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自1920年产生以来，几经兴衰和变革，已经走过将近九十年的历史。刘大白、沈尹默、胡适、刘半农、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何其芳、郑敏、牛汉、邵燕祥、北岛、芒克、西川、海子，多少个熟悉的名字像闪烁的星斗照耀在我们曾经的思想的天空里，多少次诗歌朗诵会让广大青年在首都、边陲、海岛、大漠激情挥洒、热血澎湃！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成为也许今后将不再重现的壮美回忆。
我们可以结合1920年新诗产生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来分析它的走向。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这其中，包含新诗产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在鲁迅、胡适等人的呐喊力促中怒海惊涛一般发展起来。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的思想主题。苦难深重的中国这时候走入了更加黑暗的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社会舆论、文化思潮走马灯似地轮番上阵。言语晦涩的表达已经不再适合人民的要求、政治的要求，于是白话文和白话文诗歌产生了。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远古神话开始就有了诗歌的传唱，风雅颂类的诗经、我乘风兮的楚辞、朗朗上口的乐府、三曹七子的魏风、大师辈出的唐诗、另有风韵的宋词、针砭时弊的元曲、帝国晚唱的明清诗歌，中华民族一路走来，诗歌、骈文的平仄、押韵、对偶、比兴伴随了历史的兴衰更替。在诗人的笔下，历史雄奇壮美，民族百折不挠，山河绮丽多情，可以说，诗歌是历史的一面多彩的镜子，诗人是另类、特殊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诗人的笔下，历史更加真实。在风起云涌的二十年代，中国诗歌走入了一个新纪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表现形式：自由诗。这个自由，是题材的更加广泛、是体裁的无拘无束、是表达的淋漓畅快，更是人民和文艺家们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对彻底摆脱套在颈上的枷锁的热切期盼，这就是自由！中国诗歌成为新诗，成为自由诗，成为一个民族独立精神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也就有了文章起首的白话诗人们组成的璀璨星空。多少壮怀激烈的雄奇诗篇激起英雄对敌人的无穷斗志，多少温婉细腻的雨巷之作唤起人们对爱情的无限憧憬，就这样，中国新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录影机、留声机。毛主席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读诗的，要重于新诗，不废古体。一句话，中国的青年们，似乎谁不写诗、谁不读诗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诗歌成为了建国后人们最热衷的文学表达形式。在建国十七年文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体裁；而在十年文革中，在风云突变的1976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时，诗歌都以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式、振聋发聩的时代震撼力，像匕首、标枪一样向旧恶势力发起最猛烈的进攻。中国新诗，无愧于你走过的每个时代，好样的！
但是，从这以后，又经过十年，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新诗，衰落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引人注目，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速度”，而这个“中国速度”只是经济的速度，科技的速度，而不是文化的速度。郭老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诗歌的春天却渐行渐远。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我只能说，中国诗歌，死了。在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间，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经过回光返照的十年之后，彻底死了。八十年代，朦胧诗成为了诗歌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梦呓。北岛、舒婷、顾城、孙家新、食指、江河一伙人，一伙当时年龄大多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带着对文革的不完整反思，对信仰的不正常祈求，对生活和岁月的不合实际的理解，在大街小巷、广场胡同张贴自己的作品。诗歌表现颓废、含义晦涩，却隐含了一种这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特殊的心理诉求。一时间，北岛之流成了英雄，但是我要说，经济建设是要摒弃其他的一切非相关的内容的，这种看似“诗歌中兴”的文化现象，在人们还没有完全读懂、脸上的兴奋红晕还没有完全褪下之时，便要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了。看看这些“中坚诗人”的现状，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诗歌的处境：北岛在欧美讲学，名义上是访问学者，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避难者，因为他和中共的民主观念不太同步；舒婷在厦门的鼓浪屿隐居，属于陶渊明型的失意者，不再写诗了；顾城在新西兰精神崩溃，用斧头砍死老婆之后自杀；食指现在疯了，这谁都知道，囚禁在北京某处一个听说只有几平米的小房子里，我去年在北京还想找他，终未遂愿；孙家新、江河好一点，闷在家里，和自己的灵魂过不去，但是听说也不再写诗。我突然想到，他们的结局跟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之辈何异？这就是朦胧诗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新诗的现状，死的死，逃的逃，隐的隐，疯的疯，窝的窝。如果说朦胧诗还不算是中国诗歌死亡前的回光返照，那九十年代初期的汪国真现象绝对是这样的了。不过我不想把汪国真纳入其中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校园诗人，而且他只是一个校园诗人。他的作品只在九十年代的学生们中记忆深刻。押韵明确、朗朗上口、语言温馨是他的主要特征，但是我不承认他的诗歌有深度，尽管“汪国真诗歌”曾经一度是我写作的启蒙者。再说汪国真风潮只是他的个人现象，和社会大气候无关，他的一时畅销也不能说明时代问题。十几年过后再回头去看汪国真的作品，除了语言的优美，我们已经找不见其他任何东西。汪国真在九十年代初期连续三年引发风潮，作品销量一直居于同类书籍的榜首，着实迷倒了大片的少男少女，而他的撒手锏就是“温馨”二字。冷峻的东西几乎在他的作品里边找不见踪影，而在一定程度上冷峻和伤痕往往才是诗歌的生命所在。他的诗歌我到目前只记得一首《热爱生命》。
新世纪以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歌的生存窘境进一步凸现出来。诗人成了“穷酸”的代名词，就像岳不群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一样。某一次，有人介绍自己的朋友是诗人时，朋友竟然勃然大怒，反讽他说，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人们已经不以写诗感到光荣，相反，巨大的耻辱感占据了我们的心。北京有个房地产巨头，中坤集团的老板，姓黄，黄怒波，有些人应该知道。他也是一个诗人，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就是他投资建的。他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还在写诗，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他画蛇添足地介绍说自己还是一名诗人时，下边那些衣着光鲜的商业精英们都鄙视地大笑了起来，当时的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尴尬。你想想，人家那么大的老板，就因为写诗都要被别人嘲弄，是不是说明这个社会对诗人有一种极大的偏见呢？诗歌曾经是文学王冠上的最璀璨的明珠，就像当年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研究领域的明珠一样，但现在却成了世人眼中的垃圾文化，而用来作为调侃、取笑别人的工具。世界十大文豪中，荷马、但丁、歌德、雨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泰戈尔、鲁迅，就有四个半是专业诗人，荷但歌泰加半个莎翁，莎翁的诗歌和戏剧各分其一。现在呢？
轻飘飘、不食人间烟火是诗人们普遍的性格特征，耻于谈钱、羞于谈利是他们和俗人划清界限的最大标志，茫然、失落、怀旧、伤感是他们情感生活的主要标签，眼高手低、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是他们现实生活的明显硬伤，这就是诗人。是的，我们只能承认，像黄老板这样能叱诧商海的诗人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从来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和现实脱钩，虚无缥缈，溺于幻想。但是从古至今，诗人们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普遍活得艰难，甚至连诗集都没人给出呢？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现在国家政治不清明吗？好像很矛盾吧？诗人的存在价值就是讴歌真善美，这是软性的、道德层面和意义上的公检法啊！公检法这样的政法系统，国家不给开工资吗？道德的约束力不比法律小，“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不是一句空话？
现实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改变的。商品经济的上升期，就是诗歌文学的衰落期。我常说，生在一个不需要诗歌的年代，这是诗人最大的悲哀。所以，我就对我还未出世的孩子说，你长大了哪怕就是去收破烂，也不要写诗，收破烂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很赚钱的。现在这世道，干什么只要挣钱就是好的，挣钱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诗歌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寄托，或者说是心情不好时的一扇宣泄窗口，别无他用。现在已经没有人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样写诗、读诗，就是开诗歌朗诵会也会被人认为是疯子，即使有几个人进去看，那也不是看你的诗歌写得怎样，而是看你的哈哈笑、喝倒彩去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真是无人问津。现在是e时代，e时代没有诗歌，人们好像活得才更加开心。只是还有那么多执迷不悟的“疯子”，在一个个阴暗的角落追寻自己的原始梦想。像我在“红袖添香”网站上边认识的青衣怀刀、美人蕉、水写苍茫等还在很执着地写着，也包括我自己。我写了十年了，现在在县城开一小店卖气球和神丹，说好听点，学名是避孕套和壮阳药。这就是我的生存现状。艺术上我不敢肯定，精神上我已是一个十足的诗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因为我完全具备上边所讲的诗人所有的特质。前几天到县报去送稿，好几个人都说：你就是王寒星啊？网上经常见你的东西。我只能苦笑，有点名气又能怎样，能当饭吃吗？没有用的，至少现在没有用。我以前想，被市场冷落的将被文学宠幸，但那也只是聊以自慰而已，每个人活在这世上，为什么要有遗珠之恨呢？像蒲松龄一样活着的时候自己的作品不能养活自己，而死了以后养活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出版商和印刷厂？这是什么道理？去年从北大教授曹文轩叹息的眼神里我已经看出了中国诗歌的生存状态，只是当时还抱着一点飘渺的希望不想放下而已。
有人说，做什么事情需要坚持才可以，但是如果从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的，那所有的努力是不是南辕北辙，一错再错呢？如果当代的中国适合写诗，那我要说精神上有高度、艺术上有创新的诗人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关键问题是中国在搞经济建设，文化的方面根本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而靠几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诗人来改变这种局面，怕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新世纪里，财富和物质已经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相对比较富庶，人们的精神生活开始想方设法地变得丰富多彩，于是超级女声、好男儿等快餐文化开始粉墨登场，但是诗歌这种曾经和国家命运、社会发展、人民疾苦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艺术表达形式，却永远地失去了复苏的机会。就像人们面对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仅仅是凭吊、追慕四千年前法老们的盛世传奇一样，人们对于曾经辉煌的诗歌，也会以看干瘪的尸体的眼光来看它，因为诗歌和法老们一样，已经死了，不管过去怎样，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以八十年代为界限，之前的中国人热衷于政治斗争，上纲上线的思想理念充斥于社会每个角落，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主导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民；之后的时间里又在搞经济建设，一切向钱看，孔方兄成了红人，受人顶礼膜拜；而文化，在八十年代之前还较为吃香，因为从属性上讲，政治和文化是不可以分割的，八十年代之后在商品经济的强势挤兑中日渐委落，也正是上层建筑闹不过经济基础的佐证。但是作为调控社会宏观大局的政府此刻在想什么？政府也许在想，钱能改变一切，道德的沦丧、思想的滑坡、精神的颓废、文化的衰退，在将来有钱了，给他们钱让他们改不就是了？而诗人们，几个臭老九，饿死他们活该！
去年春天出去找出版社从北京灰头土脸地回来，京城四月满天飘飞的杨花成为伤口处最深的记忆：
杨花记忆
是的，我将与之割绝
没有必要看得太重
诗歌，本来就是虚幻的东西
十年来，用血肉喂饲着它
一个人，已经瘦成什么样子
生活，原本可以不是这样
可歧途一入便再难回头
和杜甫一样，诗人
终将难逃饿死的命运
柴米油盐，饭碗
才是重要的东西
是的，生活原本可以不是这样
曹文轩说生命短暂
人要活得实在一点
该与之割绝了
一个人，终要踏上真正的土地
去年诗人余地死了，和窘迫有关；今年听说广东又有一个诗人自杀，原因是还不起按揭房贷。曾经有本名著叫做《诗人之死》，我没有看过。但是现在血淋淋的事实比名著的震撼力更加让人呼吸困难。虽说苦难成就诗人，但当代社会吃不上饭、生命难以有效延续的诗人，将不会有任何成就。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饿死的人无法革命。一颗颗曾经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的灵魂就这样黯然消逝，透明的心无法阻挡现实的尖利，轻盈的翅膀被无情地折断，去天国苦吟属于自己的生命咏叹。我不禁苦涩而幼稚地想，对于诗人，吃饭才是硬道理，这才是生命存在的前提。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国诗歌将难以再出大师，瑞典皇家科学院、百年诺贝尔颁奖史也永远不再考虑中国人的脆弱感情和民族自尊，中国也将在这个世界文学最高领奖台上永远沦为三流国家。不敌欧美，不敌阿拉伯世界，甚至不敌非洲。
是的，我们不禁要问：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中国诗歌将去向何方呢？当代中国是不是不适合写诗呢？欢迎大家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