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校史、系史,是对过去所走过的办学道路做一个历史总结。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做出过哪些建设性的工作,又走过哪些弯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哪些是向前发展的,哪些是倒退的,将来应该怎么做才好。这样就有了一个比较,对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感。鲁迅不是讲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吗,所以,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当然不单是校史、系史,而是包括对中国整个历史,世界整个历史的了解。人类历史过程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学校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在发展过程中,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写出来,作为历史的借鉴,所以这个工作是很值得做的,不只是为了应付系里布置的任务,而要看到它本身的价值。
研究校史或者系史,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比较普遍的做法:摆成绩,唱赞歌。现在的校史,一般都是这样写的。各个学校庆祝校庆,大抵是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甚至一百几十周年,愈长愈好。实际上,有些早期的历史,跟现在的学校已经搭不上界了,也都挂起钩来。比如,有些院系调整时被合并、被分散、被取消了的大学,早已不存在的了,与你后来新建的大学有何相干?硬要归入你的校史,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现在大家都是觉得历史愈久愈好,有如阿Q所说的:“我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以这种心态去写史,就容易走上评功摆好的路子。中国的领导人,也是喜欢评功摆好的,所以歌功颂德的史书较多。写校史的总喜欢写我们这个学校历史上有哪些辉煌的地方,出了哪些人才,特别是我们毕业生中有多少是当大官的?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在美国,里根总统要到耶鲁去,想参加他们校庆,耶
秘书与历史学家是两种不同的职业,他们有不同的工作要求,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秘书是首长的助手,他的工作特点是根据领导意图办事,不好自作主张的,领导要讲什么话,你得根据他的意思写成讲话稿,领导认为这段时期的工作有哪些成绩、哪些缺点,你就得根据他的意思来写总结,来做文章,当然也有领导叫你先写成稿子,他再来提修改意见的。总之,要写得符合领导意图,这才是一个好的秘书。以前,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有个秘书,很能领会领导意图,据说,他根据杨西光的意见写成总结,请杨西光过目,杨西光提出修改意见之处,他当然马上修改了,连杨西光没有说出口的意见,只是在看到这个地方时眉头一皱,他就有数了,这个地方也能够马上改过来。这就是一个高级秘书的才能。但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事情。历史学家是需要有独立见解的,他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写作。当然,这种见解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大量历史资料中提炼出来的。严格根据史实,写出自己的史识来,这才是历史学家。
我并不轻视秘书工作,要做好这项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这个人做秘书就不行,因为独立意识太强,不大能按照领导意图行事。我在参加“四清”运动时,也做过秘书。复旦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在我们那个生产大队里蹲点,他让我帮他写总结,我到下面各生产小队去跑,先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总结,本以为写得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党委副书记一看就否定掉了。他说,总结不能这样写的,要根据上面的精神来写。他给我列了个提纲,叫我根据这个提纲来写。我觉得提纲上所说的,跟我们大队的实际情况不太符合,他说,就这样写吧。那没有办法,只好根据领导的意见来写。但隔了两天他再来时,意见又变了,因为上面的精神变了。不过他倒还承认原来说过的话,他说,根据我上次讲的提纲呢,你这份总结写得可以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西光同志(指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兼复旦党委书记杨西光)在奉贤西渡公社蹲点,他的总结是这样的(他给我一份载有西渡公社总结报告的《社教简报》),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份总结的精神来写。我说这份总结是根据西渡的情况写,我们要总结的是罗店公社金星大队的情况,两边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他说,你不要去管它,我们就要根据西光同志的经验来写,因为他是上海四清运动总的领导。我想,这样的总结,怎么能够反映实际经验呢?我不愿意再干这种工作了,领导上也觉得我这个人用起来不顺手,所以我干了一个短时间后,这秘书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因为独立性太强的人,不适宜于做秘书。所以我认为做秘书跟做历史学家或做文学家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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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如果文化观念不同,历史观念不同,对同一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说法。我举一个例子,北大在蔡元培就任校长时,曾制订一条校规:北大教授必须是专任的,外面来兼任的教员,只能给以讲师的名义。这原是他改造北大的一条有力的措施。因为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改组而来的,京师大学堂是培养官僚的学校,整个学校官气很重。学生是带着听差来学堂的,什么事都由佣人伺候着。改为北京大学之后,当然听差不能带来了,但官气还是很重。那时的学生喜欢做大官的老师,真正做学问的老师他不太喜欢,为什么呢,做学问的老师在外面没有势力,我跟了你,虽然能获得学问,但是将来职业不好找。所以他们喜欢的是那些兼职的老师,就是当官的在那里兼任教职的。就像现在有一些部长、局长到大学里来兼职的一样。学生喜欢和他们接近,为什么呢,我是他的学生,将来他会给我找工作。蔡元培提出,大学应以学术为主,为了要在北大树立好的学风,他决心要改变这个不良的风气。他就把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都赶走了,把一些不学无术的外国官员也赶走了。两个英国教师很狠,他说你蔡元培看着,将来我要你下台。结果真的去请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蔡元培就是不买这个账,他们对蔡元培也没有办法。蔡元培跟我们现在那些听从上级命令的校长不同,他有自己的办学理念,有很深的资历,官方对他也无可奈何,他能顶得住。为了使北大能够驱除官气,以学术为主,所以他才订出那条规定,就是北大的教授,一定要专任的,外面来兼任的,只能做讲师。鲁迅为什么在北大只能做讲师?不是因为他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他是教育部的官员——佥事、课长,他在北大只是兼职,按规定,兼任的只能做讲师。应该说,这是蔡元培在北大搞教育改革的的一个重要措施。但现在有些人就不这么理解了。前两年,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大版的文章,作者是解放初期北大经济系的一个秘书,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观念大不相同。他说,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薛慕桥是周恩来下面搞经济工作的官员,他到北大来兼课,北大根据蔡元培定下的规矩,只能给他兼职讲师的聘书,薛慕桥本人倒并不计较,但回去之后,那些政府官员很有意见,认为北大这样做太不象样,薛慕桥这么高的官员,又是的名的经济学家,怎么可以给个讲师聘书呢?后来,北大只好改了这个决定,将一些官员聘为兼职教授,而这些兼职教授,有些还是不上课的。这位先生写这段历史时写得很得意,因为改变这个决定,他是出了力的。他就不晓得,蔡元培这样做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表现,是注重学术的表现。而解放后这些人所做的事,实际上是推翻了学术本位,而恢复到官本位。这是历史的倒退。所以校史上同样一个事情,是会有不同的看法的,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学术本位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们研究校史要从总结经验出发,要面对现实。但是要用人文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如果从官本位看问题,我们中国老是讲培养了多少官员,做什么官什么官,而国外那些大学,哪把官放在眼里头,他要说我培养了多少有成就的学者。思想观念不同,校史的写法也不同,校庆的搞法也不一样。我们的校庆活动——不单是复旦,其他的学校也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大官和大款的世界。一些学者回来,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受不到好的招待。我觉得国内大学,不仅是复旦,之所以老是办不好,就是这种思想观念作怪。我退休前,有一次校方找了我们几个老头子开会,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谈怎么样把复旦办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大家提了好多意见,我就提一条,我说你办一流大学,首先就要打破官本位,杨福家校长当时定了三个
从这个角度去看,有许多办学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如果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就无法前进。我觉得现在所犯的许多毛病,实际上过去都犯过了。由于没有好好地总结经验,所以就不断地重犯。比如说,现在大家喜欢搞集体项目,因为这样很快就能搞出成果来。可以上报成绩,可以应付检查。人家检查团要来检查我们,大家要赶快拿出许多成果来。有的学校为应付检查,花上九牛二虎之力,为了显示成绩,就喜欢走捷径。这种做法,哪里能够搞出好的成果来呢?高质量的著作,是学者穷毕生的精力搞出来的。从历史上看,这种大呼隆地搞集体项目,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应该总结一下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以前,教授们著书立说是很认真的,穷毕生的精力,才写出一两部象样的著作来。到大跃进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为了要打破对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就发动批判运动,愈是有影响的教授,愈是有影响的著作,愈是要批判。这叫“拔白旗”。既然拔掉“白旗”,那么就要插上“红旗”,这样才能占领学术高地。于是发动学生跟青年教师一起搞集体著述。文学史还没有读完,还没有获得完整知识,就动手编书了。北大先带头,搞了两本红皮本的文学史,复旦马上跟上去,搞出三本黄皮本的文学史。在当时,影响都很大。复旦中文系很有雄心壮志,还要搞配套成龙,搞系列教材。《中国文学史》之外,还出版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搞了一整套。都是学生跟老师一起搞,白天晚上一起战斗。大家分工,你写一章,他写一章,或几个人合写一章。有些学生还没有学过这门课,尚未入门,就可以去写教材了。因为上面支持,形成一股风气,出版社也要配合。我们系搞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特地派了三个编辑来参与,那时候书还没有写呢,编辑就先来了。一起来讨论,一起定提纲。这种集体编教材的方法,叫做“大兵团作战”。这么多人,日夜作战,那当然进度很快,一本教材很快就搞出来了,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但是,中国的事情都是讲风向的,先搞出来的教材,正在集体编书的风头上,当然有人出版,但风潮一过,搞得慢一点的教材就出版不了了。现在你们这些复旦学子,都不晓得复旦当年出版过一整套的教材吧?不要说你们,他们中青年教师也都不晓得。只有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晓得。我因为下放到乡下劳动,回来迟了,我参加编写的两本书都没有能够出版。一本《鲁迅评传》。是辅导王继权这一班搞的,一本是《文学概论》,是辅导吴立昌这一班搞的。这两本书编好之后,大跃进的高潮已经过,就不能出版了。
有人鼓吹集体写作,说集体写作能够快出成果,快出人材。但这要有分析。当时集体编写的文学史的确很有影响,但那是因为上面提倡,吹出来的。时过景迁,都没有能站得住脚。所以,要做出站得住脚的成果,并不那么容易。
出人才呢?各大学校都出了一些,可能与当年搞集体著作时所造成的影响也有些关系。但出人才主要看两个条件:一是个人努力,二是学术环境。留在北大、留在复旦的,当然容易做出成绩来,分到边远地区的,就难了。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在外国,个人奋斗的力量比较强一些,中国当然也有个人因素,个人不奋斗完全随波逐流混日子,当然也不行。但是客观条件显得更重要。就拿我个人来说,1957年我们毕业的时候,领导上号召去支援边疆,我们当然都要响应号召。那时兰州要人,我就报名到兰州去,我爱人也支持我去,说她毕业以后也跟着来,我很高兴。后来因为兰州的学校要语言学教师,不要文学教师,我们班有两个语言专业的同学分配去了,我就没有去。另外,
搞集体项目,有些人也可以受到一定的写作训练,但很不均衡。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要做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各人自己选题,自己搜集资料,自己构思,自己写作,能受到论文写作的系统训练。搞集体项目就不同了,大家分工合作,有些人是分工搞资料,你不好讲我不搞资料,我要写,那是个人主义,不行的。所以,执笔写的人,他的锻炼可能比较多一点,而有些专门搞资料的人,写作训炼就少了。所以后来还是恢复了毕业论文的写作。
当年发动学生来编书,是为了冲击老知识分子。以前的学者,有一本教材,有一部著作,就很了不得了。为了剥夺知识分子最后的资本,就要打破著书的神圣感。你们教授有知识能够写书,我要打破这个迷信,所以我将这些学生们发动起来,他们没有学过这门学科也可以写书。我给他出版,做宣传,照样可以搞得轰轰烈烈。大跃进时代的集体写书,就是这么一种背景。这样匆忙写出来的书,怎么能站得住脚呢?现在留得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个人的研究成果。现在重印的文学史,还是
大跃进时候的情景,你们不可想象。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还得开会。不晓得谈些什么,大家轮流发言,你发言,我发言,他发言,每个人都要轮流发言。上午轮一遍,下午轮一遍,晚上再轮流一遍。大家就根本没有时间备课。我原来是搞现代文学的,毕业之后就下乡,下乡回来调入新成立的文艺理论教研室,叫我到外文系上“文学概论”课。我根本没有时间备课,我说我明天有课我得回家备课,领导说,会不能不参加,你明天有课,晚上吃了夜点心之后你可以提早回去备课。吃过夜点心之后,已经快11点钟了,连日疲劳,那里还有精神备课,只好拼拼凑凑去上课。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许多人都在下面打瞌睡,就这么胡弄过去了。我真正认真地写讲稿,是1961年回到中文系上课时。那个时候大跃进失败了,党中央提出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可以有一部分时间坐下来读书、写讲稿了。
现在为什么学风搞得那样浮躁?学校的领导似乎也有苦衷。
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副校长,两个人聊起天来。谈到有些教师的剽窃事件,我说你看看我们的老师,一辈子都是搞一部两部书,这才能够搞得像样。像现在这么急于出成果,他们怎么会不抄袭呢?而且抄袭的人还不是水平差的,有些人评不上副教授,抄两篇文章当成果,我说这些人还情有可原,现在揭露出来的,都是复旦的学术精英啊。那位副校长说我也是复旦毕业的,当然也晓得老先生的治学精神,但是现在每年要向上面报成果,复旦已经滑坡了,如果像过去老先生们的做法,几十年搞一部,我们怎么报成果啊。——可见,这是整个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我当年带研究生的时候,就给我
上面说到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我觉得根源可以追到1958年,或者更早些。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研究校史、系史,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凡是很虔诚的听领导的话,跟着领导走的人,没有成才的。我们系里头,现在年轻的一辈我不熟悉,年纪比较大一些,像我们这一辈,或更老的这一辈,业务上好一些的,都是受批判的。你完全跟着领导走,倒反而要迷失方向。因为领导的意见是跟着形势转的,形势一变,领导的口气也变了,他不会为你过去付出的代价、付出的时间来负责。过去谁要钻研业务,就要受到批判,你跟着领导走,热衷于搞政治工作、社会工作,浪费了大好光阴,怎么能找补得回来?我们这一辈人中,有许多在业务上做不出什么成绩来,就是因为太听话,不敢钻研业务的关系。不过,当时不听话也不行,你们现在不听话还好一点,我们那时候不听话就要挨批判。我们中文系开始批判刘大杰、蒋孔阳、张世禄,后来就批判“三吴一潘”,三吴:一个是我,吴中杰,一个是吴欢章,后来到上海大学去了,还有一个胡锡涛,他是姓胡,古月胡,因为吴语方言里头吴胡不分的,所以也弄在一起;一潘,是潘旭澜。这四个人是白专道路的典型。胡锡涛后来跟了姚文元之后,做了《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成为“又红又专”的人物,但后来又拉下来了,那是政治问题,另作别论。应该说,他业务上还是比较强的,能写文章。当时批判我们四个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文章写得多一些。对我们一批判,其他教师就被吓住了,都不敢写文章了。你们现在需要发表文章作为学术成果,文章写得越多越好,我们那时候多发几篇文章是要受批判的。但写作是要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练习,年轻的时候不写,到年纪大了再写,笔头就显得很重了。文革结束那一年我是四十岁,同辈的教师都比我大几岁,甚至大十几岁。一个人到四十几岁才开始学习写作,是有点迟了。以前耽误掉的时间,谁负责?没有人会给你负责。上面路线一个急转弯,坐在他车子上的人,都甩到外面去了。所以我就讲,该走什么路要自己把定主意,不要盲目地跟着上面转,也不要去赶时髦。学术道路应该怎么走?我觉得研究校史会提高认识能力,还是有好处的。看历史上怎么培养人才的,哪些方法是好的,哪些方法是不好的。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研究系史、校史,我是想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去研究,但要自己去总结,不能够跟着上面定的调子去搞。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写校史,并成立有专门机构,叫校史办,但校史办并不能自己决定怎样写,要听从校领导的指示来写,这怎么能够写得好呢,都是些官样文章。还有各方面权力人士都会提出要求,都想在校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弄得写校史的人无所适从,苦不堪言。这样编校史,那里会编得好呢?复旦百年校庆前夕,校领导要我参加编校史的工作,我自己晓得我这个人自主性太强,不擅遵命写作,所以我就推掉了,还是去写我的野史吧。后来,低我两班的一个同学去了,他对我说:“师兄,好在你没有来,你独立性那么强,怎么能做这种工作,我这个人是够听话的了,也被他们搞得吃不消。”可见遵命编校史也实在并不容易,而编出来的史书又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要认真总结经验,这样写出来的校史才能反映真实历史面貌,也能对今后工作有借鉴作用。如果是歌功颂德式的,能反映全面情况,能总结历史经验吗?
要编写校史,必然要面对校史上一些重要领导人。我们现在对领导人的评价,完全看他的政治地位而定。这不是真正写历史人物的方法。无论写什么人,都要有全面观点。过去有一个讲法很好,叫作“面面观”。上面很肯定的人物,也有他的缺点;上面否定的人物,有时也有他的优点。我们要从多侧面去看,这样你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来。比如说,要写复旦的校史,就不能避开杨西光这个人,杨西光长期做复旦党委书记,后来做了市委书记处书记,也还在管着复旦,与复旦关系密切。杨西光在文革时期曾经被打倒,大字报上说他如何如何坏;现在则受到人们的追捧,讲他如何建设复旦,如何爱护教师,人格如何高尚。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具有两面性。他对复旦办校的确有贡献,文革结束后他自己也说过:我晓得办学校要靠人才、靠教师,我不能把教师都打成右派。这是实情。华东师大那个常溪萍就差得多,常溪萍在反右的时候把华东师大很多老年、青年、中年的学术精英、学术骨干都打成右派,所以华东师大反右之后元气大伤。复旦当然也打了好多右派,但的确也还保了一部分下来,这样子复旦也还保存了一些元气。这就是杨西光的聪明之处。常溪萍到了文革的时候就给斗死了,斗死了这本身当然也不对,这也是个悲剧。但他在反右时也是积怨太多。杨西光比他要聪明,所以杨西光升得比他高。杨西光作市委教卫部部长的时候,他做副部长,他做部长的时候,杨西光做文教书记了,总比他升得高。所以杨西光有他聪明的一面,好的一面,但是也有霸道的一面,也是整了很多人,特别是对他不听话的人。他保了一些人,也整了一些人。杨西光霸到什么地步?在复旦大搞一言堂,不听话的都要受打击。甚至党代会上选举时有谁没有投他的票,也要追查。有一次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西光自然高票当选,但不是全票,大概缺一票,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马上追查,谁没有投这位西光同志的票。有一位政治教师,也是党代表,他不赞成这种做法,说:我是投杨西光同志的票的,但是我认为,人家不投票也有他的权利。就是这句话,反映上去,被打成右派。霸到这个样子!由此可见,评价一个人得要面面观。他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巴赫金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叫作“复调小说”,复调,就是不能单调,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的写法,说好人就是绝对的好,坏人就是绝对的坏,那是古代的写法,现代作品不能这样了。我们现在写人物,真正写得好的也很少,也是片面化的多,还是好人是绝对的好,坏人是绝对的坏,而且好坏评价都是由上面定的。中国整个历史都是这么个写法,不真实。
文革结束之后,什么坏事都往林彪、四人帮身上推,这也不真实。其实,有些坏事是他们做的,有些不是他们做的。要写出真实情况来。上海有位作家写了一篇散文,说文革初期,某作家是“四人帮”抛出来的。其实,那时“四人帮”还未形成,王洪文还在国棉十八厂做保卫干事,他那里有权力管市里的事?决定将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抛出来的,是当时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但陈丕显现在重新复出了,有权了,做了湖北省委书记,这些作家又跑去拜访他,还津津乐道,实在有点奴相。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真相,报纸也给我发了,但删去了陈丕显的名字。我认为,写历史,就要写出真实的情况,这才是信史。但这很难。中国的知识分子,独立意识太差,总习惯于按上面的口径来讲话。比如,纪念
……
(下面是回答同学所提的问题)
问:大跃进时,你参加了《鲁迅评传》的编写?
答:那是
问:是不是大跃进的时候,
他这些书实际上不是大跃进的成果,陆游三书他是早就开始弄了。我们
……
问:
答:大跃进的结果,出现了全面的饥荒,后来政策调整了,叫做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这个背景下,后来就重新搞教材,邓小平委托周扬,抓文科教材建设,搞主编责任制。就是在全国找一些专家来做主编,然后再由他再找一些人进行编写,由主编来负责,不是像过去群众说了算,党支部说了算。当时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搞的。复旦中文系有
我们读书的时候,可能是复旦的全盛时期。因为时在院系调整之后。院系调整,复旦是受益的,调来很多高水平的教师。但院系调整也没有很好的总结经验,到底哪些地方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院系调整有好多学校合并了,撤消了,或者缩小了,这个大概和政治情况有关系。但复旦是受益者。复旦本来不是很大,开始是私立大学,抗战时期改为国立大学,规模也不是很大。院系调整之后,复旦变成一个全国重点大学,在综合性大学中,仅次于北大,因为清华是理工科。清华本来是综合性的,后来把文科并到北大去了,变成一个理工科大学。交大也变成理工科大学。照苏联的排法,是综合性大学在前面,所以,以前都是北大、复旦,复旦搞得地位很高,这是同院系调整有关系,另外同它在上海这个地方也有关系,因为上海毕竟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胡中行插话:我记得周谷城写过一首诗的,他第一句就是“学府东南第一流”
答:所以,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人才济济,那时候系主任是郭绍虞,搞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他原来是文学研究会的。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是已经高血压经,常生病,我们的文学批评史还是他教的。他生病的期间刘大杰代理系主任,刘大杰代表作是《中国文学发展史》。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现在的师生关系也不同于以前。现在因为研究生多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导师一个门户,分起来了。这当然也有好的一面,老师可以多关照,多指导你一些,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一个老师,即使水平最
(当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要的保知识分子,都是复旦的吧?)
不全是。北京也保了一些,比如翦伯赞。翦伯赞保了之后就自杀了。上海保了四个人:谈家桢、周谷城、刘大杰、还有一个苏步青,都是复旦的。不保还好,本来造反派倒不去冲击他们,造反派兴趣是在搞党委,对这些教师兴趣不大,所以都没有搞他们。后来也没有怎么太为难。一保之后呢,叫做一批二保,重新拉出来批斗。当然,他们那个时候也晓得毛主席保他们了,批一下就是了,不会将我怎么样,心情当然也不同了。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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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到埃及去讲过学,到苏联去讲过学,所以有西装,但是平时也不大穿。倒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蒋孔阳先生是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很洋派。他不戴手表,用的是怀表,上课时怀表掏出来,讲台上一放,然后开始讲课。蒋孔阳后来文革的时候就很邋遢了,大约是思想改造的结果。但是蒋先生这个人还是很有主见的,你不要看大会上点头称是,什么意见都能接受,但心里自有主意。我当时因为喜欢写文章而受到了批判,别人都叫我不要写了,说你不写,就不会批判你了,只有蒋孔阳先生私下跟我说,一个人二十几岁不冒出来,三十几岁还没有一点成就,将来就出不来了,不会有成就了。他信得过我,晓得我不会给他抖出来,所以将真实想法告诉我。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平时不说而已。我觉得他这种看法是对的。当然不是讲绝对要二十几岁冒出来,我当时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所以他就讲二十几岁不出来,就搞不出来了。所以对他们这些人,批斗归批斗,承认错误归承认错误,如果能讲心里话,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现在蒋先生过世了,但我过年的时候还要请濮先生吃饭,我说我现在有稿费请你吃饭,是蒋先生鼓励的结果,蒋先生当时要是给我泼冷水,我也许就不写了。我说,所有人都要我不要写,只有他鼓励我写,所以我现在还能拿稿费请你吃饭。有些事你们青年人是很难想象的。现在写文章成为好事情了,你们不晓得那个时候压力多么大。不但领导上有意见,说你走白专道路,周围的群众也有意见,因为你拿稿费,收入比别人多。现在经济来源多了,就是说赚钱的渠道多了,那个时候讲学机会极少,青年教师更不会有机会讲学,当然有的时候人家通过组织叫我们去讲一两次课,稍微有点钱,那个钱很少的,十块二十块不得了。写文章收入就多了,我一篇长的文章拿到一百六十块稿费,我的工资只有六十块,后来加到六十五块五角,长期是六十五块五角,中等的文章大概五六十块,小文章也有十几块。那时的钱经得起用,我们礼拜六晚上到五角场改善伙食,那时候淞沪食堂是最好的,一条大糖醋黄鱼,再加上炒菜,一瓶啤酒,我们两个吃的酒足饭饱,还吃不完,只花三块钱左右。即使每个周末这样吃,一篇小文章也可以吃一个月。文革初期学生贴我大字报,说吴中杰拿了稿费,带着老婆到五角场大吃大喝。大吃大喝才三块钱。
当初批判我走白专道路时,我很不服气。我觉得我一个暑假没有休息,那个时候复旦宿舍没有空调,连纱窗都没有,蚊子多得不得了,点着蚊香,还要穿上长裤子长袖衣服,才能坐下来写文章,但又热得得受,过一阵子再把衣服脱掉,用凉水洗一下,然后再穿上衣服继续写。这样,搞了一个暑假,发了两篇长的文章,还受批判。很多人在家里摇摇扇子,不做事情,却成为批判我的积极分子。我很不服气,心想,你们不做事情倒是好的,我努力读书写作,倒反而挨批。当初想不通,后来我就想通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钱那么少的时候,你拿那么多稿费,不批你批谁呀。我一个暑假写了两篇大文章,每篇一百多块钱,抵得上三四个月的工资,人家当然要批我了。你去吃糖醋黄鱼,人家在家里面吃什么呢,所以我后来也想通了。现在是谁看得起你这么点稿费呀,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吧。但实际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说给你们听听,也算是长长见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