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步入老年人行列的我，在回首自己一路走来的足迹时，发现亲人、老师、同学、朋友、同志对自己的成长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我的大姑母(已故)一个小小的举动，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给了我一生的影响。
大姑母是我父亲的同胞姐姐。大姑母在解放后扫过盲，认得几个字，但还不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她性情温和，待人宽厚，爱讲道理，总是心平气和地讲话，好像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娘家村和夫家村里的人们都管她叫做“老宽和”。有一件事是一般人难以做到而大姑母做到了。比如大姑母嫁给大姑丈后，一直善待大姑丈前妻(因病去世)家的人。其中有一人是个白痴，常来见我大姑母，蹭饭和讨东西，我和表弟常在背后偷偷取笑他，可是大姑母待他和蔼可亲、如亲姐弟，两家人也因大姑母的厚道而常来常往、至亲至爱。还有一件事我印像深刻。我的一位堂兄是当干部的，年轻气盛，对我奶奶不够尊敬，大姑母便找他面谈。别看大姑母文化不高，说起道理来一环扣一环的，结果把我的堂兄说哭了，使他明白了过来，从此痛改前非，我们家才和谐了起来。
1956年大姑母的大儿子(我叫大表哥)出任一间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儿媳妇(我叫大表嫂)又给她生了个孙女，她便从农村老家到墟镇照顾孙女来了。1957年我考上县城的华侨中学，但大表哥将我转入了他的中学，不久大姑母又把我那年迈的奶奶从乡下带到她身边来，我和奶奶就融入了他们的家庭，得到了大姑母、大表哥和大表嫂的关怀与照顾。
1957、1958、1959年是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已五十出头的大姑母似乎不大在意时代的变化，而是万变不离其宗地保持着“该干吗干吗”的性格。她曾在学校邻近处开辟了一块荒地种菜，那菜种得多长得好，自家吃不完还拿到当地集市上去卖。有一天，我跟随大姑母上街卖菜，突然看见街上一群人密不透风地围成一个圈子，拳打脚踢地在批斗一个人。这时我的大姑母撂下一担子菜，钻进了人群圈子，站在那个跪着挨斗的人的旁边。大伙儿以为是哪路“革命母亲”要来声援他们的“革命行动”了，于是都傻楞了半会儿，等待她开口说些什么。不料大姑母不慌不忙地说：“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打人。”此话一出就炸锅了，那些斗人的人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同情反革命”呀，什么“站在坏分子一边”呀，等等，可她还是那么从容不迫，坚持“有话好好说”。面对一个农村老太婆，那些人奈何不了她。此事后来有人追查到我大表哥头上，但街头拳打脚踢的批斗会我是再也没见过了。
大姑母是我父亲的同胞姐姐。大姑母在解放后扫过盲，认得几个字，但还不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她性情温和，待人宽厚，爱讲道理，总是心平气和地讲话，好像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娘家村和夫家村里的人们都管她叫做“老宽和”。有一件事是一般人难以做到而大姑母做到了。比如大姑母嫁给大姑丈后，一直善待大姑丈前妻(因病去世)家的人。其中有一人是个白痴，常来见我大姑母，蹭饭和讨东西，我和表弟常在背后偷偷取笑他，可是大姑母待他和蔼可亲、如亲姐弟，两家人也因大姑母的厚道而常来常往、至亲至爱。还有一件事我印像深刻。我的一位堂兄是当干部的，年轻气盛，对我奶奶不够尊敬，大姑母便找他面谈。别看大姑母文化不高，说起道理来一环扣一环的，结果把我的堂兄说哭了，使他明白了过来，从此痛改前非，我们家才和谐了起来。
1956年大姑母的大儿子(我叫大表哥)出任一间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儿媳妇(我叫大表嫂)又给她生了个孙女，她便从农村老家到墟镇照顾孙女来了。1957年我考上县城的华侨中学，但大表哥将我转入了他的中学，不久大姑母又把我那年迈的奶奶从乡下带到她身边来，我和奶奶就融入了他们的家庭，得到了大姑母、大表哥和大表嫂的关怀与照顾。
1957、1958、1959年是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已五十出头的大姑母似乎不大在意时代的变化，而是万变不离其宗地保持着“该干吗干吗”的性格。她曾在学校邻近处开辟了一块荒地种菜，那菜种得多长得好，自家吃不完还拿到当地集市上去卖。有一天，我跟随大姑母上街卖菜，突然看见街上一群人密不透风地围成一个圈子，拳打脚踢地在批斗一个人。这时我的大姑母撂下一担子菜，钻进了人群圈子，站在那个跪着挨斗的人的旁边。大伙儿以为是哪路“革命母亲”要来声援他们的“革命行动”了，于是都傻楞了半会儿，等待她开口说些什么。不料大姑母不慌不忙地说：“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打人。”此话一出就炸锅了，那些斗人的人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同情反革命”呀，什么“站在坏分子一边”呀，等等，可她还是那么从容不迫，坚持“有话好好说”。面对一个农村老太婆，那些人奈何不了她。此事后来有人追查到我大表哥头上，但街头拳打脚踢的批斗会我是再也没见过了。
大姑母的这个举动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使我较早地看到了好人的榜样，总是让我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要这么走而不要那样行。我想，好人的标准多种多样，疾恶如仇固然不易，有话好好说更难做到。尽管至今我还做不到像大姑母那样好，但是我一直往好人的方向努力前行，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