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我在自家的后花园里采摘丰收的葡萄。忽地一只毛虫跌落上我的手背，我一个激灵，浑身便布满了鸡皮疙瘩。它红色的头，黄色的脚，通身灰白色长毛的尖端镶着黑色的点，相貌狰狞恐怖。我下意识地将其抖落在地,不无仇恨地准备踏上一只脚。我知道随后地上将出现一滩黄绿色的肉浆，心里会浮起一阵为民除害的快慰。
“NO!” 身旁六岁的儿子一声惊叫。“别踩死它，这是卡特彼勒，我的好朋友！”
我这一回受的惊吓更甚于刚才。“这是害虫，别碰它，它的毛有毒，扎进皮肤里手会烂，飞进眼睛里眼会瞎。”为人之父，我有义务向他传授生活知识。
“不对！它的毛软软的，摸着可舒服了。”说着，那只斑斓毛虫已被救上儿子细嫩的手掌，它还知宠般地在昂头蠕动。显然，儿子与其类的交往已不是第一次了。
面对这只害虫，我以前这大学生物系的教师竟然无言以对。
随后，儿子宠物般地将他的朋友养在瓶子里，每日早晚两次饲以鲜嫩的青草，时而还带它到学校去与其它朋友们聚会。数月后，那只卡特彼勒经过蛹化变成了一只在我看来十分丑陋的巴特佛莱（BUTTERFLY),在儿子那眷恋的目光下飞向天空。这件事使我的心灵受到沉重的震撼。
1970年的夏天，那时我正随父母在河南省黄川县的一个农场里变相劳改。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发现同室的一个小伙伴正抱着他父亲吃饭的碗在偷偷地哭泣。通常在这个时候他是该去给他的父亲喂饭的。我奔到他父亲住的茅屋前，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具尸体散发着臭气暴晒在阳光下，一个六岁的男孩儿正手持枝条抽打着那张因承受过太多的屈辱而已扭曲的脸，仿佛在指挥着那黑压压的一大群“无产阶级”的苍蝇去吸尽那最后一滴“资产阶级”的血。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那曾被誉为“红色作家”，后来变成全国著名大右派的吴小武先生。不知他死于何病，几个月前他就已经开始大小便失禁，却没有人来为他诊治过。至今我还记得吴小武先生身负重病挑着粪桶踉踉跄跄地掏粪的景象，还记得“造反派”的头目逼着他用手将洒在地上的大粪捧回桶里的情景，还记得那个曾经鞭挞其尸体的六岁儿童的名字。
20多年过去了，阶级斗争的口号已被遗弃多时，但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自相残杀的罪恶根源依然存在，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代表的残暴制胜的意识已经侵蚀到民族文化的深层。人们已经习惯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把周围的同类看成是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敌人：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依据眼前的利益把世界上的一事物分成美的丑的、益的害的、好的坏的这种两分法。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再回到中国还能够狗苟蝇营地活下去，但是他们，那些已经在这里受了教育、和卡特彼勒成了好朋友、在电视儿童节目中看惯了被称为MONSTER的各种怪物的表演、在PLAYSCHOOL中乐而不疲地与GHOST——那种没有表情的骨头人玩耍的、一定要和那种毛扎扎一碰会跳起来的橡胶大蜘蛛共枕同眠的、那些不分丑美地热爱着整个这个世界的孩子们，如果你把他们再带回到那个社会中，他们必将和那些“牛鬼蛇神”的好朋友们一起被毁灭。
这就是我在澳洲申请永久居留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