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者余杰先生写了一本书:《中国影帝温家宝》.乍一听,有点小灰狼非礼大白兔的嫌疑,国安部便”亲自”派幹员召见余杰,“进行”谈话。
人生本如戏,开卷自有益。大陆记者对新中国总理的赞美,这几年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 "具有超強人格魅力和超前思維",“ 柔軟度極高、爆發力極強”---真堪承载中国人民的厚望。
他依仗着祖传文化中的瑰宝,轻而易举地将自己与同僚们区分了开来;他有足够用的智慧,能敏锐地把握住时机,显山露水地流露真情。 SARS 时,在泰国曼谷,如此的一位大国总理,会向聚集起来的东南亚的领袖们鞠躬致歉,也没有忘记申明,他才上任数月。三鹿奶粉事件,他向人民道歉,再三说,重要的是今后不再发生。文川灾变,他的政府部门公布的废墟下丧生的学生人数,要比艾末末们的民间团体千辛万苦收集到的总数多出一人。有一次,他心口如一地说出了”多难兴邦”-----其实当年在香港造訪非典重災區淘大花園,他抱起一個薩斯女死者在染病期間誕下的男嬰時,就向其家人說过”小小年纪就遭此磨难,将来一定前程远大”之类的話,曲折表達出他对诸如"天降大任與我當苦我筋骨"教诲已经透彻理解并爱之入骨的感概。他天分很高,遭遇到”’有用人’要变’无用人’”的历史当口,虽有深藏内心的无奈,他还是选择或被选进了那个蜂巢酿蜜;这几十年里在体制内成了大人物。升迁的路上,一种来自经受过“滑铁卢”的基层走卒的经验,比如只要”老婆支持,领导理解”,就没有跨不过去的沟坎之类,他或许也不生疏。新中国,说到底,骨子里为人的底牌历来都极简单,只是粉饰太厚,解说机巧,便显得堂皇深奥起来;稍稍掀开那标着“驯养”记号的幕幔的一角瞄一眼,那类生命捧在心窝的,也是积淀最丰厚而举足轻重的资源,就数”领导理解”。
然而,久被国情困扰而累积的人性感伤,使他一有机会极易潸然泪下;-----正是这个国家难免的天灾人祸,成了他赖以抵抗人心扭曲的唯一机遇,一如善良的人们在天崩地裂前会焕发出人性的光辉以及心地的更显纯扑。他的在灾难现场对废墟下伤痛者的声声呼唤,泪滴之处,象露水珠里映出纯洁的花瓣,激起了质朴的赞赏。我想,他是可以据此减轻日理万机时难免的负疚感,他是有理由获取对这个体制有着最高理解力的人们的宽容。他也可能真说不清,这个国家明里暗里盛行的掠夺欺诈和强权的血腥,是否同他真有暧昧的关联?
他自然是要衰老在这个体制里;来路太长,跋涉已太久远;去路已不长,真要”只争朝夕”了。他身处庞杂的人群,却说有严明的纪律,忠诚者的他是不会背叛的。可他心里,除了谏言诗语,也还是好奇着那些游离在外的年轻人,他们选择独立地思想,就象他选择那些诗句古语一样,无须请示。 那些年轻人的书写,用着他不熟悉的措辞,不带符号化的表达:那样说,那样想,那样的遣词造句,老祖宗的书里也找不到。当然,对他而言,看不看那些书,书里说些什么,不重要,相信他能用他的方式真诚地感知。但有一点刺痛了他,是这个年轻人,只吃了他的一半咸盐, 就敢在他的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写下<影帝>;这些年轻人,在自由精神熏陶或追求下成为中国的新人,他们不会祈求燕昭王的“黄金台”,只求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锋芒中既有时代催生出的侵略性思想元素,又带着学者极易沾染的启蒙式的理想;那是凡俗之辈想也不敢想的。无须怀疑,他会同意这个断语。
用一本书,平民PK元首;年轻人说话时或许还带点结巴,却不是因为害怕。
他询问身边的医疗专家,专家用审视手术台上的器官般的目光,凝视着首长,半晌用不确定的语调说,这是个非正常生活状态下的年轻人,书也是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写的书。他无法在通常意义上以正常的方式”进行”景仰领袖和表达感恩,他只会寻衅与偷窥。所以,----医学专家顿了顿,说,从维稳首长的健康考量,此书不读为宜,存档即可。
他自己的看法呢?难说;我却愿意为他虚拟。
我为他设计一句有着好出处的台词,以免这篇调侃文字,会涉嫌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言辞,象块贞节牌坊般去逼迫一位不幸失婚难说会否又动起改嫁念头的夫人。我喜欢比较委婉的说法,用一种直率而又不甚分明的语态,但能让人感触到其中传递的与人为善的祝愿。
他说:
“想我站在这本书上,一定不会头晕.”
他明白,敢写出这本书的人的勇气,是扼杀不了的。就算明早有风暴,今夜麦穗也要灌浆。
而历史已经担保, 余杰们不会遭遇<1984>(美,乔治.奥威尔著)书里描述的那样悲惨的命运。
当然,交到他手里的《影帝》一书,一定是在香港书店买的,北京暂时没印,中南海找不到合适的纸张。
24/09/2010 大洋报;《域外的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