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二十七岁半的上海青年作家韩寒，前段时间又一次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人物。原因在于他成为了美国《时代周刊》“最有影响力人物”的候选人，且以其在青年中的巨大影响和人气，排名一直在迅速前行，甚至排在了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前边。《时代周刊》在给韩寒做出的介绍性文字中这样写道：中国最畅销作家，赛车手，还驾驭着一个点击率最大最高的博客，主要嘲讽对象是中国僵化的文化、教育体制和不称职官员。看来以现实批判主义思想为主要作品风格、愤世嫉俗颇有鲁迅遗风的韩寒，这次能引得《时代周刊》的特别关注，真的是我们民主生活的一大进步了。
1998年时年十六岁的韩寒，以其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得的一等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的韩寒一发而不可收拾，从1999年开始辍学并出书，小说、杂文等，一本接着一本，且销量极为可观，成为九十年代末最炙手可热的文学新星，并且以其极为尖锐幽默的批评国家教育体制的言论而声誉卓著。当时，能有如此声誉和成就的，全国就此一人，郭敬明和张悦然是后来续上去的。几乎十二年过去了，青涩少年韩寒如今已是中国坊间的意见领袖、出色的赛车手、优秀的青年作家。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特质让这个批判教育体制而声名鹊起的韩寒，在十多年之后仍然能够引领着广大青年乃至全社会的价值大讨论的呼声？是什么原因使出书已不太多的韩寒，能够和具有明显商人气质的郭敬明双峰并峙、日月齐辉，成为中国80后文化视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见仁见智，我在这里给出的答案是：韩寒在最大程度上继承、延续并发展了中国文人传统中最难能可贵的现实批判主义思想，而在民间具有深厚社会文化根基的现实批判主义思想则在最大程度上成就了韩寒。
文学即人学，这是苏俄作家高尔基的切身体会，向来被文学界和社会所承认。我觉得，这个“人”字，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说是两种层面：个人，人群。个人层面上，文学是记录自己个人生活、志趣的一门艺术，舞文弄墨者图的就是一个一抒胸臆、化释胸中块垒，诗言志、歌咏言，我手写我心、我口言我意，“我和别人不一样”，陶渊明、李青莲皆是如此；人群层面上，文学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部类，是作家服务于国民大众、体现存在价值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太息之泪，惆怅之情，叹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我的文字是武器”，屈夫子、杜少陵便是这样。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取舍，这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志趣、情调的不同，可以使自己任意站在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有时候这种身份还可以相互调换。当然，个人、人群这两个概念也只是数量上的不同，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区别，于是陶潜、李白也心怀天下，屈原、杜甫也个性十足。我们只是择其主要特点和方面而言。就像我们的韩寒，个性十足、锋芒毕露但又心怀民主、兼顾苍生。似陶、李一样挥洒自如，如屈、杜一般忧国忧民，两者兼而有之，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寒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其对中国民主、民生、民瘼的长期关注和强烈关怀，对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邓拓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有效继承和发展，是韩寒能走到今天依然炙手可热、依然被人尊重和看好的主要原因，也是他能被《时代周刊》这样的国际知名刊物所关注的原因。
民主、民生、民瘼是几个亘古至今一直被真正的作家所关心关注的永恒话题。就像视频上六四事件中大学生领袖的演讲里讲到的：“民主，民是人民群众，主是当家做主。”我觉得，民生也一样，民生就是国民大众的物质精神基本生活。而民瘼，就是国民的疾苦。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作家，“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干活不如民工、打架不如流氓、卖笑不如窑姐、耍黑不如文强，社会要你何用？文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黑暗邪恶的鞭挞上、对民主自由的呼吁上、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上。”不敢说自己这段话多么有水平，但是至少反映了一个年轻作者对社会责任的不推卸的起码良知，这也是自己的做人原则。而中国的这些“三民”方面总是差强人意，按照领导者的意思就是，“我们努力了，我们在路上。”这些鬼话骗老百姓、普通人能行，在鲁迅、邓拓、韩寒的面前，说这话的人注定是要出丑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时其实在社会上已经很知名的周树人也即是鲁迅先生，面对黑恶当道的政治环境、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和劳苦大众的悲惨遭遇，在继承前人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并发展了“杂文”这一特殊的“战斗”文体。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潜意识里“杂文”这种题材便是和“美文”毫不相关的一种散文类型，是和“批判”（尤其是批判丑恶的时局时政）相关联的。一些杂文集如《三闲集》、《二心集》、《华盖集》等洋洋洒洒数百万的文字，是鲁迅先生生命中最后约十年（1925——1936）岁月中最主要的写作载体。正是通过这些匕首投枪式的文字，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弊病进行了深刻露骨的无情揭露，对国民大众的苦难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和支持，对“国民性”这一历史命题进行了广泛的取证和深刻的研究。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他成功塑造了阿Q、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几个经典的文学形象，也更因为他那在混沌中激起无数人无穷斗志的数以百万计的深刻独到的杂文作品。而鲁迅从来没有对任何党派和政府进行过歌功颂德，他是站在国民大众这个立场上的，他的文字尤其是杂文作品几乎全是批判性的，全是唤起国民大众的基本人性和觉悟、良知的。批判现实主义，是鲁迅作为一名斗士对敌人发起进攻的主要武器，是其杂文作品一以贯之的主要基调，也是成就他“思想巨人”的最主要的思想载体。
大约四十年之后，到了建国之后的六十年代早、中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邓拓，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性批判运动、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都噤若寒蝉之时，勇敢擎起了鲁迅的大旗，参与社会、关注现实，不愿盲从，始终坚持讽喻的写作态度，比起那些墙头草一样的文痞、政客来，邓拓身上闪耀着温润的知识的人性的光泽，他的人性良知是值得我们的历史记取的。邓拓是一个兼有“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既是一位具有坚定的党性原则、政治操守和务实精神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识和独立人格、不愿随时俯仰的作家。他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尖锐的思想锋芒。1966年5月，他和吴晗、廖沫沙首当其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首批打击对象。虽然其主要原因是党内斗争要针对当时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但是选择邓拓等人为突破口，却与他们这些“不识时务”的表现有关。《燕山夜话》虽然是一种“知识性专栏杂文”，但它“说古”的目的在于“论今”，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思想敏锐，针对性强，有明确的现实批判性。而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杂文，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意识，涉及面更广，从科学文化到政治经济，从伦理道德到工作作风，凡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在其针砭之列。邓拓强烈的“书生气质”和现实批判主义思想，是成就他、也是给他制造麻烦、制造悲剧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现在想想，就像鲁迅一样，不批判，那他还是鲁迅吗？没有这种“与众不同”的、不“人云亦云”的书生特质，邓拓还是邓拓吗？如果和那些“识时务”的所谓作家们一样，对不公现象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还得违心的歌颂、逢迎，那么邓拓也就不成其为邓拓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婊子、牌坊，只能得其一而安之。文革中，三家村冤案是很典型很著名的一个事件，而悲剧英雄、良心作家邓拓则成了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鲁迅没能活到解放后，这是先生的幸运，否则要么闭嘴要么坐牢，而按照鲁迅先生的硬骨头从不奴颜婢膝的一贯作风推算，想让他闭嘴是不可能的，除非给他嘴上贴胶带，那种粘性极强的“虎王”牌胶带，或者直接让他去坐牢，反正北京的秦城监狱就是关押政治犯的。
真是凑巧，又是大约四十年的时间之后，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即是青年韩寒批判现实痼疾、引领社会风尚的年代。（我甚至在想，“四十年”几乎成了现实批判主义思想有效继承的时间周期，鲁迅二十年代、邓拓六十年代，韩寒新世纪初，几乎就是每隔四十年出一位民主斗士这样的凑巧。）韩寒自己不一定会感觉得到，他成了继鲁迅、邓拓之后现实批判主义思想的继承人（李敖是台湾的，暂且不论），但这确实是存在的。韩寒骨子里天生的叛逆和不驯，天生的对社会民主、民生、民瘼的关注，使其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成为了鲁、邓衣钵的继承人。我记得在一篇报道上看到，韩寒在小时候家里死了一条小狗时，都伤心的哭了好几天，一个对生命尊重并热爱的、与印象不太相符的韩寒形象便真实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有着热心肠的好青年，而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韩寒冷酷无情，相反他很人道很温情。这也是一个作家爱社会爱国家爱民众的基本道德的反映。但是尽管高中辍学、没有高学历但却很聪明的韩寒清楚地知道，“爱”不是无条件的，“爱”不是不分阶级、不分层次甚至不分敌我的，那样的爱是“错爱”，那样的仁是“假仁”，那样的忠是“愚忠”，那样的好是“烂好”，没有原则的人、没有立场的作家，怎能立足于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个虚伪的社会？所以，像鲁迅一样对社会有深刻认识、像邓拓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韩寒不是一个和稀泥的角色，他勇敢的站了出来，以自己卓然挺拔的姿态，和凌风傲立的勇气，站在了国民大众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政府精英的一面，为民主民生民瘼忧与乐、鼓与呼。我甚至想，承载着这么大的舆论重量和社会压力，搏击在自己理想的高度、搏击在波涛汹涌的网海第一线，本色的韩寒甚至会发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浩然感慨的。而每到这个时候，韩寒自己也会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就是在和国家这些僵化的文化、教育体制的激烈碰撞中体现的，就是在对这些“领导干部”、贪官污吏进行口诛笔伐、嬉笑怒骂之时体现的。
韩寒的杂文，主要就是那些点击率奇高的博客文章，平均算下来每篇文章的阅读率在十万左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篇文章几乎能有十万大众在阅读传诵，这是个什么概念？两宋时期，诗词作家柳永的作品，“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韩寒的文章借助网络的传播，现在几乎也能达到这个水平了。这一方面是电脑网络的快速的功劳，另一方面，则是其长期以来关心民生的写作态度得到了坊间的广泛认可。坊间早就有个传言，“韩寒是当代鲁迅，”乍一听我还不服气，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留心观察，我发现人们的认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在艺术上能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至少在思想上韩寒已经很像鲁迅了。所以人们的论断也许就是就其风骨而言，而这显然是正确的。我在新浪博客上写过一篇博文，题目就叫做《鲁迅先生去了，韩寒还在，中国还有希望》，别看题目挺长，下边却没有内容。当时我看了韩寒评价那个腐败的日记局长的杂文《韩峰是个好同志》之后有感而发，写了这么一句，正文却想来想去不知道该写什么，就那么干撂在了那里。日记局长韩峰，被小本家韩寒嘲讽得几乎能撞墙自杀了，韩寒辛辣独到的文笔功夫确实没的说，“我建议上边不要让韩峰局长下台，因为他的继任者很可能比他还狠、比他还腐败，只是人家不写日记了。”我觉得，能那么早的出名，也许是韩寒不经意间的幸运，但是十几年之后了还能够红得发紫、引人关注，这就不单单是“幸运”两个字能概括的了的。这就是才气方面也即是“文笔”和责任方面也即是“批判”的原因了。当然，批判是韩寒关注“三民”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同时也使得他名声大噪、经久不衰，他也会有意无意的利用“批判”这个撒手锏来人为的增加人气的，毕竟近些年来，出书方面韩寒已经有了郭敬明这个强劲的对手，甚至出书上小郭已经有超越韩寒的趋势。而能不能有效掌握“博客杂文”这个阵地、有效利用“现实批判”这把尖刀，从而长期吸引人们的眼球、引领网络的舆论，是韩寒较之小郭更有优越感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其实作为年轻人，我不太多愿意提什么“主义”之类的大话题，1919年7月，五四文学健将胡适博士都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是我觉得，同龄人韩寒的文学创作事迹尤其是他关注“三民”、批评时局、嘲讽腐败的辛辣文章，用“现实批判主义”六个字来形容和概括也是非常贴切的。这是其个性使然的必然结果，不让他对这个社会进行挑刺、不让他帮着弱者说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帝制造了韩寒，就是因为上帝对中国的虚伪和腐败实在看不下去了，从而派了这个刀笔才俊下凡来帮着国民大众说句话、撑撑腰。从鲁迅到邓拓再到韩寒，为了中国的“三民”和公平、正义，上帝为我们送来了三位斗士，上帝他老人家已经尽力了。双手合十，感谢上帝。而在这其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现实的事情，如母安局她丈夫也就是公安局会找韩寒谈话，政府领导会向他施加压力甚至使绊子、耍黑手。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寒有勇气、有骨气、更有才气，韩寒是一种标榜、一个符号，更是一种文化、一面旗帜，文学创作中他对现实批判主义思想的有效继承和发扬光大，他的绝不妥协、毫不退缩的向黑恶和不公挑战的战斗精神，是我们所有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更是全中国那些奴性十足、个性没有、错爱、假仁、愚忠、烂好一大堆、强权和不公面前却从来不敢说“不”的所谓作家今后作文做人方面的镜子和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