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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3日悉尼华文作协和酒井园诗社举办的端午节茶话会上林别卓朗读黄雍廉青年时代歌颂屈原的诗
著名诗人、作家、悉尼华文作协会长黄雍廉先生是去年十二月不幸逝世的，但是不知何故噩耗姗姗来迟，至今年三月才见于报端，我和他的许多生前友好，不管是他协会内的还是别的兄弟协会的，都感到十分突然和悲痛。
此前约有三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在寻找“失踪”的他，有的说他回台湾办事去了，有的说他回湖南老家探望病中的大哥去了，有的说他仍在悉尼只是因病住院去了，等等，没人能说得个准儿。有些文友急于水落石出，便要我注意观察一下他住家周围有什么动静。我家离他家只有三、四公里远，而且我的一个表弟恰巧是他家对面的邻居。我曾好几次敲过他家的门，都没人应，又曾请表弟留意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消息。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病倒了，而当时确实没人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突然。
黄会长虽然已经七十六、七岁了，但看上去身体还好好的，精神很饱满，头发常常染得乌亮乌亮的。我老是在卡市(Cabramatta)的街上遇见他，几乎每次他都是匆匆赶火车往city跑，这个会议那个活动的闲不住。唯一让我联想的征兆是年前有一次我看见他柱着拐仗散步，这说明他的腿脚已经有些不好，怕摔倒，一不小心也会说走就走的。
大家这么寻觅他，又这么怀念和追悼他，说明他的人品和人缘之好。不知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厚爱。有这么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十多年前，华文作协活动开始活跃，出现了一个近似于“拉人入会”的竞争。可能由于这个竞争的缘故，有的人对黄雍廉心怀不满而出口不逊：“一个台湾人凭什么来抢大陆作家？”于是散布了关于他的一些坏话，然而有趣的是，有些文友反倒是听了这些坏话后加入了他的团队的。
我没有加入他的团队，但是我也曾得到过他的厚爱。1997年，<自立快报>举办创刊一周年纪念答谢酒会，黄会长和我都应邀出席了。当时我写了一些批评李登辉“两国论”和台独观点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论争，也招惹来了围攻和谩骂。可是黄会长却敢于在酒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我的爱国主义观点，使我感到自己并不孤立。九年后的2006年6月3日，他的悉尼作协和“酒井园”诗社举办端午节茶话会，这会本来与我无关，而他却硬拉着我去参加，并在会上把我给“吹”了一通。我受宠若惊，说了一句肺腑之言：“除了黄雍廉会长，没有人敢请我了。”在座的文友们笑而心领神会了。
当你感到孤独无援的时候，很多人若无其事地走过你的身旁，突然有个强者向你伸出援助之手，此时你会有何感想？当你遭人讨伐和厌弃的时候，一般人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躲开了，突然有个德高望重的人为你撑腰打气，此刻你会有何言语？你一定会说：“真是一个好人啊！”世上好人多，然而像黄雍廉这样的好人却难得一见啊。
好人黄会长走了，我感到悲痛和失落，也为自己未能到他的墓地或灵堂去送他最后一程而感到内疚。不过，我还是两次开车到了他家对面的路边(在车里)向他致了默哀礼，这总算是个弥补了。黄会长，您一路走好和安息吧。
今年(2008)三、四月间，<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主编何与怀博士来电话邀请我参加悼念黄雍廉的座谈会并向我约稿。他说：“你和黄会长关系密切些，你就写一写他吧。”我那时正在一家玻璃厂打工，便以忙为由推辞了何博士的邀请和约稿，其实我何尝不想写一写呢，只是一时不知道从何写起，主要是尚不能够解开黄雍廉的人生之谜。比如：他这么一个台湾背景的人，为什么他的诗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甚至超过了许多大陆作家的同类作品？除了爱国情怀和民族正气，还有什么因素使他受到大陆文友们如此深情的敬重和爱戴呢？
据潘起生先生研究，黄雍廉的赤子之情、民族之爱与他出生的那块土地密切相关。原来他是湖南湘阴人，少时求读于湘阴私立汩罗中学，校址就靠近汩罗江畔的屈原祠。他从小在此耳濡目染，受到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的熏陶。他那时就已经用“汩罗”作笔名写爱国诗歌了，这与几十年后他在悉尼几乎每年端午节都带领文友们创作纪念屈原和歌颂祖国的诗篇，是一脉相承的、一以贯之的。潘先生认为，对祖国土地的眷恋是黄雍廉诗歌创作的源头，“源自这里的诗能不流淌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吗？能不烘托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吗？”我认为这样的分析为揭示黄雍廉之谜的谜底开了个好头。
让我们认真地研究黄雍廉其人其诗，力求华文作协建设和文学创作有个新的面貌吧。
2008年10月20日
(此文被编入何与怀主编之黄雍廉会长纪念册<丹心一片付诗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