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陸同胞們談心
我們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都是在紅旗下成長的﹐至少都曾在帶紅領巾的時候宣誓過要熱愛祖國。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臨時應付的口號﹐而是決定著我們一生去從和榮辱﹐決定著我們做人品位和素質的一顆民族良心。對于這顆良心﹐處身海外的大陸人有的永葆﹐有的背棄﹐有的從有到無﹐也有的從無到有﹐並都以此為基點去書寫自己的故事。
我們剛來到澳大利亞時﹐看到這個國家是這樣的美麗﹑富足和先進﹐對比到自己的國家在很多方面還相當落後﹐心理上“恨鐵不成鋼”的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不斷考驗著我們的這顆民族良心﹐在這場考驗中有的人良心喪盡了﹐有的人良心還沒有完全喪失。隨著海外生活的不斷深入﹐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不斷影響﹐很多同胞越來越體會到祖國的興盛強大和自己的處境戚戚相關﹐越來越感到“民族良心”不但是對往昔歷史的尊重﹐而且是現實生活的呼喚。
許多同胞來到了新的環境﹐遇到了在國內時不可能遇到的新問題﹐得到了可能比國內同胞更加深刻的認識。我的一個朋友的妻子在國內是個普通老百姓﹐與政治從不沾邊。她移民澳洲後在一家老人院工作。院裡有一些員工是香港移民﹐覺悟很低﹐殖民地心態很重﹐經常在她面前講一些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和污損中國形象的話﹐結果把她激怒了﹐她平生第一次訓人﹕“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祖國呢﹗”她雖然還不能完全說服這些同胞﹐但她促使了她們第一次感到“不好意思”﹐有了廉恥之心﹐總算是個進步。我的妻子也有類似的經歷。她生性與世無爭﹐在國內時也不大過問政治﹐芸芸眾生而已。她來澳後曾在悉尼一家衣廠打工﹐那裡有一些越南移民﹐這些人整天不是說“美國很厲害”就是說“中國很糟糕”。她心想﹐這些沒有祖國的可憐的難民居然敢來教訓我們泱泱大國的移民﹐她越聽越覺得不是滋味﹐越聽越憤怒﹐於是逐漸地就跟這些人產生了對立﹐她們親(媚)美﹐你就得反美﹐她們反中國﹐你就得愛中國﹐不然的話你就不是你﹐或者什麼都不是。我妻子的“政治”就是這樣給逼出來的。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原來對大陸政府有不少怨言的同胞﹐起初對那些反中共人士產生了好奇﹐但在接觸中逐漸發覺這些人毫無民族情感﹐太不像話﹐終于醒悟了過來﹕這伙人的船咱們不能搭。不久前中國載人飛船“神州五號”成功發射﹐中國人一片歡騰﹐可是海外一些反共反華的人譏諷說﹕“飛船載人上天中國比美國晚了四十年﹐慶賀什麼慶”。我的另一位朋友﹐平時講中共的壞話較多﹐這一次聽到這種言論卻不以為然﹐他說﹕“你四十前結婚擺酒席﹐難道就不允許我四十年後結婚也擺酒席嗎﹖”一句調侃的話說出了中國人的志氣﹐也一語道破了這些“亡國奴”的可恥嘴臉。在國內較難體會到什麼是“亡國奴”﹐什麼是“殖民地意識”﹐所以愛國觀念總是膚淺的﹐不牢固的。在海外處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就會自然地感到保持中華民族氣節和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愛國觀念就會強烈一些﹐觀察事物的立足點可能就會高些。人說華僑比國人愛國就是這個道理。
民族良心使許多同胞在紛繁複雜的環境中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正是他們在海外筑成了一道維護祖國尊嚴的銅牆鐵壁。在長期反共反華的海外氛圍中﹐大陸愛國移民迅速成為海外華人社會的主流﹐迫使反共反華勢力龜縮在較小的範圍內而無礙於大局﹐這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情啊。難怪墨爾本有一個台獨分子驚呼﹕“那麼多法輪功修練者受到迫害﹐我沒有看到有一個大陸人出來批評中共”。作為新型移民的大陸同胞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尊心﹐恐怕是這位先生一輩子都無法理解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同胞中確實有不少的人變臉了﹐變成了反中共派別的人了﹐有些雜七雜八的組織中甚至塞滿了這類人﹐他們往往是一人寫反動文章﹐然後幾個臭味相投的人跟著瞎捧。什麼美國和北約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是活該呀﹐什麼北京沒有資格申辦奧運呀﹐什麼中共比日本侵略者更應向中國人民道歉呀﹐不一而足。他們只顧發泄得過癮﹐而一點也不顧自己的臉到底要往哪裡擱。他們以為在自由國家誰都管不著他們﹐其實他們的觀點連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未必同意。為什么呢﹖民族良心使然也。
對于這些人也要有個分析。他們中一些年老的人在中國大陸極“左”時期有過坎坷甚至不幸的經歷﹐一些年輕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生或上小學﹐受害最深。我們對這些同胞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痛心的同時﹐也要批評他們不顧民族大義的感情用事的個人復仇行為。他們中有些人的荒謬觀點是純理論性的﹐與他們個人的品質沒有太多關聯﹐我們在同他們的論爭中﹐要學習運用新鮮的觀點和豐富的知識進行批駮﹐以理服人。他們中為數較多的曾經是大陸社會的紅人﹑寵兒和暴發戶﹐他們的私欲像氣球那樣膨脹﹐腐敗墮落﹐受到應有的制約和打擊﹐心懷不滿﹐有的畏罪潛逃海外﹐有時利用媒體造謠惑眾﹐危害中國國家的國際威望和安全﹐對此類人切切不可掉以輕心。雖然所有這些人的具體情況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結局都和中國教育的失敗(鄧小平語)有關﹐研究這個失敗比評論這些人本身還重要。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