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忧思录(11)
十一、知识分子在“逆淘汰”中堕落
人类历史上,大凡在“礼崩乐坏”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往往会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这是被知识分子特殊的社会职能所决定的。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在拥有知识并作为知识从业者的同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他们始终是社会的批判者。也就是说，批判是他的职责，因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社会的良心。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职能，沉溺于名缰利锁，一味比附权势，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发生道德的大滑坡。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剥夺了良知的呢？一句话：它是在 “逆淘汰” 的社会生态中被一步步地引向了堕落。
这里先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逆淘汰”？这是和“正淘汰”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在大自然中，各个物种都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环境中生存，这就要求每一个物种努力保留自己优秀的基因，淘汰不良的基因；而在各物种之间也在竞争中努力保留优秀的物种，淘汰不适应环境的劣质物种。这个过程就叫做“正淘汰”过程。“逆淘汰”则正好相反，它的机制就是保留落后的基因或物种，消除优秀基因和物种，以达到基因或物种逐步退化的目的。
一般说来,出现“逆淘汰”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但可惜，在中国它却成了普遍的现象，说透彻一点，中国是处在“逆运行”的运动系统当中。举例说，人口素质，我们的节育法规是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实际上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往往执行的很彻底，而偏远农村、山区，低文化素质的人口中生育往往成了无政府状态，结果就是他们的孩子越生越多，于是文明程度愈来愈低。这和新加坡的情况恰好相反。再比如，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提拔上来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他们的学历大多也是从全世界最“野鸡学校”——“党校”里混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教育部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不承认“党校”的文凭)，就当官了。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只要是正常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从正规的小学、中学一级级读出来的，如果一个人从小连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就说明这种人要嘛是智力，要嘛是品德有问题，我想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常识。偏偏党校里最多的恰恰就是这号人，正是由他们，组成了中国庞大的官僚队伍。如若不信，看看不久前落马的广东中山市副市长李启红，小学都没有毕业，居然就有党校“研究生”的学历，居然就是副市长！最近网上不断爆出低龄“高学历”的官员“神话”也是个证明。于是中国就出现一种怪现象：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村人，管理文化程度越高的城市人，其结果可想而知。
造成“逆淘汰”社会生态的根子在于1949年这场革命的农民革命性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就是造成低位文化对于高位文化的统治。而任何社会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文明就要倒退。这是一条普适性的社会规律。
在这样一种大的逆运行社会环境当中，可想而知，知识分子的命运会是如何？作为社会文明高端的知识分子必然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我想，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都要下决心整治知识分子除了他的个性原因外，他身后巨大的逆运行社会生态系统也起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一
回顾中国知识分子良知丧失的历程，应该是划做两个阶段：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和后三十年的物质逼诱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先讲前三十年。在我一生中，给我刺激最深的只有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1957年的“反右”。我那时是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那时候的大学生，有理想，有朝气，整个国家虽然十分贫困，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异常充实。这原因不为别的，就因为大陆人民推倒了一个十分专制腐败的蒋介石政权，迎来了新的政权，一切都是新鲜的气象。那时候的共产党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异常崇高，因为他们首先都是自我牺牲的模范。那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比之今日最虔诚的基督徒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毛泽东一提出给党“整风”，人们的热情就非常高，在师大，师生意见集中在当时的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何锡麟的身上，原因是他跟一名外语系女生睡觉。这本是个生活作风的问题，但由于何的党委书记身份，于是提意见的就成了“攻击党”。“反右“就这样开始了。有一天，何锡麟在大礼堂（当时的大食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这实际就是“反右”的动员会。我记得气氛十分肃杀，学生都席地而坐。何锡麟在报告中点了许多学生的姓名（其实就是宣布已内定的第一批“右派”名单），其中点了一位四年级女同学的名字，说她讲了一些很恶劣的话。具体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我那时却很震惊，原因是那位女同学是十分优秀的学生。这时，坐我身边不远处的一位身材高大的男生站起来了，他大声说，“何校长，您讲的与事实不符。那个女同学当时的话不是那样说的。我可以作证。”这位男生就是他们的班长，由于长相英俊，又听说他曾经是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因而在我们低年级学生中有着极高的威信。我当时的心里，对这位班长真是感佩得五体投地——在这种场合，敢于公开站出来纠正校长的讲话，就为了替另一位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女同学说句公道话，这是何等的正直！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道德的楷模！
然而其后的事实却是,那位女同学不用说，还搭上了这位可敬的班长，他们统统都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他。几天前，我跟国内的老同学通话，请他帮忙回忆这一往事。他告诉我，这位班长后来被发配到青海。在青海、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荒无人烟之处，当时集中了来自北京的“右派”知识精英四千余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劳改中饿死，病死，累死，甚至被打死，许多人连埋葬地都找不到，如今生还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位班长的名字，老同学告诉我，叫范志豪。
1957年的“反右”，无疑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良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之前的“肃反AB团”、“延安整风”等等其实已经开了先河），当然也造成激烈地反弹。在我们那三届“右派分子”最为集中的班级里，涌现了多少甘为自己的“右派”情人伸张正义以致不惜自己也被打成“右派”最后甚至是“现行反革命”的年轻女同学，她们曾经是那样地青春靓丽，朝气蓬勃，可最终却都“香消玉殒”，牺牲了一生。今天回想起来，不禁令我老泪纵横……
“反右”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了。我同级的另一位同学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叫周纪彬，一位印刷厂的工人，生性勤奋好学，进了北师大。由于出身“产业工人”，“根正苗红”，又是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一同检阅了国庆大游行，回校后被选为校党委委员，毕业后留校工作。他在“反右”中负责处理学生中的“右派”，无数青年学生的冤案令他的良心极为痛苦，以后的“反右倾”又令他对党内昧着良心的斗争极为反感。在他那个位置，那份荣誉，必然是各派争夺的焦点，他不想违背良心，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退党。这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据留在北京的同学们事后告诉我，那时的周纪彬，就蹲在学校大门口，一言不发，地上摊着他的一大堆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他贱价卖了。他，大概算得上是“共和国”的第一位自我放逐的“良心犯”吧。很快他的“叛党”行为在全北京市受到通报，“文革”中他受尽冲击，他的产业工人的出身也救不了他。他去世前我到北京看望过他，那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两行泪水沿着苦干的眼角流下，算是与我做最后的诀别吧。
我之所以提到我亲历的往事，就为的是告诉人们，在那个阶级斗争的社会生态环境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知识分子要想保住自己的良心是何等的困难，这是要拿生命作代价的。
而与此相反，在“反右”中，凡是积极整人的“左派”，都得到了荣升，毕业后都留校工作，他们平时都是学业疏浅只晓得搞政治的人，于是中国的大学建国后第一次人才大换血，就是把一大批不学无术的人统统留在了国内各重点大学，造成了一次学术的大倒退。
知识分子道德的“逆淘汰”，教育、学术的“逆淘汰”，就这么形成了。以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把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摧残和道德的毁灭推向中国历史的最高点。
二
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推动中国进步的最伟大的事件，其首要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经济领域，而是“人的解放”。试想，为那么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一风吹地“摘帽”、“平反”，彻底割去知识分子头上“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恢复高考及创建正规的研究生学制，逐步建立起高等学校的硕士、博士学位体系……这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需要多大的魄力!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时间,人心向上,见贤思齐。作为笔者本人，当年也带着一份从未见诸本人的“准右派”、“不予重用”的“原罪”式档案，在最高录取的年龄限内考上了新中国第一次建起的硕士研究生专业。这是积压了十七年之久的知识分子人才能量的大爆发，也是大陆中国第一次优质人才的大换血。这第一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如今都成了各个学科的中坚（博士学位制度是在1981年前后方才建立，因此当时的硕士就是最高学位）。就我所学的专业而言，知名学者如朱栋霖、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蓝棣之、赵园等，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都无人能超越。
但是好景不长，高校及研究机构很快就被搞得乌烟瘴气，学霸、学阀横飞，学术造假、论文抄袭成风，高校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知识分子加速了群体性的堕落。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了阶级斗争桎梏的知识分子按理应当埋下头来安安心心地做学问了，为什么人心浮躁一至于此呢？
我思考再三，认为，根子还是出在体制及指导思想上。这个体制具有大量复制腐败的功能,哪怕是邓小平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体制不彻底改造,一旦运转起来,所有改革的成果都将变质变味儿.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曾说过，教育头上的两重紧箍咒其一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这就是说，教育的权力运作、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总之是方方面面都要围绕着“政治”打转。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化、资源高度受权力垄断化的国家，个人必须附庸于权力，才能体现出“价值”，一旦失去权力的支撑，天大的本领你也使不出来，你就一文不值。于是，它就造成了两种状态：一是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必须听命于“政治”的指挥棒，从而绝对丧失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及独立的人格；二是为了得到资源，知识分子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靠拢权力,乃至获取权力，因而做官就成了知识分子的第一追求,知识分子的官瘾就这样培养出来了。
政治指挥棒对于知识分子是个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它的厉害程度我只举一个身边的例子读者便可明白了.南京大学中文系53级当年出了两名“才子”，一位叫骆寒超，一位叫叶子铭。学习期间一个研究诗人艾青；一个研究茅盾，两人都出了成果。艾青由于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因此骆寒超也“理所当然”地“连坐”成了“右派”；茅盾正相反，在新中国被称之为“三面红旗”之一，谁靠上他谁光彩，因而叶子铭毕业后就得以留校任教。这两人之后的人生轨迹就一天一地了：叶子铭早早当上了教授、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改革开放后，更是直升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任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这个职位可说是全国学术界的最高实权机构，全国高校所有的博士点、硕士点全由评议组审批，跺跺脚，几千家高校就得打哆嗦。叶子铭是我的副导师，为人不错，但最终还是走上学术官僚的道路。骆寒超就惨了，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熬了许多年才摘了“帽子”，被留在一所偏远的农村中学教书。（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由我俩的共同恩师陈寿竹教授力荐，调入浙江大学。骆寒超毕竟是千里马，如今已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新诗歌理论的权威，不久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三百余万字的整整二十卷巨著）
改革开放后,政治运动虽然不搞了,但政治指挥棒威力仍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自然科学方面，像反对建三峡大坝的黄万里这样真正的学者必然要坐冷板凳，被边缘化。而这在中国，就意味着科研经费、职称、荣誉、工资奖金、乃至房子其他福利等等，统统靠边。知识分子的贫富差距就这么拉开了。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大学教授们苦乐不均 富开宝马穷骑飞鸽”，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知识分子有多少甘愿坚持真理而忍受寂寞和清贫呢？至于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由于跟政治、意识形态联系紧密，问题就更加突出。一些学者如果想坚持学术良心，除了上面讲的那些好处统统得不到外，还要随时准备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挨批、受处分。我举个自己的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一位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来信找到我，说他在海外听说我在学术界颇有点行侠仗义乐于为人“平反”的名声，要求我为他说公道话。我当然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重量级作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凭着《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两部小说，红遍了半个中国，以后又以《无名书稿》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现代主义流派的基石，而在“文革”中几乎被整得家破人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大陆文学史中，从来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极个别的文学史书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于是我开始了为他在学术上“平反”的历程。个中的细节就不去细说了，总之是得罪了“左派”，一时间黑云压城，他们层层上告，直把我告到中央宣传部；一群老家伙甚至坐在南京大学领导的办公室里坚持要求对我进行处分，否则他们就不离开。后来我的学术论著《无名氏传奇》在完全没有科研经费资助仅凭出版社的慧眼相中而出版了。这一年江苏优秀人文社科科研项目评选，要求是一等奖必须具有开创性。结果经专家们评议，认为在上报的几百项成果中，除了《无名氏传奇》填补了学术的重大空白具有独创性外，其余没有任何开创性的成果，按理一等奖应该授予我。这时我院的学阀开口了，他说无名氏是“反共作家，立场反动”，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很有问题的，不批判作者已经是客气的了，还要什么奖？结果不想可知。然而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从那以后，国内所有出版的文学史都把无名氏列作专章或是专节。尽管这位学阀的观点经常是是错误的，曾被我的恩师讥之为“大字报水平”，但却因其一贯善于见风使舵，却永远是个不倒翁。像这类事情我碰到的多了去了，我的另一部专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原本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审查了八年，还送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去审查，最后是要求把所有创新的部分统统删除换上他们的意思方准出版。
这说明，即使在今天，知识分子要想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也是异常的困难。相反，去主动迎合那些人，你就能得到莫大的好处，更能取得权力。
今天大陆的高校及研究机关, 还有一个丑陋现象，即普遍存在着学阀、学霸。这一点大量的网上文章可证明。学阀、学霸是哪些人呢？说白了，就是高校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很单一的，国家权力如何运作？高校也如何运作，算是克隆吧。举个例子，上面我曾提到的国务院学术委员会下属的学科评议组，这可是全国学术界的至高权位，成员的学术水平、道德修养、人格高度，直接关系中国的教育全局。可是他们的人员是如何选拔又是如何交替的呢？以我观察，基本形态是“家族制”封建残余，即由原来的老人内定自己的接班人，其中有些是裙带关系。至于接班人的学术水平，那都无所谓，有幅对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说的就是大陆目前学术界、政界普遍的选人原则。我只举一个万分荒唐的现象，现今的国务院直属学科评议组里，有一位文学领域的“砖家”，他的学历是“文革”中某所不入流的三类高校的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按说是大专程度。在他被内部指定为接班人的时候，他的年龄是完全容许他去补上本科、继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但他全都免了，他一步登天，立马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高校的文学院长，全国某重点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每年手中握有数千万研究资金。以一个大专生的文化程度去掌管全国博士点、硕士点的生杀大权，这荒唐，怕只有在中国的“特色”里才能见到！而据我所知，他是连英语“stop”都不认识的，真要叫他考研，外语关首先就过不去。果然，这位老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好处到处要，用他的话就是“人家光送给我的笔记本电脑就装满了一房间”，而对所有敢于冒犯他的学者，穷追猛打，赶尽杀绝，极尽压迫之能事。
学阀、学霸就是这样一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途径，掌握了各级权力和研究资源的人。这些人在学术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成果”极多，获奖极多，但你始终想不起他在学术上有什么创见，有什么贡献，哪怕是一丁点儿独到的属于自己的发现。这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权、钱两大资源，从科研项目立项，到评奖，都是他们一手包天，只要找一批写手，最后署上他们“主编”的名字可以不著一字就成他们的成果。这基本就是学术强盗。这就是中国大陆论文论著数量第一但多为学术垃圾的根本原因。不把这些学阀学霸打倒，中国的学术断无希望，而学阀学霸就是这个体制的毒瘤。
大概在十年前，吉林大学文学院长张富贵教授曾带领了他们几位知名的学者千里迢迢奔到关内，跨黄河过长江，直奔南京大学，原因是他们要申请建博士点，不到这里来“朝拜”国务院直属学科评议组的人，那是绝对过不去的。吉林大学是国家直属重点大学，她的文科在关外当属一流，建博士点应该不是个问题，但估计他们还丢不下读书人的尊严，在无序化、流氓化的竞争面前一筹莫展。我清楚地记得张富贵教授对我说的那番话。他说，“我们吉林大学文学院没有钱，不能跟别人竞争，我只有出此下策，挨个儿找菩萨去烧香。现在的高教部，就是让知识分子们‘二桃杀三士’，不时地扔几根骨头给一群狗去抢，要你叫你就得叫，要你在地上打个滚儿，你就得打滚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里透着酸楚和无奈。
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只能是靠出卖良知来求得生存了。真正坚守底线的，除非是甘守清贫，并永远保持沉默……如果你还想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最后只剩下唯一的“华山道”：像但丁那样自我放逐，或是像孙中山那样选择美国国籍——移民国外！
2011/11/10夜
本文连载在《同路人》杂志第266、269、270上，下期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