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的是本人不是作家，只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文字爱好者，阴差阳错写了上百篇散文、杂文和时事评论。其实我不懂何为文体，在写作之初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写的为何文体，只是被一种强烈欲吐不快的愿望下被朋友鼓励而提笔。好在海外的华文媒体的门槛不高，不久就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以每周2篇文章见报的速度坚持了近一年。后来速度慢了下来，有时一周一篇，有时几周一篇，这样的方式又坚持了近7年，我的文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成的。
慢慢地我懂得了文体中的散文、杂文、评论，慢慢地我懂得了散文还分叙事、抒情、议论、说明等，但我发现自己的散文似乎很难归入其中的一类，因为我虽然以叙事为主，重轮廓而轻具体，重趣味而轻说教，重感受而轻厚重，重联想而轻深刻。特别有意回避赋予某物特殊的含义（如杨朔的《荔枝蜜》），特意去回避赋予某人特殊的含义（如朱自清的《背影》），特意回避给某事特殊的含义（如鲁迅的《一件小事》）…等。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认为我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我”，我的笔记录的只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场景、一个小事件、一种小感悟，为了强调我用叙事这个载体表达的只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场面，一次小风波、一个小感悟、一个小风景，我愿意写出来是为了让更多人去分享这个“小我”：所闻、所见、所思、所想的状态；或喜、或悲、或哀、或怒的心情；我知、我解、我困、我惑的感悟而已。我刻意回避去承担教化、启迪、劝解、引导他人的义务，刻意去回避一件事必须要讲清一个道理的套路。当然我身上不可避免地留有教育和时代的印记，那些我想回避的东西还是会顽强地出现于我的笔端。
有朋友告诫我说“正意义的杂文与散文，都是难度要求极高的文章。所以自然就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很高的文字基础和文学功底，也同时包括知识的厚峻性。”我并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我更倾向于用叙事的载体来说话。因为主观上来说我有另外一种使命感，是要将我所见的的异域文化介绍给不曾身临其境的朋友们，让他们看到另外的，我们不熟习的生活、态度、思维等，让朋友们从异中来体察另一种文化，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载体是叙事，让故事里的事和人直接说话。而不是用词藻去堆砌，用功底去铺陈、用知识去阐述，因为这样的东西人们已经读到了很多，多得具有了免疫力，看到开头就知道结果，有的选择直接跳过，更多的选择逃走。如果那样我们再优美的文字，再厚的功底给谁看呢？不如轻轻松松地讲一个故事，最好是他们不曾听过的或事或人或景。有人爱读，作者才有生存的空间。我就是乐此不疲的这样工作了几年，在奥克兰本地培养了一大批这样的读者群。经常在一些我不认识的读者告诉我“安妮，我喜欢你的生活小品文”或“安妮，我喜欢你的评论”。听到这样的反应我想我的笔耕还是有意义的。前段时间在关于《风起于青萍之末》一文的讨论中我提出了文学要走下神坛的依据也在于此。
在讨论《风起于青萍之末》“太行风”老师提到了“轻散文”。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提法，上百度去搜索有关信息后发现我的创作理念竟与“轻散文”派不谋而合。《文学自由谈》杂志主编任芙康认为，“轻散文”重在“文以载趣”，于是它们是轻松的、轻巧的、轻闲的、轻盈的。他发现两位的创作以“我”字打头，凸现出自我、本我、小我，于是文章里所涉的小日子、小风波、小感触、小风景，均呈现出我在现场，我在其中，我是目击者，我是见证人，我是我自己，我思故我在。因此，所言皆真诚，皆质朴，皆可信。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肖惊鸿说，两位作家的散文创作处处张扬着生活的道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纷杂的世界，而文学应该是相对于更加静止的东西。他们散文写作的着眼点，就是生活本身，就是身边的朋友、亲人、物件、自然等，让这些都在他们的笔下停留，让人们关注那些渺小的、细微的生命。而这两位作家所说的正是我8年来所做的，我感到自己非常欣慰。
在百花齐放的今天各个学派的文章都应该去找自己的读者群，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前不久在与一个文友Q聊时他谈到现在的写作者不能拿严肃文学当饭碗而通俗文学则可以。究其原因是很多作者在为文学而文学，故作姿态的严肃和高雅将自己供在了神龛之上。如果作者如此，编辑如此那么选编出来的报刊、杂志就难免脱离人们的需要，严肃文学是不是自己拱手将市场让给了通俗文学了呢？
而“轻散文”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一道桥梁。不那么严肃的说教，也不流入世俗的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对所见所感如实呈现的轻松心情分享、点滴感悟所传递的是轻而厚重，返璞归真，质朴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