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五十年前，也就是在一九六三年，我在武漢軍區體工隊打籃球，被召去軍區聽動員報告，第一次聽到「向雷鋒同志學習」這個口號，回到球隊中就開始了「學雷鋒」。那時每天除了訓練還安排有两小時政治學習，雷鋒語錄、雷鋒日記是必讀之物。如何學雷鋒呢？除了有女隊員偷偷把我們換下的髒衣服洗乾淨，我也在長江大橋帮搬運工推過大板車，在體工隊大院里掃過地。就此而言，我可以算是第一批學雷鋒的先行者。
一個人幫助別人，做一些好事善舉，讓那些受幫助的人感受到溫暖、關愛，帶給別人快樂的同時，自已也快樂，是我當年對「學雷鋒」的第一感想。後來才明白，偶像的樹立，是為了吸引追捧，要吸引追捧，就必須包裝。偶像一旦披上正道美德的外衣，就可以成為一種標準，敦促眾人改變自己的言行去追随這一偶像的標準。
而將一個普通一兵打造成神的結果，是打造了另一個更大的神，通過建立個人崇拜，磨滅個性、削掉棱角，把人變成馴服工具。這是一種權力干預文化的典型。
松博伊在一篇論學雷鋒的文章中指出，古往今來人類文明社會之所以運轉有序，得之權力与文化兩種力量的維持。具有權力的世俗政權只能創造和維持文化發展的環境，而不能直接提升文化。一旦權力介入与干預文化的發展，就只能導致文化的倒退。
世俗政權只能依法判斷人民是否違法，卻不能判斷人民精神、道德之好壞。
過去幾十年這種由官方強勢大力主導的「文化運動」已經發動過很多次，今天樹這個，明天學那個，偶像樹了一個又一個，結果正如松博伊先生所言，非旦沒有提昇文化，反而是倒退。
這也說明很多人直至令時今日還未搞清楚「經濟人」与「公益人」兩者之間的區別，這一區別實質上是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设。西方學者的理論體系建立在「经濟人」本性不可改變這一基本假設上，而馬克思却認為「經濟人」本性可以改變并成為「公益人」。西方學者与馬克思在人類行為基本假设這一點上的根本對立，是民主与專制的對立的關鍵所在。
亞當‧斯密認為人的本能是自私，這也是人類的自然屬性。人与人在交易中利益最大化動機，只是人類固有的利己心在商品經濟中的具體表現。人与人之間的交易行為產生有利於交易雙方的客觀效果，通過交換導致合作。可以講「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是「經濟人」的寫照。
而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中的「有限經濟人」，通過改造可以成為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公益人」，這種「公益人」毫無私心地考慮社會公益，所以可以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就是「公益人」的寫照。
雷鋒就是五十年前由毛澤東欽選出來的一位「公益人」偶像。作為馬克思人性基本假設的典型，提前進入共產主義，成為一個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完美的「人版」推出。但在人人都是「經濟人」的現實生活里，一个「公益人」的偶像的樹立，產生的只能是更多的虛假、偽善与謊言。
極具諷刺的是，「学雷鋒」不足三年，毛澤東發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徹底暴露了中國人人性中最醜惡、殘暴的一面，在這場運動中革命戰友互整相殘，夫妻父子同事親友互相揭發批鬥，文化被摧毀，只見冬天的寒冷，不見春天的溫暖。
至今令人感到扼腕的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萬眾歸心，在決定改革開放之初，未能籌謀并進行政治改革，錯失歷史轉型大好時機。三十多年過去了，國家富強并未能从根本上改變國人的精神面貌与道德水準。
在中國社會道德滑坡、弊端嚴重的現實面前，作為「文化興國」的一部份再次推出雷鋒作為學習榜樣，甚至訂出「硬指標」，提倡「常態化」。湖南長沙還將学雷鋒作為全市領導年度考核依據，學雷鋒先進者，居然可以在招考招聘、子女升學、住房保障方面得到優惠照顧。當好人做好事本是一種無私奉獻、義工服務，到了某些人手里却能拿捏出有償牟利的玩意兒來。學雷鋒還能有指望嗎？！
在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股清流改變不了水質与流向，更何況雷鋒只是烏托邦里一個虛擬的圖騰。
一個人幫助別人，做一些好事善舉，讓那些受幫助的人感受到溫暖、關愛，帶給別人快樂的同時，自已也快樂，是我當年對「學雷鋒」的第一感想。後來才明白，偶像的樹立，是為了吸引追捧，要吸引追捧，就必須包裝。偶像一旦披上正道美德的外衣，就可以成為一種標準，敦促眾人改變自己的言行去追随這一偶像的標準。
而將一個普通一兵打造成神的結果，是打造了另一個更大的神，通過建立個人崇拜，磨滅個性、削掉棱角，把人變成馴服工具。這是一種權力干預文化的典型。
松博伊在一篇論學雷鋒的文章中指出，古往今來人類文明社會之所以運轉有序，得之權力与文化兩種力量的維持。具有權力的世俗政權只能創造和維持文化發展的環境，而不能直接提升文化。一旦權力介入与干預文化的發展，就只能導致文化的倒退。
世俗政權只能依法判斷人民是否違法，卻不能判斷人民精神、道德之好壞。
過去幾十年這種由官方強勢大力主導的「文化運動」已經發動過很多次，今天樹這個，明天學那個，偶像樹了一個又一個，結果正如松博伊先生所言，非旦沒有提昇文化，反而是倒退。
這也說明很多人直至令時今日還未搞清楚「經濟人」与「公益人」兩者之間的區別，這一區別實質上是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设。西方學者的理論體系建立在「经濟人」本性不可改變這一基本假設上，而馬克思却認為「經濟人」本性可以改變并成為「公益人」。西方學者与馬克思在人類行為基本假设這一點上的根本對立，是民主与專制的對立的關鍵所在。
亞當‧斯密認為人的本能是自私，這也是人類的自然屬性。人与人在交易中利益最大化動機，只是人類固有的利己心在商品經濟中的具體表現。人与人之間的交易行為產生有利於交易雙方的客觀效果，通過交換導致合作。可以講「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是「經濟人」的寫照。
而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中的「有限經濟人」，通過改造可以成為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公益人」，這種「公益人」毫無私心地考慮社會公益，所以可以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就是「公益人」的寫照。
雷鋒就是五十年前由毛澤東欽選出來的一位「公益人」偶像。作為馬克思人性基本假設的典型，提前進入共產主義，成為一個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完美的「人版」推出。但在人人都是「經濟人」的現實生活里，一个「公益人」的偶像的樹立，產生的只能是更多的虛假、偽善与謊言。
極具諷刺的是，「学雷鋒」不足三年，毛澤東發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徹底暴露了中國人人性中最醜惡、殘暴的一面，在這場運動中革命戰友互整相殘，夫妻父子同事親友互相揭發批鬥，文化被摧毀，只見冬天的寒冷，不見春天的溫暖。
至今令人感到扼腕的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萬眾歸心，在決定改革開放之初，未能籌謀并進行政治改革，錯失歷史轉型大好時機。三十多年過去了，國家富強并未能从根本上改變國人的精神面貌与道德水準。
在中國社會道德滑坡、弊端嚴重的現實面前，作為「文化興國」的一部份再次推出雷鋒作為學習榜樣，甚至訂出「硬指標」，提倡「常態化」。湖南長沙還將学雷鋒作為全市領導年度考核依據，學雷鋒先進者，居然可以在招考招聘、子女升學、住房保障方面得到優惠照顧。當好人做好事本是一種無私奉獻、義工服務，到了某些人手里却能拿捏出有償牟利的玩意兒來。學雷鋒還能有指望嗎？！
在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股清流改變不了水質与流向，更何況雷鋒只是烏托邦里一個虛擬的圖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