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見到「帚談」一語,是在林語堂的《生活之藝術》書中。林大師在議論文化的享受時,提到晋末的文化,他認為那一個時代的中國人,在說話和一切人生動作上的禮貌的發展,是達到了巔峰狀態的。一千七百年前的晋人,毋論男女衣著講究,男蓄美髯,寬袍加身。眾友聚會,座上之人手執拂帚,用數綹馬鬃紮於木柄上,不僅用作驅除蠅蚋,還「随談随拂,以助談思」。
其實林語堂大師所言之「帚談」,典出明代趙宦光《寒山帚談》。趙宦光寫道「帚談者,補書法未竟也。古有以白堊帚作字,一時興到,遂得佳書。及以善豪楮墨更作,翻去之遠矣。故知興到作書,乃逑書第一義。能事不迫,與知者道。弊帚何愛焉,因作帚談,以表其事。」
足見「帚談」者,指以白堊帚作字,品談書法即作帚談,應該是与書法藝術直接有關。而士族文人的聚會实應稱之為「清談」。
兩晉世家豪門專權,「王与馬,共天下」,到了南北朝才出現寒門皇帝劉裕。當時晋末外憂內患,然而政治黑暗社會混亂,却產生出思想求索精神解放的強烈進取,這一種文化的激蕩就是士族文人反求自身的清談之風觸發的。
關於魏晋清談之風的論著很多,有一位本職是水電站技術人員的劉先生,在他一篇文章里却令人折服地以寥寥數語道出「清談」真諦﹕
「魏晋清談有其特定的審美價值,它的這種價值就是體現在對人物清談時風度之美的品藻上。清談的藝術在於,將最精粹的思想,用最精炼的語言,最簡潔的詞句表達出來。清談是一種藝術化的審美過程,在清談活動中,士族文人追求的不僅是將最精粹的思想用最精炼的語言表達出來,而且還追求自身才華和價值的展現。它既是一種審美的快感,也是一種生命的境界。」
那時的雅集清談,有兩種方式,一是「自為客主」,自己立題然後自己答辯﹔另一種是臨時拈題,座上客就題爭辯,人人皆可問答。既是爭論,又少不了喝上幾杯,也會「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為仇。」但是更多的時候,這些一千多年前的古人,都以今人所難以想象更不能望其項背的學識才華,或懸河瀉水﹔或冷言若琴瑟,吐佳言如屑,善叙名理,辭氣清暢。
這一種辯理析微、精於奇藻的論辯,顯示出一種高雅迷人的真正風流,
清談也好,帚談也好,都是一種藝術,前者是生活的藝術,後者是書法的藝術。然而生活与藝術均是需要去品的,品第高下尤為重要。
大凡人品不怎麼樣的人,生活品味与藝術品味都不會太高,一聽一看一讀便見分曉。
品味,林語堂形像地稱之為「派頭」(Style)。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常聽父輩說到「派頭」,言語談吐、舉手投足、一字一画、一文一詩,高尚出世不鄙俗不瑣屑,大方大度大氣,就叫做夠派頭。
正如我上海的老舅常常嗟嘆張愛玲式上海人不復再現一樣,魏晋文士風流年代去而不返,空談、奢談、扯談更充斥人們之間,漸取「清談」而代之,哪里還會有人去在意甚麼「派頭」不「派頭」呢。
紐西蘭其實是一個很可以講究「派頭」的地方,那晚就寢前讀了林大師的書,忽發「派頭」之奇想。待隆冬時節点一爐柴火,把客廳中長沙發移近爐邊,邀三五好友烤紅薯啃鬆餅以佐濃茶圍爐夜話,也試作一夕清談或帚談,就很夠派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