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谈乌坎村民主选举
2月1日，就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进行了成功的民主选举之后不久，在海峡的这一边，广东的一座小渔村——乌坎村里也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成功的村民选举，村民们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民主选举出自己的村委会，从而开创了中国基层权力机构民主选举的先河,这一事件具有极其重大深远的意义。
事情的起因是缘自2011年9月村民们因土地问题而和政府发生矛盾,期间多次发生民警冲突,村民代表遭到逮捕,并造成一人死亡,从而令矛盾迅速激化,最终酿成传遍世界的重大新闻.好在广东省委领导人头脑清醒,处置得当,派出以省委副书记朱明国领导的工作组处理乌坎村的问题,在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查清原村委会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释放被押人员,双方矛盾迅速得到化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该村第一次的民主选举.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以为,在大陆,当今绝大多数的群体抗争事件,根子都出在上面,并且十之八九是因为有贪腐或权钱交易的问题存在.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纯良的百姓,是世界上最好讲话的百姓,连毛泽东都说过这样的话,认为中国人民之驯服顺从可以被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老实本分的人民世上少有。他们闹到走上街头跟警察对抗的地步，不是被逼到活不下去是绝不会如此的。因此，大陆的各级领导人头脑一定要清醒，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务必屁股坐在老百姓一边，否则将遭历史无情惩罚，被后代子孙无情责骂；其次是，中国的民主启蒙并不像有些人（其中也包括我）认为的那样难。这次选举发生在普普通通的渔村，参选的多数是渔民和农民，整个选举进程从制定规则、程序设计、到组织安排实施选举，从头至尾都跟西方最先进的民主制度接轨，可以说是在中国最古老的文明泥土中长出了一朵艳丽的西方文化之花，而这完完全全都是由村民自己完成的。这件事简直令我惊异钦佩不已,说实话,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这才猛然想到，毕竟历史又过去了一百年，中国的农民已跟过去的阿Q时代有所区别了，他们经历过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熏陶，尤其是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许多农民走向了世界，眼界已大开，他们从心里早已接受了普世的价值观。
选举的过程十分顺利，当我从报道中得知，村民们个个都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选票，甚至包括七、八十岁的老人时，我的眼眶都湿润了，因为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说起民主选举，我常常会想起，共产党原本是靠着争民主起家的，我尤其记得，1949年的4月1日，我还是一名小学生，那一天街上乱哄哄的，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原来是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师生发动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大游行。我进的火瓦巷小学就紧靠着当时最繁华的街道太平路。老师觉着街上的嘈杂之声太大，课已进行不下去了，就让我们提前下课了，我于是就跑到了街上。我看见满街都是学生，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还有全副武装的军警，另外就是手持棍棒的流氓、特务。学生们手挽着手，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民主”这个词。这时，流氓开始冲进游行队伍中疯狂地殴打学生，我吓得掉头就跑，许多人从我的身边跑过，有的人头上流着血……二十三天之后，解放军就进了南京城。
这一年我小学毕业进了中学。
我对“解放”的最初印象就是共产党什么事情都要讲民主，都要开会，都要民主选举，以致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为此我们学校的军代表还专门跟大家做了解释，他说，“人家说我们的会多，这就是要让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就是讲民主。”后来我渐渐大了，才知道这个作风是从解放区那里带过来的，当时农村里的基层选举都是由农民在候选人身后的碗里扔豆子的办法来投票的。尽管当时解放区的民主并不充分，但比起当时老蒋的独裁统治已进步了许多。不妨说，共产党就是靠的民主才获得民心打败国民党的。
曾几何时，这些优良的传统都难得一见了。
我们失去的好传统还有许多许多。我们的共产党员从“牺牲在前，享乐在后”到“享乐在前，牺牲在后”，我们的干部从“身先士卒”“平易近人”到“高居人上”、“特权优先”，最坏的是许多领导干部身上连最起码的民主作风都失去了,而这恰恰是我们许多前辈最可宝贵的传统。
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陈毅、胡耀邦经常到我们学校来跟同学们谈心，他们都独自骑着自行车，没有护卫，没有随从，平常的很，胡耀邦的车龙头上还插着一把扇子,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也记得我有个义姐她曾做过彭德怀的医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跟随彭大将军到南京搞调研，顺便就到我家来看我姐姐(她俩是结拜姐妹)，就说到了一件事。她说刚刚彭德怀把他的侍卫骂哭了，原因是他不准这名侍卫跟着他，他喜欢独自行动，结果侍卫把彭总“弄丢了”。这名侍卫急得满街去找，最后在一条小巷子里，看见彭老总正在跟一个挑馄饨担子的老头儿聊天，他俩席地而坐，彭总手里还端着一只刚刚吃完馄饨的碗。侍卫刚要出声喊，就被狠狠瞪了一眼，回去就挨了一顿批评。彭德怀说，“我本是老百姓，跟老百姓一起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站我身边，哪个人还敢跟我说心里话？”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些传统就几乎完全没有了,我们的官出行的排场越来越大。有一年，某位高官到我们南京大学来。在来之前的五六天，学校就如临大敌，全面封锁清理现场，保卫人员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行车道的两旁插满了彩旗,来的那一天更是前后警车开道，随从护卫呼啦啦一大群，车队把南京大学门前的马路都塞满了。高官进了图书馆大楼，门外护卫里三层外三层，学生们都堵在大楼外面看热闹，就听得人群里不时发出一阵阵“呕呕”的声音，仿佛是在看魔术师大变活人的演出。不一会这位高官连同车队就开走了，人们到了也不知他来南京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
还有一桩更荒唐的事。我的同学许嘉璐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我们当时的校长蒋树声先生为了联络感情，就特地请他来南京大学给他一个特聘教授的头衔，这就需要举办一个仪式。学校知道我和另一位吴永坤教授都曾经是许的同学（我与他是大学同学，吴与他是研究生同学），要我们与会，座位就安排在第一排，正对着讲台，相距两公尺不到。既然是老同学来，我们当然要事先见个面。我俩商量着估计开会时间快到了,于是就找到了大会的休息室,一看里面站了好些保卫人员,听说我们的来意后,保卫人员铁着脸说,不能见面。我们说我们是许的老同学,“老同学也不能见面！走吧走吧，这儿不许站人！”他们生硬地回答。我很不高兴地问,“凭什么老同学就不能见面?”“不能见面就是不能见面。我们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就这样把我俩轰了出来。
会议开始了。许嘉璐看着近在眼前的两位同学，也不好说什么。直到会议结束，我们也无法说上话。眼看着散会了，许嘉璐被校长蒋树声以及保卫人员簇拥着要离开会场了，这时我只有喊了声“嘉璐！”，会场突然霎时死一般静寂，空气仿佛凝固，所有的人都定格瞪着眼睛吃惊地望着我，反把我自己也吓一跳。保卫人员立刻紧盯著我，随时准备做出反应。我这才知道他们大概是把我看成是恐怖分子了。我只有两手抱拳，向他做个揖，许嘉璐也向我们隔空挥挥手，算是告别吧。
尽管此事颇有点红楼梦元春省亲的味道，但结局依然是大团圆的：蒋树声校长不久就调到人大，很快也成了国家领导人。
事后有人问起我为什么对国家领导人直呼其名？我说你们要我喊什么？“许副委员长”吗？“许部长”吗？什么叫老同学？就是年轻时摸打滚爬在一块儿的伙伴，谁的混名、绰号叫什么？谁考试做过弊？谁在人前出过丑？甚至谁的脚臭属什么类型？这些连亲娘老子都不清楚的绝对隐私只有老同学才知道，我不喊他“嘉璐”还能喊什么？
如今，当官的架子越端越大，不久前在网上看到，县领导下乡，要让学生为他打着伞；连小小的县教育局长到学校去，学生都要为他列队欢迎大唱“赞美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搞得跟封建社会一模一样，这简直是我们的耻辱。之所以出现这种种丑行，就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民主的传统，是因为我们的各级官员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因此他们习惯性地当起了老爷，他们对民众可以无所顾忌。
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时说，“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见《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35页）。”这明明是马克思十分强调的观点，多年来不知出自哪些人的规定，凡提倡自下而上普选的都被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凡提倡民主的都被戴上“资产阶级民主”的帽子并认为是十恶不赦。如果说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人的一剂毒药，那么马克思就是这剂毒药的积极倡导者。
乌坎村的民主选举应该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及民主改革的第一声春雷。三十多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点燃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星星之火”，中国从此走上了经济起飞的快车道；今天的乌坎村又点燃了民主改革的“星星之火”，它定将成燎原之势，我们仿佛已看到，一个民主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已隐然出现在地平线上。
2012/2/6
载《同路人》第282、283期，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