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这种丑恶行径可能各国各地都会有所发生，然而像2011年10月发生在中国佛山市18个路人见死不救两岁小悦悦的事件，恐怕就绝无仅有了。因为路人离被货车撞倒的小悦悦近在咫尺(远者不超过2米)，从其身边走过却视若无睹而无动于衷，这些人的铁石心肠堪称世界一流；又因为在持续7分钟的时间里，19个路人只有一老阿婆对小悦悦施以援手，说明在危急状态中好人与非好人的比例为1：18，其比例之悬殊在世界上确实难有第二。
中国是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社会主义新中国更是提倡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舍己救人而卓有成效、闻名于世，怎么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丑闻呢？真是令全世界震惊，令国人脸面丢尽、恼羞成怒。但是冷静一想，事已至此，唯有分析出固中原由，从中吸取教训，争取坏事变成好事，乃是上上策也。
如18个佛山人这种冷漠无情、见死不救的现像，在中国社会已具一定的群体性，而非个别人的偶发性。其历史渊源何在？是因长期贫困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因缺乏教养而不知廉耻、丧尽天良？是因传统文化某种劣根性而病入膏肓？是因社会道德滑坡而伤风败俗？
重读鲁迅先生的纪实小说《藤野先生》，便知道中国人之冷漠无情由来已久了。小说记述了鲁迅年轻时在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情景。有一次学校给清(中)国留学生放映时事电影，影片血腥地记录了日本人在取得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对俄国人的残酷清算，连同给俄国人打工的中国人也不放过，“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些中国人饶有兴趣地观看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砍头，麻木不仁、冷漠无情之程度令人难以想像。而那些看电影的中国留学生居然为日本人的胜利“醉酒似的喝彩”，拍掌欢呼“万岁”，其民族良知已经荡然无存。对此，鲁迅认为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远比医治中国人的身体重要，于是他决定向自己所敬爱的老师藤野严九郎辞别，告诉他自己从今往后将不再学医学(弃医从文)，并且要离开仙台回国。
中国在长达100多年被侵略、被奴役、被欺侮的历史中，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人性过度扭曲，心理严重缺陷，或许这就是部分中国人冷漠无情、见死不救现像的历史根源吧。除此之外，中国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滞后和人道主义事业不发达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人道主义产生于500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对封建神学的斗争。那时的宗教界和神学家蔑视人性，残酷无情，大搞中世纪的野蛮与恐怖，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道主义，主张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把人当作人对待，对他人要“善行、大度、宽容、慈善”。人道主义是有其阶级性的，有糟粕也有精华。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通常用某种所谓永恒的人性标准观察历史，把它作为衡量历史的尺度；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可以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继承。实际上，革命的人道主义早已为新中国做过很大的贡献。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正是由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感召，大批国民党军投诚了人民解放军，数量之多占解放军总兵员的三分之一，致使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善待联合国(美)军战俘，赢得了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啧啧称赞。
然而，由于“左”倾思想错误作怪，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曾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笼统地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发扬中华优良伦理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63年毛泽东主席倡导“学雷锋”以来，新中国的人文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开了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的一代风气，助人为乐蔚然成风，见义勇为比比皆是，舍己救人屡见不鲜。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人道主义靠边站，反而阻碍了学雷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学雷锋的成果未能落实到人道主义事业的建设上来，包括民风建设、法律建设等。于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一切向钱看的腐败的污流浊浪中，一些人们心理变态、毫无人道、冷漠无情、见死不救的现像就事出必然了。人人都要补上人道主义这一课，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