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23日，我终于登上了向住已久的法国巴黎的蒙玛特高地。巴黎的秋天是个多雨的季节，这天虽然没有下雨，天却是沉沉的。鸟瞰整个巴黎市区，灰蒙蒙的一片，连雄伟的巴黎铁塔也显得影影绰绰。
这里就是世界著名的巴黎艺术家广场。
常言说的好：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真实往往和想象有距离。我想象中的巴黎艺术家广场应该是开阔的有着古雕塑的巨型广场，无数的艺术家在同时作画。蓝天、白云，到处飞着鸽子……可是这里（如果这山顶上的一小块平地也可以叫广场的话），只有一、二十名艺术家，各有一个小摊位，环绕而坐。有的画油画，有的画水彩，大多数还是为游客画速写肖像。十月底的巴黎，天气已经相当冷，山顶上的风又大，游客极少，画家们都穿着大衣卷缩在椅子里，有人经过就象征性地招招手，希望人们能坐下来。据说要取得这一席之地并不容易。这里是“终身制”，只有一位画家离开，另一位申请者才可以得到执照，常常要等十年以上。
我望着这冷冷清清的广场，大失所望。
我刚刚在广场边上的一家小咖啡馆坐下，就看见一阵大风把一个画家的阳伞连根拔起，那伞象一个五彩的大蘑菇，在灰色的天空里飘上飘下，给这冷清的气氛增加一点生气，所有的视线都被吸引过去。伞最后挂在一棵大树上，不少人跑去帮助那个可怜的画家把伞摘下来，我的思路却随着伞，悠悠忽忽地飘了起来，飘回了澳大利亚，飘到了悉尼的环形码头。
一
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是悉尼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中心。轮渡要从这里启航，巴士要从这里发车。火车也要路经这里。面向海湾，她的右手侧是世界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左手侧则是旅游圣地——石头城。
1984年，我刚刚到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周末，哥哥一家陪我去参观歌剧院，那时的环形码头，过路的虽多，但除了有一两个弹吉它唱歌的人外，并没有什么艺术广场的气氛。在去火车站路口的石柱边上，我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大约六十多岁，戴眼镜，她支起一个画架，上面有一张椅子，等着顾客的到来。这时，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走到她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话，老太太示意那小孩坐在椅子上，她就开始画起来。她几乎每画一笔就要用手指顶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小孩开始不耐烦地扭来扭去，妈妈在旁边大声地喝斥着，老太太吃力地画着，我不忍心再看下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个码头将是我谋生的地方，我刚刚在悉尼城市美术学院注了册，周一到周五要去那里上课，周末到环形码头画像将是我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二
第二个周末，我就带着画具，小凳上阵了。老太太没有来，我选了另一个角落，把画好的肖像样子一字排开，样子一般多画一些名人，象麦克唐娜、杰姆斯丁、猫王等等。两张小凳摆好，我坐下开始低头看一本书，为的是不用直视过路的行人，只用眼睛的余光瞟着来来往往的人腿，各种各样的皮鞋。终于有一双腿驻足在我的面前，我佯装不知，还在看我的书。
“How much？”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用手指着我的画。
“Three Dollars”我不知为何没有按原来想的五元钱的价格说出口。
他一屁股坐在我的对面，我急忙拿起画板，动手画起来，画人像速写这本是学美术的年轻人的必修课之一，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用它来挣钱却还是头一次。况且有不少来围观，我的手有点不听使唤，也不知怎么糊弄完这张画的，总之不象样子。可那人好象还挺满意，留下五元钱说不用找了。接下来就一张接一张的画。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找了个角落，把揉的皱巴巴的钞票从兜里掏出来，一数六十多元，我当时居然有种幸福感，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三
除了五天在美术学院读书，我每个周末都风雨不误地赶到环形码头画像，价格也逐渐提高了。那位女画家只有星期六来，她说星期天是留给上帝的，她要去教堂，我尽量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摆画摊，以免干挠她。半年之后，老太太不知为什么再也不来了。
相隔不久，一位朝鲜老头来这里摆摊画像，朝鲜人架子很大，摆出一付大画家的派头，从不搭理人。他收费不是按每幅肖像而是按他花费的时间，15分钟起价，半小时就要多一倍的钱，他画得极慢，被画的人常常看表，心情有点象不认路的人坐上了出租车。朝鲜人在画样前还立了一块招牌，自称是著名的International画家。可他的画实在不敢恭维，全部是遗像效果。每张画无论男女老少都是一样的面孔，和他本人一样没有丝毫笑容，一色的永垂不朽。
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位女士画像，一阵小风把那女士的头巾吹落，我忙放下画板去拾，一回头，发现朝鲜老头站在我的背后，他不希望我发现他在我背后看我画画，四目相对，他蔑视地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四
在画像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的朋友（英文也长进了），其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她看上去约有七十多岁，嘴唇涂得血红，脸上施着厚厚的粉。这在西方世界并不稀奇，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引起的的注意。
连续几周，每当我开始为游客画像时，发现这位老太太总是站在我的身后，对我的作品赞不绝口。
“啊！太像了！完美的作品！漂亮极了……”
我知道她的赞扬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被画的人听了却十分高兴，钱给得也痛快。围观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多，我很想谢谢她，可每当我收摊要回家时，她却无影无踪了。
有一天傍晚，当围观的人渐渐散去，我发现老太太没有走，她凑到我身边悄悄地说：
“你能给我画一张像吗？”
“那还用说，请坐吧！”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感谢方法，示意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
“噢，谢谢！不过我只是想请你帮我画一张照片。”说完，她从手提包里小心地取出了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打开盖子，里面只有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军官和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老太太指着那位姑娘说：
“这就是我。”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照片是在二次大战期间拍的，那位青年军官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而姑娘则是一所战地医院的护士，在一次空战中，飞行员受了重伤，在年轻护士的精心照料下，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他们闪电式地恋爱了，爱得那么深。就在举行婚礼之前，英国人突然变卦了，他又爱上了另一位姑娘，并很快地与那个姑娘结了婚，一起回了英国，可以想象这对年轻护士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但是她并没有完全失望，她仍深爱着他，一直痴情地等着他，盼望有一日他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旁，一等就是四十年！
看着老人浓妆的面孔，想到她每星期都要到码头上翘望，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直到今天她还期待着与那位负心人重逢！好一个痴心的女人，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把照片拿回家，精心地把它画成一幅油画。我知道这张普通的合影对这位老人是多么的珍贵，因为属于她的只剩下这一点破碎而陈旧的回忆了。
五
一晃就到了85年底，整个环形码头开始大修，准备迎接澳洲国庆200周年。除了几个通道，火车站和对面的码头全部用木板围了起来。广场上到处堆放着施工用的材料。这种杂乱的场面反而使环形码头热闹起来。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来到这里，印象最深的有：“一人乐队”阿莱克斯，歌手露西娅，粉笔画家克劳思，木偶表演家约翰，吹奏“地就都”的土人乔，家庭合唱团戴维一家，另外还有法国来的漫画家，跳霹雳舞的美国小黑人詹姆……总之，整个广场每走一处就围着一圈人观看各种各样的演出。
这些人不少是国际流浪艺术家，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到处以表演为生，人生的经历特别丰富。我非常羡慕他们，幻想将来也去世界流浪。
和这些街头艺术家一起，心里特别舒畅，没有丝毫嫉妒之心。除了朝鲜老头，大家都象兄弟姐妹般融洽，经常几十人相约一起去附近的酒吧喝酒，这些天性快活的人到了酒吧也是又说又唱，吸引不少人围观。
有一次我提议去文华社吃自助餐，大家热烈回应，我们一路说说笑笑走到文华社门口，可是守门人把手一横，拒绝放行，理由是服装不整，这伙身着破烂装，牛仔服的艺术家吃了闭门羹，只好垂头丧气的离开。可是没有五分钟，大家相互看看，又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人人都取笑对方的“怪样子”人们常说“穷欢乐”，也许真是穷才有欢乐吧。
六
阿莱克斯是从捷克偷渡出来的难民，从奥地利转道移民澳洲。他对澳洲的自由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他惊奇这里为什么还有愁眉苦脸的人。
阿莱克斯是个职业的街头艺术家，半年在澳洲演出，另半年去欧洲闯荡。他一个人同时吹奏几种乐器：手抱吉它，背着鼓，头顶着钹，用脚来控制牵着线的鼓和钹，嘴里吹着口琴，嘴闲着的时候还用沙哑的嗓子唱歌。他的“一人乐队”演奏时，时常吸引大量行人围观，他告诉我他最爱演奏的是一支美国歌曲：Chinatown。
阿莱克斯肌肉十分发达，体力和精力都相当旺盛，那时我和他及他的女友琳卡分租一套公寓，这种给穷人住的政府屋十分便宜，唯一的缺点是隔音差，阿莱克斯和琳卡几乎晚晚做爱，那惊天动地的响动对当时还是单身的我来说无疑像是受刑，我忍无可忍只好去敲他们的门，安静了五分钟，琳卡的尖叫和阿莱克斯的喘气声就又此起彼伏了。
阿莱克斯常对我说，他的演出是重体力劳动，一场下来往往大汗淋漓。所以他每天的早餐绝不马虎，总是一大块牛排，两杯热奶和几个煎鸡蛋，（不象我是一色的方便面），这样他可以一直坚持到下午三、四点钟，休息一下再赴去英王十字街。
他往往深夜才回到家，先洗个热水澡，然后把沉甸甸的一大袋硬币倒在桌上，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慢慢数来，几乎每天都有三、四百元的收入。
真不可小看这些街头艺人。
七
这天我刚刚来到环形码头，看到我平时画像的对面有一位抱着吉它的姑娘。她个子不高但十分苗条，蓝眼，金发，有一种使人过目不忘的魅力，我开始在石柱上挂我的招贴，画还没有贴好，那个姑娘已经唱起来了。
一点也不夸张，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歌喉。她面对着观众，脸上挂着微笑，蓝色的大眼睛隐约看到一丝淡淡的伤感。她一边弹着吉它，一边轻轻的唱着，在这样开阔的地方，她的声音就象有扩音器一样传得很远。
一首歌唱完，围观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往她打开的琴盒里扔钱，她只唱一首，不再唱，又象刚来时看见的那样，抱着吉它静静地站着，半小时后，她又唱了一首歌就走了。
晚上，我向阿莱克斯打听这位姑娘：她叫露西娅，十六岁去意大利学习美声唱法，二十岁回到悉尼，曾在悉尼歌剧院歌剧团作专业演员，后来与导演不合辞职出来，幻想能唱流行歌曲出名，自己出唱片。
又一个周末，我正坐无聊，这位姑娘不知从那里跑出来，坐在我对面的小凳上，她用甜美的声音说：
“我看见你画的人像，画得很好。我没有钱，我给你唱一首歌，你给我画一张弹吉它的速写好吗？”这有什么好说的，我马上拿起了画板。
她用手指拔动着琴弦，轻轻地唱起一支伤感的歌，我迅速地用炭条在纸上画起来，她还没有唱完，我已经画完。
她拿起画端详了一会，走到我面前，Kiss了一下，就跑开了。
八
我头一次意识到我们的同胞开始在澳洲大批登陆，是87年底的一个早晨，我还没有起床，两个过路人从我窗外走过，我清楚的听见谈话中夹着一句国骂：他妈的。
紧接着，环形码头开始有不少大陆人的形象出现。
有一个周末，我拿着画具去环形码头，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子，一看就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她倦缩在一个角落里，墙上贴了三、四张皱巴巴的人象样子，其中还有国内美术学院的石膏像习作。她自己坐在小凳上，头都不敢抬。
“从哪儿来的呀？”我站在她面前大大咧咧的问。
“广州，你呢？”
“北京。”
她好象并不想继续对话，又低下了头。我讨个没趣走开了，找到我的老地方，熟练地把画样子贴到火车站出口的圆柱上，刚坐下就人来问，一画就到了天黑，当我站起来活动活动累酸的腰时，那姑娘早没影了。
第二天，我在相同的时间来到环形码头，一眼就看见我的位置已被昨天那位戴眼镜的女孩子“占领”了。她又多画了几张样子，也贴在那根圆柱上，也许她认为我画得多是因为这个地方“风水”好。她仍然低着头，羞怯地看着自己的脚。
我耸了耸肩，连招呼也没打，就换到离她不远的另一个圆柱上去贴我的画样子。和昨天一样，刚刚将画具摆好，就有人来问，于是又一张接一张地画到了天黑。中间我偷眼看过几次那个女孩子，她一张也没画上，只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
一连几个星期，再也没有在码头看见她。
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我们相遇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她成了我的老婆。
九
从中国各个城市来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会画两笔的都想在环形码头试试运气。我来得最早，新来的都很客气的向我搭话，一般都问颜色、纸、笔在哪儿买？样子怎样才能贴在墙上？画凳方便还是普通的海滩折椅好用等等非常具体。如果我有客人，他们就在后面看，有时一呆好几个小时，没有多久，环形码头就有四、五个大陆来的画家摆摊了。
刚开始，大家互不干扰，距离拉得很开。为了引人注目，每人都画很多样子，一贴一大片。那时澳洲人对画像仍很新鲜，而且环形码头的外国游客非常多，也不在乎多几个画家。再加上唱歌、跳舞、弹琴的也多，反而显得更热闹了。
由于码头修理，市政厅和警察也放松了对这个地方的管理，不少小贩也开始在这里摆摊。这里都是游客，又不用交租金，百分之百赢利，吸引了几十个小贩。有的还越摆越大，架起几个大桌子，卖衣服、玩具、邮票、古币、墨镜、热狗等等。有几个兜售清凉油的恐怕是留学生群里最早做生意的（那时还没有进口集装箱的气派，只是卖随身带来的小商品），他们一边往洋人的大鼻子上抹清凉油，一边大声吆喝：Tiger Bar！Tiger Bar！
这时的环形码头，不仅是艺术家的广场，还是个大Market，一到周末，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十
1988年，澳洲200年大庆，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已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大多数人是借了一屁股债来的，一下飞机就面临着打工挣钱还债的压力。特别是Chinatown的中国餐馆来了一大批廉价劳动力，工资压到两、三元一小时，工厂工也很难找到，留学生们常常三、四个人睡一间屋，一桶奶，两袋面包的渡日。相比之下，在环形码头画人头像的就成了天之骄子，运气好的，一天就可以挣个二百多元，所以不少人给国内准备来澳留学的人写信：你要是会画人头像就来，不会画像千万不要来！
也许是这个原因，更多的“画家”来到环形码头，大家见面都认识，都点头，但谁也不问对方姓名，特别是广东人一色的英文名。据说是万一黑了就马上转入地下，不至于给查出来。所以在环形码头的人都用外号相称：象我自己由于来得早就被称为“老北京”。之后来的北京人就叫作“新北京”。“新北京”的弟弟来了就叫“新北京弟弟”，比日本名还多一个字。还有“小上海”， “老天津”，“小天津”，“老广东”（后来简称“老广”）等等。有的外号是根据印象起的，象专宰日本人高价钱的，被叫作“大屠杀”。在Kings Cross一带活动的画家被称为“老King狂”，“老虎机”当然是挣了钱就去喂老虎机的，还有叫Rubbish的，是画得最糟的……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的名字。
这时候，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再存在，只要一个人抓住客人，其他人就蜂涌而上。我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见人多就头痛，索性躲到角落去画，可我刚一画上，一看四周，早已坐满了画家。
十一
市政厅和警察终于光顾环形码头了。
首先被驱赶的是小贩们，在被市政厅管理人员和警察多次罚款和没收货物之后，他们的摊位逐渐消失了。
画像的一开始仍被列入街头艺术家而不加管束，这也就使得更多的人来到码头，连一些根本不会画画的人也滥竽充数地坐在那里瞎画。
“中国青年艺术家协会”蕴酿成立了，这恐怕是留学生的第一个组织，它既不搞民运，也不搞居留，目的简单明确：保护先来者的利益，和后来抢饭吃的人斗争。组织的召集人是外号“党支部书记”的老陈，上海人。他是画像大军里的中坚力量，他想的，说的，做的离不开画像。这时画家们再不是周末来广场，而是一周七天的坚守岗位。象老陈每天还要给自己定一个挣钱的指标，不到指标决不回家，他有时坐到夜深人静才收摊，有一次实在太累，想叫辆出租车，可出租车刚一出现，本想叫“TAXI”，可是他竟本能的挥着手高呼：“Portiait！”
协会的成立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新来者的“入侵”，因为一画起来，谁也顾不上谁了。这时的环形码头成了只有夹着画夹子兜揽顾客的清一色黑头发，黄皮肤的画家广场。不要说洋人画家，连跳舞，唱歌的几乎也绝迹了，朝鲜老头也转移到英王十字街去了。环形码头的画家群最多时可达到五、六十人，场面之壮观令法国巴黎的艺术家广场也自渐形秽。
不少澳洲人惊奇地问：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会画像？
十二
环形码头的画家群开始由“化整为零”而逐渐演变为大兵团作战，常常十几人聚在一起。这反而造成一种气势，过往的行人不得不停下来观看。这一看就产生想画的欲望，象变魔术一样，人们一排排的坐下，几十个画家全不闲着。当然，其中不乏滥竽充数之辈，但奇怪的是画得不好的往往挣得多。因为画得好的一画上，观看的人认为所有画家都画得不错，很容易就坐下来了。但画得不好的一画上，观众摇摇头就走了，怎么拉也没用。
为了多挣钱，画像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特别是身后有人等的时候，顾客刚点头同意，正在往椅子上坐的时间，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画完了。一个乡下老太太给小孙女画像，刚掏出梳子给小孙女梳头，画家已把画好的像往她眼前一亮：
“画完了，您呢！”
刚来的人英文不好，常常也闹出笑话：一位澳洲顾客嫌画得不好，拒绝付钱，画家愤怒地揪住他：“I look you no three no four, I give you a little colour see see！”（我瞧你不三不四，我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老陈是“党支部书记”，也常常帮助别人，新来的往往视老陈为“样板”，他的“洋泾浜”拉客英文居然被录成磁带广为流传。刚来的画家首先要聆听他的“哼哼教导”，老陈也的确厉害，他画像时能做到自己手里画着，还能发现背后有客人来。
有一个杭州来的画家连老陈的“样板英文”也不会，自创一套，他见有客人来，大手一挥，示意客人坐下，客人一楞，摇摇头。他再挥一下，客人还摇头，他使劲再一挥手，客人就点点头，乖乖的坐下了。他因此得一美称：“砍三刀。”真是灵得很三刀一砍，不坐下的客人也坐下了。
日本人是画家捕捉的重点对象，特别是渡蜜月的年轻伴侣，一来他们出手大方，二来不会挑毛病，更重要的是不会英文，没法讨价还价，常常是被“宰”的对象，画家专门“宰人”的价格往往画完才亮出来，被画的人也常常看了脸色发白。画家们的口头语是：
“不宰日本人宰谁？想想八年抗战……”
后来一见有日本人来，往往几个画家一起蹦过去，吓得日本人躲进附近的小店不敢出来，从货架的缝隙向外偷看，生怕画家追进来。当年抗战时期，如果是这些画家上阵，日本人早投降了。
十三
随着画家日益增多，环形码头的交通也受到一定影响，于是铁路局，船务局纷纷向市政厅抱怨。市容管理人员和警察同时出动了。巡逻车开上了人行道，和当年对付小贩一样，见到画家就没收画具、坐椅，要交了罚金才可以取回。这等于断了画家们的生路，大家开始发愁，想办法。
被没收的坐椅没人去取，因为罚金比买新的还贵，画家们开始使用装牛奶的塑料筐，为了照顾客人的屁股，上面垫一张硬纸板，广场中心上百件牛奶筐全部利用上了。画一画完，纸板一撤，用脚把牛奶筐一踢，走人了，真是又方便又经济。
每天中午，画家们陆续来到环形码头左侧的草坪上，观察动静，如果一小时过去，市容管理人员和警察没有出现，大家就悄悄地一人提两个牛奶筐开始摆摊。画样子再也不贴在墙上，而是一人只拿一张夹在画板上，直接向顾客拉生意，一谈妥价钱，马上就画，两眼的余光还要留意有没有警察。虽然这时胆小的人已不来画了，为了生存，还是有相当多的画家上阵，一画起来又是一大排人。这时，不知谁小声说了一句：后面有警车。只见画家们以惊人之带速度把画具一夹，拔脚就走，留下一排目瞪口呆的客人：怎么一眨眼的功夫，画家突然踪影全无。连赶到的警察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分钟前还看见一大片人，现在只剩下客人不见画家。当然也有个别贪心的画家，拉着客人的手一起跑，跑到一个角落，气喘嘘嘘地接着画。
画家们称其为“敌进我退，敌疲我扰”。
十四
200周年国庆结束，整个环形广场反而更加正规，市容管理人员和警察交替出现，他们也摸透街头画家的规律，往往两头夹击，被抓住的画家甚至送到警局拍照留底，警察拿着拍好的照片问画家：你看我给你们画的肖像怎么样？
画家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不少人索性去打工，也有人跑到黄金海岸或者去赶小镇的集市。整个环形码头开始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两个弹琴唱歌的人，警察是不赶唱歌的人的，他们说弹琴唱歌是听的人任意给钱的，而画像是明码标价属于买卖，所以要取缔。由于广场冷漠，歌手的歌声听起来也有点凄凄凉凉的。
这时传来噩耗，老陈得了肝癌。
老陈在澳几年，几乎天天泡在环形码头，早出晚归，近在咫尺的悉尼歌剧院没有去参观过。他拼命挣钱但生活节俭，连Chinatown的快餐也不舍得吃，别人去吃饭，他宁可在门口等，别人笑他吝啬，他说：我们这辈人留学是骗人的，赚点钱将来供我的儿子真正来留学吧。
当他昏迷被送到了医院，医院马上动手术进行抢救，可腹部一切开，医生马上又给缝合了，癌细胞已全部扩散了。医生说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几个朋友去医院探望他，老陈还蒙在鼓里，他看上去精神很好，自以为动了手术就会痊愈，一好又可以重返码头画像，直到有一天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终于下决心回国，不能死在异乡。
飞机场的检票口，我们和老陈告别，他坐在轮椅上，面呈柠檬黄色，不断向我们挥手。
国内有信来，说他死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
十五
一度火热的悉尼艺术家广场也从此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