步，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批的東南亞華裔難民、香港臺灣移民湧入澳洲，催生了華文報章，啟動了華文寫作。隨之而來一波接一波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浪潮，更是推動了澳華文學的開拓。1992年，澳洲華文作家協會宣告成立，隨後各地分會也紛紛挂牌。澳華文學改變了散兵遊勇的飄浮狀態，開始形成一個彙聚各方寫手的鬆散的創作群體。
時至今日，華文文學社團已遍佈全澳各地，主要有：悉尼華文作協、新州華文作協、墨爾本華文作協、維州華文作協、昆州華文作協、西澳華文作協、南澳華文作協、澳洲華人作協、澳洲中文作協、澳洲仕女華文作協、大洋文聯、酒井園詩社、悉尼詩詞學會、坎培拉中華文化協會等。這些文學社團的成員來自不同背景，但經常在海內外報刊發表作品，在世界各地獲獎者，大都出自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群。可以說，“大陸軍團”已成爲澳華文學發展的主導力量。
與美華文學不同，當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經營澳華文學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座標，沒有經典性的作家作品作參照。聶華苓《青桑與桃紅》、于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白先勇《紐約客》、趙淑俠《我們的歌》等經典性作品，開拓了歐美華文文學，當下許多頗具實力的臺灣、香港移民作家也活躍在北美文壇，北美的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不僅有縱向的參照，也有橫向的交流。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作家交集，可以開闊視野；與高手同台競技，也增加創新的壓力及超越的意向。所以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能夠在參照交流中發揮自己的優勢，找到自己的超越點。
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則沒這麽幸運。澳華文學剛剛開拓，缺乏本土座標，也缺少高層次的交流。誠然，澳洲也有一些著名的台港移民作家，如香港的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雜文家陳耀南，臺灣的散文家夏祖麗、張至璋、詩人黃雍廉等，對澳華文壇有相當的影響力。但他們移居澳洲後或主要在港臺發表、出版重要作品，或在本地寫點文人唱酬文字，對澳洲本地文學寫作交流難起大波瀾。夏祖麗的長篇傳記文學《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梁羽生的詩話巨著《名聯觀止》無疑是澳華文壇的一個標記，但都不是以海外移民生活爲背景，難以成爲澳華文學特質的範本。此外，台港移民作家活躍者並不多，反映移民生活的作品也極少，沒有對大陸移民作家構成競爭的壓力。所以大陸新移民作家只能從中國文學中借鑒，缺少了一種移民文學的參照和交流。許多作家在描述了遊子漂泊的焦慮，移民命運的憂思，文化衝突的困惑之後，文學主題便停滯不前，難以在東西方生活時空的轉換中，繼續借助多元文化雜交優勢去開掘新的文學話語，也缺少點叩問人生的氣度。
在澳華文學舞臺上，只見有群舞集體舞，而沒有獨舞和領舞，因而熱鬧而不突出。
二、 東邊不亮西邊亮
澳華文學的熱鬧，與澳洲華文報刊的興盛大有關聯。不知何故，澳洲華人對編報辦刊特有興趣，雖然競爭激烈，仍然前仆後繼。這十多年間，不知有多少報刊如雨後春筍，也不知有多少報刊悄然消失。澳洲常年保持有四大華文日報及數十份各類周報、周刊及雜誌。日報包括《自立快報》、《澳洲新報》、《星島日報》、《澳洲日報》、《華人日報》、《澳洲新快報》，周報包括《華聯時報》、《東方郵報》、《澳華時報》、《東華時報》、《大洋時報》、《新海潮報》、《華廈周報》、《亞洲星期天》、《澳洲僑報》、《新時代報》、《唐人商報》，雜誌包括《滿江紅》、《大世界》、《澳華作協》、《漢聲》、《朋友》、《華聯》等，都先後成爲澳華文人一顯身手的園地。
不過，報章副刊雖多，有專業水準的則不多。美國《世界日報》因其專業水準而凝聚了一大批不同背景的寫作高手，孕育了許多文學佳構。澳洲的報刊像走馬燈一樣，副刊也不穩定，缺乏具專業水準的編輯嚴格把關和認真篩選。由於園地多，投稿方便，作者無須下苦功，作品也不用精雕細刻，反正東邊不亮西邊亮，以多以快取勝。這也助長了作者輕率、隨便、浮躁的寫作心態，平庸粗糙的作品泛濫，良莠不齊，降低了文學檔次。
因此，一些不甘流俗的澳華作家，紛紛向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美國等地專業性強的華文報刊轉輾滲透，以檢測自己的文學觸角，以調整自己的文學視角。
屈指數來，澳華作家經常馳騁報刊的活躍者不下上百，冷不防放幾槍者也不在少數，還不斷有新移民、留學生加入亮相，澳華作家隊伍不算浩浩蕩蕩也是遍地開花。
但與美國不同，澳華作家精英寥寥，尤其是功力深厚的學者型作家甚少。像洪丕柱、徐家禎、辛憲錫、沙予的散文隨筆、歐陽昱、雪陽的詩歌，何與懷、馬白、史雙元的評論等，大都是學識豐富、眼光犀利的佳作。可惜這類深有功力的學者未能凝聚成大氣候。
學者少自然也減弱文學理論的探討和文學現象的研究。雖然洪丕柱批評過澳華作家缺乏本土意識，徐家禎、何與懷探討過華文文學主流支流的問題，歐陽昱提出了華文作家從雙語寫作中尋找出路的建議，朱大可調侃過唐人街作家的盲腸話語，張勁帆預測了華文文學的走向，馬白強調華文文學的美學建構，張奧列、莊偉傑、錢超英更是出版有專著評述澳華文學的發展現狀，解讀澳華文學的價值取向，但澳華文學的研究仍相當薄弱。
澳華文壇每年都舉辦一些作家作品討論會，發言都甚爲活躍，氣氛也頗爲熱烈。這類討論會雖然不乏文本分析，但大多流于文友的鼓勵及社團的宣傳。在英語國度裏華文寫作處於弱勢群族，這種鼓勵支援對文壇大有裨益，但對文學質量的提升畢竟有限。2000年黃惟群作品研討會上，林別卓就作家的作品色調和創作傾向提出異議，一己之見，卻引來滿城風雨。而這種弱不禁風的批評習氣，早在1994年已露端倪。當時施國英一篇比較中西方文化的隨筆（所謂“二八論”）一經拋出，便引起軒然大波，一場本應正常的文化大論爭，卻因神經脆弱而演變成一場焦慮、宣泄、亂哄哄的爭吵。及至2006年澳洲華文女性文學座談會暨一如作品討論會，與會者就女性文學的寫作表述了不同觀點，開始有了心平氣和的面對面交鋒，這是澳華文學批評風氣的初步改觀。
澳華作家老一輩的不少，像冰夫、西彤、何孔周、刘湛秋等在中國已具知名度，居澳後也頗爲活躍。但年青作家則不多，像蘇玲這樣的以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新的思維去衝擊文壇者並非經常。澳華作家以中年居多，中年作家生活底子厚實，思路活躍，文筆奔放，功力扎實，本該是出名家名作的大好時機，但由於整個澳華文壇缺乏一種理論批評風度，許多作家對生活的把握，對技巧的運用，對文學的走向，缺乏一種理論的支撐，這當然對文學素質的提升大有影響，欠缺精品的火候。
澳華作家大多是生活型作家，比較直觀地描述生活所思所感，具有生動性和流動感，但往往缺乏深度和力度，缺少一種大氣。澳華文學紀實性多，虛構性少，生活浪花的小抒情多，歷史縱深感和現實開闊感的大敍事不多。許多作者，尤其是一些頗具實力的中年作家，逼于生活壓力，把寫作僅僅作爲消遣自娛的手段，同時，也爲了迎合市場，滿足於寫一些輕鬆、搞笑，甚至媚俗、無聊的小品，以換取微薄的稿費，以增加虛浮的知名度。當然，作家可以有一種書寫策略，以適應變化的市場；但更要有一種藝術追求，以不斷提升文學的檔次。事實上，有文學追求的澳華作家並不太多。在一個商業化的環境下，在一個讀者面不廣的市場裏，一些報刊爲了生存，也刻意推波助瀾走偏門，難免影響了澳華文學的品位。
缺乏理論批評的強力支撐，缺乏副刊園地的健康引導，缺乏作家自身的自審意識，澳華文學的突破談何容易。
三、 出手不凡頻頻奪獎
澳華文學不僅僅是中華文化在海外承傳繁衍的見證，更是中國語言參與世界多元話語建構的嘗試。文學評獎，體現了這種嘗試的成果。1994年，悉尼華文作家協會主辦了澳洲華文傑出青年作家獎，十位作家分獲七個獎項：張奧列、朱大可獲文藝理論獎，易心弦獲新詩獎，武力獲報告文學獎，黃惟群獲小說獎，千波、賈詠、沈寒冰獲散文獎，王燕妮獲編劇獎，鄭關翠紅獲專欄作家榮譽獎。這是澳華文學綜合評選的首次嘗試，也是迄今評獎規模及影響較大的一次。但由於經驗不足，程式偏差，也引發一些爭議。
1995年，《自立快報》舉辦的澳洲中文創作文學徵文獎，則是獎金最高、獲獎者最多的一次。趙川、劉江、王世彥、陸文濤、陳宗欽、黃玉液、陸揚烈、黃惟群、周媛媛、冰夫、馬志丹、李明晏、張勁帆等13位作家的小說散文作品得獎，初步顯示了澳華作家的風貌。此外，《星島日報》、《新海潮報》、《大洋時報》先後舉辦的各類徵文評獎，以及1999年Dandenong中文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等，都引起文壇及讀者的興趣。2005年大洋文聯主辦的傅紅文學獎（散文）得獎作品，還引發了批評的話題。
不過，澳華文壇斷斷續續的各類評獎，有些欠缺規範性和權威性，影響作家參與的興致，所以有實力的作家都把眼光瞄向國際性的華文評獎活動。試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美國舉辦的一些文學徵文評獎，澳華作家往往出手不凡，頻頻上榜。中國作家協會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聯絡委員會主辦的世界華文文學獎，沈志敏《變色湖》獲優秀小說獎（2000年）、張奧列《夜闖毛利村》獲優秀散文獎(2003年)。2001年香港作家聯誼會、明報月刊等五家文化機構主辦的世界華文報告文學徵文獎，王曉雨、田地《黃河的憂傷——記作曲家儲望華》獲首獎。2003年臺灣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主辦的世界華文文學徵文獎，王曉雨《吃飽》獲小說獎、淩之《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獲散文獎。臺灣僑聯文教基金會主辦的華文著述獎，黃玉液《沈城驚夢》（1989年）、《怒海驚魂》（1995年）、劉熙讓《雲斷澳洲路》（1996年）、《澳洲黃金夢》（2004年）獲小說首獎，而獲小說、散文、詩歌佳作獎的還有陸揚烈、蕭蔚、胡仄佳、張奧列、黃惟群、張勁帆、李明晏、陶洛誦、進生、巴頓、梁綺雲等。2000年臺灣皇冠出版機構主辦的大衆小說獎，閻立宏長篇小說《兩面人》獲讀者票選首名。2005年美國《世界日報》主辦的新世紀華文文學徵文獎，胡仄佳《夢回黔山》獲首獎。此外，澳華作家還獲得了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報刊舉辦的一些徵文大賽獎項，難以一一列舉。
評獎證明了實力，評獎建立了信心，評獎擴大了澳華文學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評獎擡高了澳華作家的眼光，爲澳華文學的發展樹起標杆。
四、系列叢書展示整體實力
澳華文學的種類比較齊全，不僅有長篇、中篇、短篇小說，也有散文、雜文、隨筆，還有新詩、舊體詩、散文詩，以及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兒童文學、影視劇本、理論批評、文學翻譯等等。
若從數量質量及活躍程度來看，澳華文學仍以散文雜文爲主體，它那無拘無束的思維，灑脫不羈的筆觸，最能體現澳華文學開放、豁達、相容的語境。自《悉尼八怪》開早期澳華雜文之風以來，散文雜文隨筆的寫作至今仍爲澳華作家的最大興趣。
而小說創作，從作品的覆蓋面及對讀者的影響力而言，雖不占主導地位，但卻更能從藝術想象力、生活概括力，以及敍事虛擬性這一文學根本上，切入澳華文學的靈魂，更能氣定神閑展露澳華文學的澳味華風的藝術特質。進入小說寫作領域的澳華作家，大都深具筆力，通常散文小說，左右開弓，成爲澳華文壇的主力。
詩歌創作，也是澳華文學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新老詩人攜手合作，新詩古體詩相容並蓄，呈現出“五色紛呈，視野多元”的瑰麗詩風。
澳華文學開創之初，著作出版大都是台港移民作家，而大陸新移民作家的著作大約只有十來種。十多年後的今天，大陸新移民作家出書已逾百種。蕭虹博士主持的“南溟出版基金”，每年資助兩位作家出書，對澳華文學著作出版也起了推動作用。
澳洲雖然文學園地多，發表作品多，但由於閱讀市場小，所以至今仍沒有一家正規專業的華文出版社。許多澳華作家的作品，都要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出版。澳華作家林林總總的著作，分散在海內外各地出版，發行渠道不暢達，讀者找來閱讀比較困難，學者搜集研究也有難度。好在澳華文壇已推出三套系列性文學叢書，比較集中展示其實力，其面貌、其陣容。
這三套叢書皆由中國知名出版社出版。2002年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40多萬字的《澳洲華文文學叢書》五卷本，是海內外第一套澳華文學綜合選本系列，分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雜文隨筆卷，收入103位老中青作家的420多篇作品，較爲完整地介紹了澳華文學風貌，爲澳華文學研究提供了系統的閱讀文本和真實形態。2003年中國文聯出版社40多萬字的《大洋文叢》，包括《澳華文萃》及11卷個人作品集，構成了一個由點到面的澳華文學方陣。《澳華文萃》收入82位元作家的204篇作品，這些輕鬆活潑又充滿著生活色彩的文字，以其對母國文化的執著，面對生活環境的挑戰，營造著澳洲風味的文學品牌。2004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70多萬字的《第三類文化系列叢書·澳洲專輯》三卷本，包括小說、散文、紀實，62位元作家152篇作品，從移民生活的角色轉換中去感受不同層面的文化衝擊，從一個有趣的角度提供了較佳閱讀文本。這三套叢書，展現了移民大潮中東西方文化雜交的特性，可以視作近十餘年來澳華文學異軍突起的一個縮影，也是當下研究澳華文學較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資料。
還有剛剛推出的《澳華新文苑叢書》，將 “澳華新文苑”副刊上發表的作品，一批批地收編，一個個作者分捲入輯，長此下去，也是見證澳華文學履痕的重要資料。
澳華作家的寫作，由散見於報章發展到結集出版，並由單本著作發展到多卷本，單一性發展到集束性，充分顯示了個人創作力和群體凝聚力的提升。
幾經打造的澳華文學，已經爭取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但若要對世界華文文學産生影響力，還必須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澳華文學應該繼續在多元語境中尋找自己的“文化空間”，書寫自己的“文化身份”，它不再僅僅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延伸，而是在一種跨國度跨族裔跨文化的新視野中確立一種新的原創性的書寫。它也不再僅僅是漂泊離散、思鄉懷舊的移民文學，而是在新的文化認同及新的價值認同中創造本土文學新質。這種新質、新的書寫，不必在故鄉他鄉，原鄉異鄉之間打轉，也不必在身分認同國籍認同語言認同中徘徊，而是在中國/世界，東方/西方的關係中建立一種認同歸化超越的新的精神歸屬。
原载《香港文学》200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