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当我还在清华大学办理毕业离校手续的时候就憧憬着军人的风采，虽然我人还没有离开清华园，但我的心却总在不自觉地飞向了数千公里外从来没有去过的大西南，因为这时的我在办理铁路托运手续，收件地址则已经写上了非常陌生的“四川省西昌市……”。国防科委负责选拔应届毕业生的军人说我将要去的地方是从事尖端科学的保密部队。他的话无疑在我心头更增添了一层神秘。仅仅是“尖端科学”四个字，就足以勾起年轻人那极易兴奋的好奇。那个年代信息闭塞，我所猜测到的尖端科学肯定与火箭、卫星、原子弹有关，可我这学发电厂自动化专业的到这种搞尖端技术的部队能做什么呢？然而，我的从军路却是那么令人回味。
我是随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踏上航天路的。共和国航天的许多第一次有幸成为我的第一次。人的第一次总是记忆深刻。
我大学毕业从北京第一次来到祖国西南大凉山神秘的峡谷，那里是日后闻名于世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我在这块火热的天地整整奋战了8年。作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军人，我从建设发射场到参加卫星发射，从零距离接触火箭、卫星到上调度下达发射口令，祖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是在这里起飞的，这里也是我踏上航天路的起点。
我第一次见到的运载火箭，是中国新研制第一次运到发射场的长征三号火箭。这种火箭是当时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当液氢通过输送管道流向火箭“肚子”里时，管道周围的空气都被冷冻成了液态。我看到这种被称为液空的液体滴到发射平台的钢板上，如同烧红的火炉子上滴上水，“噼啪”作响令人心惊肉跳。
中国第一枚长征三号新型火箭发射的当日，我看到发射场的战士从卡车上往距离火箭不足百米的山洞里搬运大量食品和饮用水大为不解。当得知这是为发射场万一发生了壮烈而准备的救命食品时，大脑中划过了辉煌背后的险峻。这里即将进行的一切都是尚未经过实际考验的第一次，之前我只知道会有危险，但没有想到会直接危及我的生命。但瞬间又坚定了信念：为了共和国新型火箭升空的这一刻，我豁出来了！能与旁边坐着的诸位航天老前辈在一起，即便在山洞里光荣了，也值了！
我第一次坐在卫星发射场的指挥调度台上喊发射口令，是执行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在西昌的发射任务。尽管几个月来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发射信息流程和发射异常处置预案方面的研究上，但对调度上突如其来的“异常！请求推迟！”之类的报告还是心有余悸。
我到北京领导机关工作后第一次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发射任务，是中国的又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上天的前夕。正当卫星由技术测试厂房转运进入发射场途中，却不幸出现了意外，本来即将完成与发射台上火箭的对接，意外却迫使卫星发射整体计划全部推迟。
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共和国时任总理，就被领导叫到总理面前报告遇到故障推迟发射的情况。在北京的卫星发射指挥控制室里，我回答了总理的提问。过后领导夸我判断准确基础好。后来回想起来真有点紧张：我分析的火箭故障原因正确算是我运气好，那种情景放到现在肯定得冒一身冷汗。
我第一次见到的美国卫星是中国第一次发射外国卫星。那次发射任务恰逢我担任北京总部机关卫星火箭发射处的处长，直接参加了对外的技术以及保障协调，参与了卫星发射从准备到实施的全部过程。我有幸亲历了中国航天对外发射初期的艰辛谈判、拼搏、开拓、奋进的全部过程。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群山沸腾，举国振奋，海外华人扬眉吐气。
我第一次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加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任务，巧遇那天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的开幕日。路上人们的关注点全都是亚运会开幕式的热烈场景，而我却急火火乘飞机倒火车赶往发射场，我要赶到那个神秘的地方参加卫星发射的决策会议。
我所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卫星发射，是中国第一次使用长征二号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澳大利亚”卫星。当8台 75吨火箭发动机点火后，火箭却没有起飞，险些在发射台上爆炸酿成大祸。那时，发射场周围红烟滚滚，那是毒性极大的残留推进剂遇到常温空气后挥发的气体。外国航天专家称：“这是航天发射史上一次最理想的失败！”
我有幸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他们肩上扛着中将军衔，都是我军高级将领，他们都担任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都参加并指挥过多次航天大型工程的研制与发射。他们是知识型、专家型的现代化航天指挥家。在航天发射和航天决策重要关头，能看到他们的坚定与刚毅，但在日常生活中你却能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平易与随和，他们是我最敬重的首长。
我有幸结识了许多科学家，其中三位科学家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且还都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们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功不可没。他们虽然都是中国顶尖的大科学家，但他们的慈眉善目使我在他们面前毫无拘束感。他们的科学风范使我受益终身。
我有幸参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初期论证，参加了载人航天发射场的定点勘察。在酒泉，奉发射场司令员指示，我举起大锤砸下了中国航天员将要从这里起飞的发射点定位木桩。每次载人航天发射都会使我格外关注。我为祖国载人航天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最南端世界著名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卡那维拉尔角的空军发射基地参观时，漂亮的美军航天小姐给了我一种机器人的感觉。虽然我已经在中国的卫星发射场工作了很多年，但对美国军方发射场仍然满眼新奇。尤其是站在环游地球归来、准备再次飞天的航天飞机上时，我对人类征服自然的聪明才智感到惊叹和震撼。
我去俄罗斯，有幸在载人飞船指挥控制中心见识了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实时目睹了航天员像“游鱼”一样从飞船进入空间站又乘坐飞船返回地球落地的全过程。我参观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射数量最多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参观了莫斯科航天员训练中心，参观年产量居世界首位的萨玛拉火箭生产厂，这些都让我大饱眼福。
我第一次去日本，从东京一直飞向狭长版图最南端的种子岛航天发射中心。葱绿的山坡、湛蓝的海水、银白色的沙滩、晴朗的天空，日本以矗立在那里的发射塔引以为自豪。在那里，我见识了日本独特的发射程序和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在日本北部科学城筑坡，我参观了卫星和空间站局部承包的制造过程，在中部名古屋三菱公司观看了在生产线上的H-2号火箭。
我被指派到新加坡常驻，参加中国第一个与新加坡合作组建的卫星商业运营公司。这个合作项目将大约耗资 6亿5千万美元，利用设置在距离地球35786公里赤道上空的卫星，开展亚太地区的卫星移动通信运营，造福于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遗憾的是这一极具刺激与挑战的宏伟构想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而未能实现，但让我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
我参加了一个极具新颖的航天开创性合作项目。这项合作将用中国的长征火箭把一个携带推进器的对接器发射上天，与发射失败的卫星在茫茫太空对接后，再推至35786公里的太空轨道。提出这个设想的是曾经驾驶阿波罗15号飞船登上月球、带有传奇色彩的航天员戴维斯科特博士。我们一行四人分别从新加坡、北京、洛杉矶、伦敦同时聚集巴黎，在那里与斯科特博士研究合作的具体方案。
我去南美洲巴西，除领略到了距中国如此遥远的美丽景色—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北京白雪皑皑的严冬正值那里炎热的盛夏，北京万物复苏春暖花开那里却正金秋收获落叶飘零，我还感受到了地球另一端人的热情好客，但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巴西航天发射场发生爆炸而遭到毁灭的那令人震惊的惨剧。
《亲历航天》是从我的视角把我所亲历的航天神秘故事尽量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与读者共享。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航天，支持、热爱航天是我内心最大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