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大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不能同构，形成二元分裂的态势，我想这是主因；二是大陆提倡“文化复兴运动”的人们对于大陆的文化现状缺少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因而主攻方向不明，缺乏行动的计划，更提不出明确的诉求，结果往往流于空洞的呼吁，必然是成不了气候。
然而今日的大陆中国，振兴文化已成了迫在眉睫的要务，大陆领导人已多次提出面临风险“前所未有”，在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时，凝聚人心民意已成了能否成功应战的关键。我曾在前文中不止一次地提过，应战的久拖不决将造成民族的分裂甚至是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一切有爱国爱民族之心的文化精英，应该有紧迫感、危机感，此时必须挺身而出，认真地研究文化问题，为重整中华文化而殚思竭虑、尽心尽力。
“中华文化复兴”并不是一个新课题，早在上世纪，胡适就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应该称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当然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那儿学来的灵感。那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像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认为西方能从自己古代的文化中找到这样优秀的文化资源来创新出现代人文主义的辉煌，那么中国人也理应从自身的文化遗产中找到振兴文化的精神资源，这就是“复兴”这两个字的由来。所以胡适说，“文艺复兴是我们祖宗有了这个资本，到这个时候给我们来用，由我们来复兴它。”（注1）其中做得最成功的就是白话文运动。今天的中国人很多都不知道白话文的来历，以为它是“五四”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与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关系，其实大错特错——白话文是从古代就有的，慢慢演变流传下来的，它跟古文长期并行，于是胡适、鲁迅等人就拿它来“复兴”了。在当时，除了白话文“复兴”做得比较好外，做到其他地方就发现了问题，他们觉得中国的文化资源里没有西方古希腊神话那样的生动奔放、自由舒展，因而西方从“文艺复兴”萌发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等现代观念不能从中国文化的根里去寻找支持。这很使他们气馁，于是就出现了“拿来主义”、“全盘西化”的想法，而象胡适，则下决心去“整理国故”，指望从“国故”中找到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应该说，当年前辈们的探索，的确带有披荆斩棘的悲壮，不论其争论是何等地激烈，其目标始终是一个，这就是振兴中华文化，使这个地球上保存的最连贯最完整的古代文明能在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中重振雄风，而绝不是像大陆上世纪五十年代所批判的那样，被凭空捏造出许多的罪名。
我为什么要提起这段历史？因为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可能是瞎子摸象。比方说，我在网上看到的某些大陆学者就提出要全面复兴古文的主张，我以为这就是逆五四精神而动，他们不明白白话文运动就是复兴了古代文化，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我们当然要学古文，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绝不是要复活八股、骈文，回到无病呻吟、脱离民众的文体中去。同样，现在大陆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说要通过这场运动达到人的彻底解放的目标，却全然拿不出足以提供人的彻底解放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资源，请问如何“复兴”？在什么基础上“复兴”？这一点，胡适说得很对，他说我们都仅仅是文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凭空创造出全新的中国文化，我们只能利用古人留下来的遗产，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所以说不把这一百年来的我们走过的“复兴”之路搞清楚，我们提出的主张就是无的放失。也正因为大陆的学者连这些基本知识都没搞清楚，就大谈“中国文艺复兴”，从根本上违背了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
这就是说，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必须遵循下面的两条规则：
1、必须建立在民族的文化资源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学习外来的文化也必须与本民族的文化之根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本体文化的有机部分，否则水土不服会闹肚子的。
这里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日本。日本在战后“全盘西化”，做得很成功，但一丝一毫没有动摇他的传统文化的基础，相反，他们的传统文化反而成了融合西方文化的动力。第二个例子是俄国。在前苏联时期，他们是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高思想并以此来否定本民族的传统，结果垮掉了，最后痛定思痛，重新恢复了东正教的传统文化地位。这一正一反，正说明了文化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道理。
中国大陆的文化复兴困难在于类同于前苏联的状况。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是“道”，是“天命”，是宇宙的法则。即使是皇帝，也只能是“天”之“子”，得遵循“道”的法则行事。如果皇帝无道，普天下之人就有权力“替天行道”，造他的反。所有的人遵循的是宇宙法则，而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
而目前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结构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最高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体现这种价值观的是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就集中在政治局那几个人身上，再由那几个人中产生一位总书记，由他们来主宰一切，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安排一切。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可以最大地集中权力，做事可以雷厉风行。为了保证他们处在价值观的顶层位置，就必须制止人民对他们的非议和监督，以保证他们的崇高地位。我记得曾经就有位领导人，上台伊始就提出了“四字真经”，那时在党内就传达了一个“上级精神”，声言谁反对“四字真经”，立马开除党籍。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最高价值观的权威。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在网上发牢骚，说他主张首先政治局的成员必须公示财产，这番言论出来后，大概是受到某个纪律部门的批评，认为对最高领导人的不信任是党性缺乏的表现。老同志生气地说，凭什么政治局的人就不能查他们的财产？凭什么政治局的人就不能被普通人批评？这位“老同志”的质疑是对的。事实明摆着，近期暴露出来的薄熙来不也是政治局的人吗？他老婆薄谷开来无法无天杀人越货要不是王立军投美“立功”不就永远逍遥法外吗？除了薄熙来外，谁还敢保证以往的高层领导人就那么干净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华文化的结构中最高主宰是宇宙法则，它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而党的领导是人，是人，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人”提出的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都要被实践检验而决定取舍。更何况中国党的领导人有的连马克思的书都没好好读过，无师自通地发明了一些自以为英明正确实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谬论呢？
这两种文化的结构不同，就造成了许多矛盾。“文革”的发生从表层上看当然有许多具体政治上的原因，但深层次的是这两种文化结构的冲突，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凌驾在宇宙法则之上，取代宇宙法则，从而必须从根上铲除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估计很难搞起来，而“中华文化复兴”就只能在港澳台及其他海外华人当中先进行起来了。
（三）
这么说来，中华的文化复兴，就真的跟当今世界“浩浩汤汤”的民主大潮根本无缘了？中华文明命中注定只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看客？果真这样，辉煌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就注定从此就寿终正寝了吗？
事实上，当今中国大陆，所谓的“多元化时代”来临，就是价值观一片混乱的代名词，许多不祥的征兆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出二元文化结构的矛盾。看看网民们对全球开花的“孔子学院”的评论，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自己都不相信的孔夫子，反倒拿到世界上去忽悠别人，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吗？”
面对前辈们的困惑和今人们的鄙弃，中华文化的确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成为许多发自网民们心底的呐喊。
然而定下心来想，又觉得不对劲。因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很有原创精神的文化，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华文化一旦出了国门带给世界的往往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随手拈来几个例子：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按李约瑟的研究证明，是引领西方从漫漫中世纪暗夜走向文艺复兴的一盏明灯和重大推动力；宋明理学在国内虽然后来很遭人诟病但却推动了西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思潮；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印出来无人问津反倒被日本人统统买走了，于是开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创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日本，而易经的八卦图却使世界进入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每一步都离不开伟大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为什么偏偏到了中国不肖子孙的手里被败落成这样？
那么，中华文化的伟大底蕴难道是真正枯竭了吗？中华文化难道真的是像玛雅人当年那样已走到了毁灭的尽头？难道让西方走向现代化的精神瑰宝只能成为中国人弃之的敝履？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依我之见，当今中国大陆的文化乱象是源自于这场革命的性质，这就无需多说了，而“五四”时代前辈们的探索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原因有二：一是客观上由于秦始皇的焚书使得史前社会留存的文献大量被毁，从而增加了前辈们探索工作的困难；二是对待古代神话中的尧舜禹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对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做了错误的解读。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首先，不久前由中美考古学家在仙人洞遗址发掘出据今二万年前的的陶器制品，证明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率先进入陶器文明，其意义十分重大，它使中华文明史向上延伸至二万年，它为活跃在史前社会的神话人物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现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史前社会及夏商周文化又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尽管尧舜禹仍活在神话传说之中，但中外神话史都证明，只要剥离掉神话的超自然力的外壳儿，人们都能找到那真实存在过的核心事件和人物。这就说明，就像西方文化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神话一样，中国的神话也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其次，考察中国的古代神话，证实中华民族的文化开端是民主型的，而非专制型的，这就是尧舜的“诽鼓”“谤木”。那时候，人们只要不满意尧舜的工作，不管白天黑夜，都可以抡起木棒去敲击放在尧舜门前的那面鼓和那根高大的木柱，尧舜就有义务开门出来聆听人们的教训。那时候的领导人在人民面前是何等的谦卑！今天帝王宫殿前象征权力的美丽华表，就是当初的谤木演变而来，它见证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由谤木变成华表，标志着权力由民主向专制的异化。尧舜禹的“禅让制”我倾向于是一种古代民主制度。尽管对这个问题史学界近来有不少否定的意见，有说是“个人独裁制”，有说是“虚伪民主制”，还有说是“血腥谋杀”制等等，不一而足。中国的事，一到了那些“砖家”、“叫兽”的嘴里，其“创新成果”，常令人惊愕的掉下巴骨。因此我宁可相信自己的生活经验也绝不相信他们依据后世孔乙己们穿凿附会的文字所做的“烟酒”。事实上，不论中国人外国人，不论今人古人，其实人性都是共通的。正像人类学家摩尔根所说，远古人类都是原始民主制，他们的选举需要族人全数通过，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我想他的话是对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十个人只有一碗饭可吃，这就必然需要共推出一位最具公心的人来主持分配；为了做到绝对公正，就必须全票通过。这样的求生法则至今在世界各地那些遭遇矿难而在地下坚持生存的人们中仍可经常见到，只要看看2010年智利铜矿事故中矿工组长乌尔苏亚的故事就可明白，他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称之为英雄，他就是今天智利的尧舜禹的缩影。“禅让制”应该说是原始民主制发展历程中一个过渡阶段，原因在于作为部族首领手中也有平等的一票，而当族群发展愈来愈大，族群内部的人不可能互相全都认识了解，因而对接班人的选举普通成员很难形成一致意见，这时候有威望的部族首领手中的那一票分量必然加重了，但是无论如何“禅让”，都要有普选作为基础。在大禹选接班人时他两度提名的人选都遭到“选民”的否决就是明证。
我曾在前几篇的文章里提到，与古希腊神话相比较，中国古代神话人物都是牺牲小我、奉献大我、公而忘私的英雄，不像古希腊神话，除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算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外，其余的都充满着自私心、嫉妒心、花心。这就证明，中国的古代神话比希腊神话历史还要早，它诞生在远古原始公有制的时期，不像希腊神话，私有制已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我们看看三皇五帝的名称，从有巢、燧人、到祝融、神农等等，就可看出，这是一部十分漫长的中华民族从树居逐步迈向农业文明的文明史。如果说希腊神话的神祗是代表着人类不能控制的自然力的象征，那么中国神话的神祗则是代表着中华民族逐步控制自然力的历程。这中间，“陶神”尧帝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文明阶段，从考古发掘看，他应该与陶器一起生存在二万年前。因此，从尧到舜，再到夏朝的大禹，所谓三代，实则绵延了上万年。这就是说，中国有着十分漫长的原始民主制的历史。专制集权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
在那样远古原始公有制的时代，部落首领的工作与其说是享受特权，不如说是今天的“志愿者”、“义工”，而且还是一份吃力不讨好随时要被人骂的苦差事。所以我曾在以前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说过，尧舜禹的“禅让”就像是今天公共宿舍里面负责打扫卫生的值日生，懒惰的男生们往往都会相互推诿、“禅让”，巴不得别人替自己去做。
就是这份没人愿意干的工作，我们的祖先尧舜禹却做得很好，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到了禹帝，大概私有制已有所发展，大家纷纷要“奔小康”去了，有能耐的人都盘算着学习薄熙来的“一家两制”，完成权钱的垄断，高智商的，就琢磨出“北京大学”式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世界观，于是苦差事没人干了。大禹在两次“禅让”被否决后，不得不把治水的铲子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临死时，他的妻子捧着大禹身前的全部财产——三件粗麻布衣裳，一具薄桐木的棺木，践行了他那个时代的官员财产公开制。
远古先祖们胼手砥足的牺牲精神，其“软实力”不需办什么学院也远播域外，影响着周边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远的其他的部族，受到先祖们崇高精神的感召，人们纷纷从四方聚集起来，终于成就了全球最大的中华民族！
于是，这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敬祖的文化渊源。
我想，虽然尧舜禹活在神话世界中，后代人不停地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观念赋予他们以多样化的相互矛盾的传说和想象，以致让我们已很难判真伪了，但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的“人择原理”中得到启发，即从人的“已在”，倒推出宇宙为使“人在”，而必须遵循的极其严苛的初始条件，从遍布中华大地的文物遗产中，从深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从中华民族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中，倒推出神话传说中所包含的真实的部分来。
而这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既然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的风雨而不倒，自有它不倒的文化根基作保证。我们的前辈们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苦恼和困惑大可不必，因为我们有着久远的民主传统，有着先祖的奉献牺牲，有着庄子的自由和豪放，有着屈原的独立和高洁，有着《天问》、《焚书》的质疑精神，有着宋明理学的理性追求……我们缺的仅仅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守护者。只要我们经常打开我们丰实的仓廪门窗，经常地把粮食挪到太阳下晒晒，把那些腐败变质的陈芝麻烂谷子扔掉，把躲进粮仓里的硕鼠打死，经常换些新鲜的粮食藏进来，我们就能保证千秋万代的子孙永不挨饿。
（四）
今天中国的乱象，根子在上头。从文化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是二元文化结构的红色文化褫夺“道”文化的位置造成的乱象。原因呢？我认为出在封建愚昧的治国理念上。“幸亏”出了王立军事件，否则普通百姓将永远无法了解顶层权力结构运作的荒诞性和个别领导人根本无视法律、胆大包天的狂妄性，它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给彻底颠覆了。这就必须追溯到理念源头上。因为我们不得不思考像薄熙来夫妇这样的强势犯罪心理是在什么样的权力制度下培育起来，支撑这样的制度其背后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回顾一下这个历程：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外国人的理论，为着一个乌托邦理想去奋斗。这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我曾在以往发表过的文章里多次陈述过，追求乌托邦理想不是错，人类的理想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去做，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践行理想最起码的一个条件就是，它的带头人必须身先士卒放弃追求私有财富，必须一切都出自公心，玩不得虚假。按照这一原则践行的，共产主义就有活力，就像古代的尧舜禹，会受到人民的爱戴。事实上在今天的以色列，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包围中，就有很成功的按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农场，他们在内部完全公平分配，账目完全公开，没有商品经济，人们的生活也很富裕，都有私家车，唯独场长本人没有，他出门办事情都乘坐的是外面的公交车。同样，上世纪中国，出现过一批有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勇于牺牲的精神撼天动地，极大提升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这是我们民族需要珍惜的。这样的世界观如果能用我们的民族文化“天下为公”的理想加以融入是完全可以成为核心价值的一部分。问题就在于，共产主义理想掺不得一丝自私心，一旦和私有制以及权力结合就会像冰碰到火，瞬间溶化。大陆的今天面临的就是这个局面。
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农庄给我们一个重大启示就是，在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不在老百姓，完全取决于上面的各级官员，只要他们像上述的以色列农场场长那样按马克思所说“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让社会成员公正地占有财富，而官员们自己没有任何特权、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那么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否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想我说的没错吧？
给中国的共产主义带上专制主义色彩的是列宁、斯大林的建党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带来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和残酷的斗争，再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秦始皇专制主义结合，就造成中国式的封建社会主义。“东方红”的诞生标志着农民皇权理念的确立。
在这种观念统治下，必然封建官本位大行其道，必然“血统论”、“打江山坐江山”、“变相世袭制”成为制度建设的指导性理念。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开始解放思想，用“国际歌”否定了“东方红”，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然而基本的治国理念仍然承袭以往，仍然存在着误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等于少数几个人就可以取代救世主，老百姓就可以成了他们圈养的迷途羔羊，他们就可以成了老百姓的老板。这里我想起了西方有这样一个诙谐的小段子：
尼采说，“上帝死了。”
上帝说，“尼采也死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思想家的尼采，你当然可以质疑上帝的存在，但你永远不可能取代上帝。后一句话是真实，前一句话只能是哲学命题。
因此掌管国家权力的人，从来就不具备先天继承权，更谈不到有当然的、不受约束的资格和权利。造成薄熙来夫妇“秃子打伞”的放肆无忌就在于这个制度保留着封建特权的性质。薄熙来夫妇的“一家两制”典型地揭示了这个共产主义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是来自于权力的内部异化，来自于领导人私有欲极度膨胀的挑战。这就是一切的乱源。
我很同意社会学者邓伟志对中国社会十大突出矛盾的分析，我认为，所有矛盾的根子都源自制度的封建主义。因而今天的文化复兴运动，其主攻方向必然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大声喊出的“今天还应该大反封建”的口号。之所以必须重新提出，也是因为二元结构下大陆的主流话语从不承认新时代必须“反封建”的原因。
不过今天的反封建又带有新的时代特征：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封建主义集中表现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上，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特征就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三大变革后，封建主义得到了大普及，大传播，大感染，其毒害甚至渗透到了儿童的心灵。如果说过去人们仅仅从清王朝官员无法无天的权势上了解封建主义，那么今天的中国，每一个人都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那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大大小小的等级所带来的资源垄断——大至权钱勾结所带来的全球最迅速、最丰厚、最无成本的资本原始积累、小至学校中的少先队“干部”所带来的“实惠”，人们都懂得了林林总总的“官衔儿”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难以取代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就表现为每个人都反对自己受到封建主义压迫，但却对别人都在实施或渴望实施封建主义的压迫:从高层到最底层的普通民众，从强势到最弱势的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包括我自己也难免不裹在其中……
在这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的气味，有的就是过去封建社会的官场做派。他的弟弟老三利用哥哥的国土局长权力得到了土地投标权，从此发了大财，在小镇上演绎了一出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家致富的故事。这种权钱勾结非但不招人嫉恨、反感，反而在他们的乡村里受到乡亲们的热烈追捧和倾慕。这，就是今日中国底层百姓的灵魂。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浑身也散发着封建主义的臭气。这里我想起一件深深铭刻在心中的往事。好几年以前，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老师去淮安市参观周恩来的老家。淮安市公安局负责人曾在我系学习，他为了表示地主之谊，特地派了警车为老师的大客车开道。当我们的客车行进时，警车一路鸣笛，飞快行驶，行人纷纷避让，“见者侧目视，侧足立”，都带着敬畏的眼光看着我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的首长。车上的老师们见此情景，都很开心，哈哈大笑。我当时坐在车里，只觉得有股透心的冰凉。我想，这些高知们平时都会高谈阔论地反封建，为什么现在如此地享受封建官场的文化？这样地扰民光彩吗？这看起来的确“小事”一桩，在大陆简直不足挂齿，谁批评谁就是不识抬举，谁就是故作正经。但这在国外有可能就是招致问责的大事。难怪大陆的学阀们比比皆是，他们不论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还是在今天的教学科研中，都可以不断重复丁举人打断孔乙己腿的故事。由此，我仿佛看到了中国反封建那永无止境的“尽头”。
正因为封建主义的深入人心，人们已入鲍鱼之肆化作了鲍鱼，所以令任何向权力挑战的改革都寸步难行。我同意网上一些人士的看法，他们说，中国的问题看起来成堆，腐败看上去无法解决，其实不然，就看有没有决心向权贵利益集团叫板，如果有，半年就能风气大变。我深以为然，但又不以为然，这就要看有没有健全的制度作保证，更要看观念的改变。我曾在几年前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陆学习香港、澳门的廉政做法，一是立法禁止公务人员收受财礼，多少数目以上就是违法；二是公职人员上任的第一天即申报财产，一当发现隐而不报或超出正当收入的财产，立刻查办。这两件事一抓，对贪腐官员就有威慑力，它们在港澳做起来并不困难，为什么在大陆就那么难产呢？据中纪委的发言人说，等条件具备至少还要二十年，就连禁止公款吃鱼翅也还要有三年的等待期。这是中纪委的业务不精呢？还是故意向权力网开一面呢？
除了封建主义的深入骨髓、病入膏肓外，大陆现今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主流媒体公开宣扬自私自利的人生观：看看大陆的影视作品，到处充斥着对厚黑学、勾心斗角的赞美，充斥着“世上可信者唯有自己”、“人首先要善待自己”这一类的利己主义宣言，甚至连党和政府提出的政治口号“全心全意谋发展，一心一意奔小康”也全是公开鼓吹向钱看。我并不反对“奔小康”，但绝不能是“一心一意”，如果把全民的奋斗目标仅仅锁定在“小康”的物质层面上，这正是自毁心防。一个民族失去了形而上的追求，失去了精神家园，就只能变成一头只盯着鼻子下面食槽的猪！这就是物欲横流，道德崩塌的原因。对此我是万分不能理解，因为我在私有制当家的美国、澳洲生活，也从没有见过他们的媒体公开鼓吹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他们的主流话语全是鼓励人们为社会无私奉献，事实上他们的国民也是这样去做的，他们的英雄行为已成为一种习惯，不需要像我国那样大肆鼓吹。这真是倒转乾坤的反讽，姓资姓社大调个儿。社会主义媒体鼓吹利己主义的原因，我猜想是因为各级干部中屁股干净的人越来越少了，宣扬无私精神，反差太大了，难免被人耻笑，不如干脆就制造一些“精致利己主义”的舆论，就像前不久出笼的“腐败适度容忍论”那样，让大家贪腐起来更加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的出现，我认为负责我国宣传、文化、广电部门都难辞其咎。
因此，文化复兴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净化全社会道德，否定利己主义的恶劣风气。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在创新。要创新，它的载体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维，然而几十年的一贯做法是“诱以官禄德”，对知识分子进行收编，在这种恶劣的社会氛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者鲜矣。我们必须从老庄哲学的大自由中，从屈原的高洁品行中去吸取智慧，从清如流，抗拒浊流文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摒除杂念，潜心学问，才能有所创造。
任何文化的最高境界都是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中华文化的终极价值是“道”，这本是个十分好的概念，因为它既可以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概念相通，又可以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规律、宇宙智慧相通。它既能让人产生神性，又能让人产生知性。（注2）我们一定要让全社会发扬敬畏“天道”、“天命”，顺乎宇宙之“道”探索宇宙之“道”的民族好传统，这样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并为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开拓出广阔的天地来。
概括起来，我以为中华文化复兴的目标和任务，就应该是：
高扬三皇五帝的民主文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
高扬古代神祗的牺牲奉献精神，反对“精致的利己主义”；
高扬屈原高洁的清流文化，反对权钱收编的浊流文化。
高扬敬畏探索“天道”的终极价值，反对功利的食槽文化。
就在我写完文章最后几行时，电视里正在转播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当我看见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映出“Freedom ”的大字，群众和着歌手激情四溢的歌声响彻了云霄，这场面真令人热血沸腾。我想，今天的中国，能大声宣告什么理念能让全世界人民如此激动呢？我们如果抛弃“普世价值”，还能发明什么理念唤起全世界的共鸣呢？人们都说，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来自文化的崛起，那么今天，“鸟笼”中的文化崛起了吗？如果我们把中华文化放进世界文化中来考量，我们是不是得承认，我们在许多地方已经落后了呢？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发出我们的声音，无论是狂飙突进也好，是润物无声也行，坚持健康、积极、向上、向善的理念，来宣扬、改造、创新中华文化的传统，来影响一代人吧！让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利用互联网，利用一切媒体，发出复兴中华文化的召唤吧！
海内外的民族文化精英们，联合起来！
伦敦奥运会闭幕之时写毕
（注1）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民国47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讲
（注2）“上帝”一词出自中国的《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根据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博士的研究，中国古代的上帝概念与《圣经》中的上帝一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中华文化忧思录》全文完。载《同路人》杂志第3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