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見到「帚談」一語，是在林語堂的《生活之藝術》書中。林大師在議論文化的享受時，提到晋末的文化，他認為那一個時代的中國人，在說話和一切人生動作上的禮貌的發展，是達到了巔峰狀態的。一千七百年前的晋人，毋論男女衣著講究，男蓄美髯，寬袍加身。眾友聚會，座上之人手執拂帚，用數綹馬鬃紮於木柄上，不僅用作驅除蠅蚋，還「随談随拂，以助談思」。
其實林語堂大師所言之「帚談」，典出明代趙宦光《寒山帚談》。趙宦光寫道「帚談者，補書法未竟也。古有以白堊帚作字，一時興到，遂得佳書。及以善豪楮墨更作，翻去之遠矣。故知興到作書，乃逑書第一義。能事不迫，與知者道。弊帚何愛焉，因作帚談，以表其事。」
足見「帚談」者，指以白堊帚作字，品談書法即作帚談，應該是与書法藝術直接有關。而士族文人的聚會实應稱之為「清談」。
兩晉世家豪門專權，「王与馬，共天下」，到了南北朝才出現寒門皇帝劉裕。當時晋末外憂內患，然而政治黑暗社會混亂，却產生出思想求索精神解放的強烈進取，這一種文化的激蕩就是士族文人反求自身的清談之風觸發的。
關於魏晋清談之風的論著很多，有一位本職是水電站技術人員的劉先生，在他一篇文章里却令人折服地以寥寥數語道出「清談」真諦﹕
「魏晋清談有其特定的審美價值，它的這種價值就是體現在對人物清談時風度之美的品藻上。清談的藝術在於，將最精粹的思想，用最精炼的語言，最簡潔的詞句表達出來。清談是一種藝術化的審美過程，在清談活動中，士族文人追求的不僅是將最精粹的思想用最精炼的語言表達出來，而且還追求自身才華和價值的展現。它既是一種審美的快感，也是一種生命的境界。」
那時的雅集清談，有兩種方式，一是「自為客主」，自己立題然後自己答辯﹔另一種是臨時拈題，座上客就題爭辯，人人皆可問答。既是爭論，又少不了喝上幾杯，也會「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為仇。」但是更多的時候，這些一千多年前的古人，都以今人所難以想象更不能望其項背的學識才華，或懸河瀉水﹔或冷言若琴瑟，吐佳言如屑，善叙名理，辭氣清暢。
這一種辯理析微、精於奇藻的論辯，顯示出一種高雅迷人的真正風流，
清談也好，帚談也好，都是一種藝術，前者是生活的藝術，後者是書法的藝術。然而生活与藝術均是需要去品的，品第高下尤為重要。
大凡人品不怎麼樣的人，生活品味与藝術品味都不會太高，一聽一看一讀便見分曉。
品味，林語堂形像地稱之為「派頭」（Style）。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常聽父輩說到「派頭」，言語談吐、舉手投足、一字一画、一文一詩，高尚出世不鄙俗不瑣屑，大方大度大氣，就叫做夠派頭。
正如我上海的老舅常常嗟嘆張愛玲式上海人不復再現一樣，魏晋文士風流年代去而不返，空談、奢談、扯談更充斥人們之間，漸取「清談」而代之，哪里還會有人去在意甚麼「派頭」不「派頭」呢。
紐西蘭其實是一個很可以講究「派頭」的地方，那晚就寢前讀了林大師的書，忽發「派頭」之奇想。待隆冬時節点一爐柴火，把客廳中長沙發移近爐邊，邀三五好友烤紅薯啃鬆餅以佐濃茶圍爐夜話，也試作一夕清談或帚談，就很夠派頭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