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赛珍珠诞辰120年为南京大学、镇江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
按语：今年的6月26日，是伟大的中美文化的“人桥”、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女性得主赛珍珠女士诞辰120年，她生前工作过的南京大学以及她幼年、童年、少年的故乡镇江，都隆重地举办了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为研讨会写的论文，现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赛珍珠生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但长期以来，由于她的传教士身份，一直在国内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我为她的“平反”工作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的，其间也受到“极左”势力的打击，现在总算为她恢复了名誉，也可告慰这位“中国人民的女儿”的在天之灵。
各位朋友,本次会议,我因身居海外,不能与会, 谨借此文向诸位表达来自大洋州的问候，祝各位身体健康，学术猛进.
这一年多以来，我浸淫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仿佛和赛珍珠当初换了一个位置似地——那时是孔先生教童年的她，现在是Lois Best和Inge Ferando两位女士分别一对一地教我学做“八十岁的吹鼓手”，真个是乾坤倒转，河东河西，这使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体验了一把“人桥”的滋味，因而所思所感，必然对一百年前的赛珍珠产生了一些新的感悟，由于我手头没带任何赛珍珠的作品和研究资料，因而只能就一些大的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期引来与会学者投之璞玉。
我以为，长期以来我们对赛珍珠的研究始终不能完全挥去她头上笼罩着的近百年的两重阴影，尽管这些年来大陆学者的思想已逐渐解放，对赛珍珠的评价已逐渐回归理性、客观、公正，但在内心深处，难免没有留下往昔的思维定式，或者说它们已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潜在脑海的底层，左右着我们作进一步的开拓。
这两重阴影是什么呢？一是她的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一是鲁迅对她略带冷眼的评价。可以说，这也是赛珍珠头顶上的两道魔障，你可以避免去想它，去谈论它，但你只要一触及核心评价，你就始终绕不过去。因为第一层是跟我们意识形态的根本价值观相抵触的；第二层是跟我们文学的最具权威的经典性言论相抵触的。
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先讲基督教的问题。我想在此多花一点笔墨，原因之一就是我在以前发表的关于赛珍珠的论文里对她以及他的家人传教做了点辩护，但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并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对基督教及其传教活动还是否定的，我想顺便做个答辩。
在我看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是相当肤浅和错误的，我们对它始终存在着极深的偏见和无知，讲的不客气点，就是愚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以及“庸俗唯物论”教育搞成了全民的“哲学的贫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屑于形而上思维的民族劣根性。比方说对基督教的彻底否定就仅仅来自于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一句话，把一切宗教都否定了，一切宗教工作者都否定了，当然连同赛珍珠，全都类同于一群贩卖毒品鸦片的贩子。但我们为什么就不曾想一想，马克思也说过“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爱”呢？（《马恩列斯全集》第822页）。我们为什么不想想，马克思本人无论就他的人格还是他的理论都来自于基督的精神传承呢？以致哲学家宾克莱断言，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信念，”“令人想起公元（前）八世纪希伯莱的先知”（《理想的冲突》，第62页）。再看看爱因斯坦，他的话则更为直白：“象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些人物，尽管他们并不一样，但他们都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生活，而自我牺牲；而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正是他们祖先的传统。”那什么是“祖先的传统”呢？就是：基督教！也就是说，在爱因斯坦眼里，马克思本质上是和摩西一样的人。这么看来，我们首先应该把基督教看成是正面的人类精神现象，首先应给于充分肯定。至于它有没有缺点？当然有，就跟孔孟之道一样，但那是第二位的，从属性质的。把这个观念颠倒过来或说是摆正过来，赛珍珠的根本性评价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我们同意前面那些大科学家、大哲学家的观点，我们就理应把赛珍珠以及他的父母亲为了当时贫弱的中国而献身并因此承受了莫大的苦难，跟李大钊、赵一曼、江姐等等革命英烈的牺牲放在同等的位置（因为真正共产主义者本质上就是基督式的殉道者，跟今天的贪官还有贪恋权位的封建专制主义暴君风马牛不相及）。
我这么一说，肯定诸位又不能接受了，尽管谁也不会否认前面那些哲人的话有道理。这就是潜意识、意识形态偏见的厉害。
因此，给赛珍珠正名，首先必须给基督教（也必须给人间一切真正的宗教）正名:
一、基督教的思维有其合理性，它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想先举一点切身的例子。我在这里经常跟一些“老外”学者们交流，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我问他们，“Do you believe in God? Do you think God really exist? ”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回答大都是Probably not ! 这很奇怪。他们告诉我，不相信上帝存在是因为这个宇宙完全依照基本的物理学法则运行，如果硬要安插一个上帝进来，所有的物理学公式就无法成立。但为什么他们还相信宗教？原因是许多形而上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比方说，宇宙大爆炸“之前”也就是说在时间空间的起点“之外”，是什么在起作用？比方说,在宇宙中除了物质和能量之外，还预设了信息（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它是从何而来？再比方说,生命已经被证明不可能从自然演化中形成，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即使把英语26个字母运用计算机随机组合亿万次，也产生不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更何况比这句话更要复杂深奥无比的DNA所编排的密码信息，是谁预先编排好的呢？能证明这是大自然的随机运作吗？应该说,这些问题已超出了人类思维的极限,在原因也许永远也无法被人类穷解的情况下，只能归因为超自然的智慧（“道”或“上帝”）的存在，基督教哲学就这样合情合理地诞生了。应该承认，这个推测的确是建立在严格的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的。这跟佛学、道学的“悟”同样是符合大脑科学规律是一回事。另外，“因为宗教极有用。没有她，就没有道德，没有艺术文学，没有文化，没有西方创造出的一切。”他们这样回答我。
他们的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基督教不是迷信，它的要义是关注宇宙从何而来、生命如何产生的终极智慧的存在，而科学则是解密终极智慧的设计思路，他俩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的。我曾在自己的一篇文化大散文《圣保罗大教堂》（见拙作文化大散文《灵魂之门》）里，形象地比喻基督教与科学是两株同根相生、相互缠绕攀援的参天大树，它们的目的都是在探寻宇宙的终极真理。
“老外”们的回答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促使我对基督教以及世界其他严肃的宗教进行重新的思考，从中也找到了当下中国逐利成风、整体道德沦丧的重要根源。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说的就是要对形而上怀有敬畏之情，正因此，中国历史上才能形成有浓厚人文道德传统的国家，如今毛泽东一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颠覆了“天命”，于是，汽车司机就可以反反复复从一个孩子身上碾过而毫无惧色，反正是“物质不灭”嘛！然而“天命”是确实存在的，是客观的，是科学的，最贴近你我的就是身体里的DNA密码，谁知道它藏着什么样的“天命”呢？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基督教也有其迷信的一面，作为宗教，都有世俗以及形而上的两重性，这就好比中国的道教、佛教，既有《道德经》、《金刚经》的形而上，也有方士方术、神鬼的迷信一样。问题是宗教的本质首先是建立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的。因此赛珍珠以及她的父亲“老赛”做的是一件严肃的、神圣的工作。如果把这一点否定了，那也就否定了唐僧取经、鉴真东渡、达摩面壁等等历史上一切宗教人士所进行的规模浩大、意义深远的文化交流工作的神圣性、崇高性，最后也必然要否定了我们目前官方正在进行的在全世界大规模建立孔子学院的存在合理性，把它们都看成是“文化侵略”，把它们都当成是“精神鸦片”。
二、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它构成了西方核心的价值观。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源头有两个：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两相比较，后者的重要性和所占比重要远远超过前者。不妨说，西方的“平等”、“人权”、“博爱”乃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等等现代观念都源自基督教义。如果我们把基督教批倒批臭，那干脆就把西方文化抛弃掉得了，只留下中国式的封建专制主义，是不是对中华民族就更为有利呢？
明确了上述两点，我们对赛珍珠的传教士身份非但不应该批评，反而应该加以相当程度的肯定，因为这关系到她做为“人桥”的贡献大小。不妨说，赛珍珠之做为“人桥”有别于其他人，正在于她是传教士，也因为她自小师从孔门儒学，因而她才是东西方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是传承东西方核心价值观的“人桥”。这意义非同小可。
三、基督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脚色。
由于基督教与科学具有上述的特殊关系，因而造成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初推动力恰恰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众所周知，最早把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带到中国来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而科学正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第一生产力。从那时起，中国就决定性地由封建小农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缓慢而艰难地转型。
除了自然科学的推动之外，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关键是观念的变革。这一进程是以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也就是说，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男女平等等等现代观念是从那个时期才在中国诞生的。而这些观念正是由西方文学作品中带过来的。带这些小说过来的人多数也是传教士。当年不会英语ABC的“大翻译家”林琴南“翻译”的本子其中不少盖来源于此。西方小说的大量涌入，使进步的中国人头脑为之一新，于是，一场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文学革命”爆发了，从而揭开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今天的文学史家，往往都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以及“白话文运动”归功于陈独秀和胡适，并公认为现代小说的第一篇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现代诗歌的始作俑者是胡适的《尝试集》。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太正确的。应该说，最早的白话文及白话诗歌是出自西方的基督教会。根据我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当中国新文学还没有诞生之前，西方教会在中国出的文学杂志已达十余种。在这些刊物上，传教士们把英文的《圣经》以及圣诗翻译成中文。对于这些西方传教士而言，让他们翻成文言是十分困难的，他们只会讲当地的白话——于是白话文学便诞生了。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文学是从基督教白话文学那儿模仿来的。最早承认这一事实的是另一位大文学家、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可惜当年那些人都装糊涂，渐渐后人也都忘掉了这一关键性的史实。
如果说，中国的新文学是呼唤中国现代化的第一只搏击云天的海燕，那么放飞海燕的恰恰是西方的基督教。
上面谈的是大的贡献，我想再以我个人的经验，讲一些具体的事例.在我的老家南京，环顾四周，保留至今继续着旺盛生命力的最早现代化的成果几乎除了洋务运动就是当年基督教会的成绩，相反，中国的农民造反往往什么东西也留不下来：如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是中国东南最早的大学，一百多年前先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两江师范学堂”，满清倒台就由基督教会接手成立“金陵女子大学”，在这里哺育出世界最早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女性得主赛珍珠；又如南京最早的西医院“马林医院”也是中国东南地区最早建立的西医院，现在就是著名的“鼓楼医院”（即“南京大学附属医院”）就是加拿大传教士兼医生马林创建的。至于南京许多著名的中学前身也多是教会办起来的。也就是说，南京的现代化基础是基督教会帮助打下的。反观在南京建都的洪秀全，他的“天朝田亩制度”能留下来吗？至于后来农民革命搞起来的“土改”、“人民公社”、“文革”、“忠字舞”等等，也都随大江东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历史经验证明，推动现代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在于踏踏实实的革新和改良，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默默耕耘奉献，而不是农民革命穷折腾。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二十世纪两次大革命（辛亥革命及共产革命）的精英人士许多也是被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跟基督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个我亲见过的人物很能说明问题：1949年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因不得人心而摇摇欲坠。领导南京学生运动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叫钱大卫，此人才华横溢，精通英语、俄语，深得当年金陵神学院（今之南京大学神学院）美国大主教的喜爱。钱大卫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物，多少次被捕，有一次已经被国民党特务装进了麻袋准备扔到长江中去了，但都逢凶化吉，在关键时刻，出面救他的就是那位美国大主教。在解放大军渡江战斗的前夜，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的大操场上举行了一场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集会，我当时还只是小学生，也混进了场子里看热闹，我第一次见到了钱大卫，他在会上高唱的《伏尔加纤夫曲》至今仍回响在我的心头。1949年后，钱大卫调到北京，负责全国学联工作，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据说被打成“右派”，罪状之一就是他美化那位美国大主教，“文化大革命”中传闻被迫害致死。
往事如烟，往事如烟……
回过头来再看赛珍珠，她在宿县建立的女校，她和丈夫伯克进行的先进农业的推广工作以及在学校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早期共产党员，这一切不都在说明她的所谓的传教活动，不全是在为早期中国的现代化夯实楼房的基础吗？因此我们在评价赛珍珠其人的时候,除了肯定她非凡的“人桥”贡献外，还应该增加一条，这就是她是践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拓荒者之一。要说他们当年还有什么错误，那就是太天真了，他们满怀奉献的热情，把西方软件、硬件统统搬到封建落后的中国，犯了水土不服的大忌。
我在上面说的内容，就基督教似乎说的多了点，但我以为，如果不从一个广阔的背景上去进行考察，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给赛珍珠的基督教传教士身份的历史作用给与准确的定位，否则就事论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就永远都跳不出旧观念的藩篱。
我这里并不否认在当年的大批传教士中,有可能混进个别所谓“帝国主义间谍”乃至一些道德败坏的成员（这一点赛珍珠也批评过），这是大浪淘沙鱼龙混杂，就像今天我们派驻外国的孔子学院的院长中我就知道有一位是个论文抄袭者一样，但总体上传教士也好，孔子学院也好，瑕不掩瑜，我想这是基本的事实。
第二个问题就是鲁迅对赛珍珠的微词。这方面过去已有不少的文章，我大都是赞同的。我想补充的是，首先这是鲁迅在一封给姚克的私人信件里写的,不是公开发表的,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鲁迅带有非正式性随口说说的性质,它固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迅内心的看法，但未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显的就是鲁迅一改往日凌厉、准确、逻辑周延的修辞习惯，语气变得飘忽不定了，有的话本身就有毛病，比如，“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这叫什么话？中国人做，就能见真相？真要这样，鲁迅也犯不上整天跟一大堆中国无聊文人论战了。事实上，文学艺术中，作者“越界”写别国的人和事写出精品来可说不胜枚举，文艺复兴时期包括莎士比亚在内许多大作家都是专门选别的国家的素材来写，哈姆雷特写的是挪威王子的故事，奥赛罗写的是威尼斯公国的事情……至于音乐家画家创作取材于他国就更多了。鲁迅不会不知道这些普通的文学常识。他只不过是凭直觉认为赛珍珠写得不如他深刻罢了。问题是，在鲁迅眼里的深刻，那是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
的刨祖坟，鞭僵尸，只要不涉及此，在他心目中，一律属中国“浮面的情形”。作为反封建的旗手，斗士，他只关心这一点，其他的他顾不上。这个立场很妨碍鲁迅对当时许多文化现象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方面例子太多仅举其一，如对梅兰芳，真要是听了鲁迅所言，京剧就得完蛋。其实文学艺术所说的深刻，是极其多面极其丰富的，鲁迅所关注的改造中国文化的层面仅是其一，此外还有人性的层面，哲理的层面、民俗学的层面……等等等等，文学艺术是万花筒，它折射出作家艺术家丰富的情感世界，也折射出生活的色彩缤纷。如果只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才算深刻，那么沈从文的小说不也跟赛珍珠一样应该归类到“浮面”中去吗？平心而论，《边城》里湘西如诗如画的生活写的真还不如《大地》“深刻”，沈从文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再者，依鲁迅当时重病缠身还要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的艰苦斗争处境，依他不停咳血还要深夜坚持写作的紧张节奏，依他的深刻而带有偏执的心理和性格，我在这里大胆推测，他甚至有没有读过更不用说读完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我都心存怀疑，这里面更多的很可能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只在私人信件中提及，并不想公开他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鲁迅的话只是反映他自知对赛珍珠了解不深，仅凭印象私下说说而已，因而也就语气游移，语焉飘忽，甚至带点语病的话也脱口而出了，这是不需要认真看待的。大概后来也由于赛珍珠对中国人民一贯的真诚态度令晚年鲁迅意识到了自己的失察，因而开始重新认真地看待赛珍珠，于是才显露出改变看法的端倪。
总之，不论是马克思的话还是鲁迅的话，都有特定的语境、情境，我们只能尊重史实，切不可以一概全，这应该是文学研究者的常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