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以调侃心理学、特别是以辛辣地讽刺弗洛伊德而闻名于世。在《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等小说以及《说吧，记忆》自传追述中，他不时地、恰到好处而又发人深省地把玩了一下心理学家的平庸和愚蠢，样样都是一语中的，让你动弹不得，令顶级的心理学家也心服口服。不妨来看一下：
把弗洛伊德暂时放一放，先看看纳氏眼中的心理测量。“心理”是可测量的吗？就像你测量某一堰塞湖是否会危及下游的安全一样？可惜在《普宁》中，温德夫妇的儿子维克多——被作为父亲的温德诊断为“问题儿童”——被要求进行一次心理测验。“结果分数不是大得出奇就是零： 这个7岁的被测验者在接受所谓的古都诺夫氏绘制动物测验时获得了相当于17岁智力年龄的惊人成绩，可是在另一种弗尔威欧氏成人测验中却骤然降到两岁儿童的智力水平。为设计这些奇妙的测验方法，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技能和创造力啊！”
而在那些挺美挺美的“罗夏墨迹”投射测验中，心理学家相信儿童本来“应该”看到的什么低能的蛆啦、神经质的树干啦、色情的长统橡皮靴啦等等，维克多居然没法“看到”。而且维克多随意画的速写，也没有反映所谓的“曼陀罗”（mandala，在梵文里是“魔环”的意思）。“荣格 博士等人常拿它来哄骗一些傻瓜蛋，形状是一个或多或少铺展开来的四重结构，就像半个剖开来的山竹果，要不像个十字架，要不像那辆行使磔刑的刑车，在那上面自我意识像形体那样被分裂，要不说得更精确些，就像具有四个价的碳分子——脑子里那种主要的化学成分，被放大和反映在纸上。”
我不相信国内有任何一个搞心理测量的人能够反驳纳氏的严肃批评。至于弗洛伊德的那点东西，在纳氏看来，不过就是小菜一碟！人生只有童年（亦即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吗？“自由联想”可以让你滑回到那个年代！不仅如此，还可以让你的无意识“上升”到意识——“有本事让病人相信他们目睹了自己的观念”、“每个人在幼时所遭受的不痛快的事就如同死尸一般浮现出来了”（纳博科夫语）；而且，回想起来的种种“细节”竟然是如此清晰，“据说这种感觉是快淹死的人，尤其是以往俄国海军里快没顶的人，所享有的一种戏剧性特权——一种窒息现象。有一位老资格的精神分析学家，名字我给忘了。把这种现象说成就像是人在受洗礼时无意识引起的休克，这种休克使那些介于首次和末次浸礼之间的往事一下子都迸发出来，让人统统想起来了。”（《普宁》）
更为滑稽的是，《洛丽塔》中的“亨伯特”在疗养院接受治疗时发现： 耍弄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大夫真是其乐无穷！狡猾地领着他们一步步向前；始终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这一行中的种种诀窍；为他们编造一些在体裁方面完全算得上是杰作的精心构思的“梦境”（这叫他们，那些勒索好梦的人，自己做梦，而后尖叫着醒来）；用一些捏造的“原始场景”（就像弗洛伊德的“狼人”案例）戏弄他们；始终不让他们瞥见一丝半点一个人真正的性的困境。……
好了。也许你可以说，纳博科夫做得太过分了！怎么就不给心理学家一点面子呢？心理学作为“科学”已经有近130年的历史了嘛，以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而标榜的那些心理学家，容得了你纳博科夫这样嘲弄的吗？下面，我试图拓展一下纳博科夫的思路，给出不妨可以嘲弄一下的理由：
嘲弄一： 文学家的常识心理学比心理学家要发达。
正如我一再论证的那样，所谓“科学心理学”总是离不开“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这一论证的细节可见我主编的《走近西方心理学大师丛书》，共5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010年） 常识心理学是我们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只要大脑没受损害——天赋的心理知识。我们在议论我们同伴的心理活动时，经常使用一些日常心理词汇，像“愿望”、“意图”、“信念”等。简而言之，常识心理学把人当做是有信念、愿望和意图的，并在此基础上推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常识心理学是天赋的，说到底，它是从我们的远古祖先那里经世世代代的遗传而先天地存在于今人的大脑中的。
哲学家赖尔（G.Ryle）在《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就常识心理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了这样的说明： 人们“都很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与别人打交道时怎样解决此人的性格和理智的性质方面的问题。他们能够评价他的表现，估价他的进步，理解他的言行，觉察他的动机，明白他开的玩笑。假如他们弄错了，也知道怎样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他们还能够有所用心地借助于批评、举例、教导、惩罚、行贿、嘲笑及劝说来影响他们与之交往的人的心理，并且在此之后根据所产生的结果来修改自己的对待办法。不论是为了描述他人的心理，还是为了开导他人的心理，他们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效地使用了描述心理功能和心理活动的概念。”
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史早已表明，“科学心理学”总是“离不开常识心理学”。也就是说，心理学无论怎样“科学”（哪怕你硬要标榜为“纯自然科学”），它都离不开常识心理学的概念和说明方式。简单地举例说，一个“科学心理学家”对某个心理概念所下的定义，如果让人们——特别是初学者——感到在“常识”层面上都很难接受的话，那这个“定义”的科学性就大成问题了。
这的确令心理学家难堪，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常识心理学的概念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到底，它不是一个下定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用形象生动的言语（如比拟、象征、寓意、诙谐式模仿等）去描绘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人文”问题；不是一个理性问题，而是一个非理性（情感、激情、欲望、动机等）问题。这时，心理学家最好还是让开吧！因为文学家、特别是大师，正是那种常识心理学特别发达的天才。他们那天赋的、洞察一切的心理知识，不仅与芸芸众生不同，而且与心理学家也有着惊人的差异。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学家，无论如何不会比作为文学家的普鲁斯特高明——一部《追忆似水年华》，就堪称一部“心理学百科全书”。如果你能在普鲁斯特那里找到一个他不曾涉足的所谓“弗洛伊德式主题”的话，那我就拜你为师。
嘲弄二： 文学家对人的“天性”的洞察力比心理学家要深。
这是对嘲弄一的合乎逻辑的引伸。既然常识心理学是天赋的心理知识，那么其中的内核必定是关于人的“天性”（或本性）的知识。当霍桑在《红字》中揭露人的天性中的“罪恶”时，他需要一个实验室了吗？当“国学”的祖师爷们得出“人之初，性本善”时，他难道需要做什么“科学实验”吗？就算今天的实验心理学再发达，你能实验出人的那个“性”（Nature），是“善”，还是“恶”吗？也许你会说，我实验心理学用不着考虑“性”的问题，我是纯粹的经验学科（就像斯金纳所宣称的那样，我只“描述”行为，而不“解释”行为）。可是，迄今为止我还从未看到过一篇号称“实验研究”的博士论文，不需要“实验假设”或“理论假设”这样一个章节。请问： 你为什么终究还是需要“假设”呢？而大凡假设，总是离不开常识心理学中的天赋知识；纵然你做出的是“科学假设”，最终也得让常识心理学的可接受度来认可。若非如此，岂有它哉！
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关于人的天性的研究，心理学家有优势吗？未必。尽管近期进化心理学关于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发现人的天性中有“恶”（evil）］，但批评者认为，关于人类心理的进化的“知识”，我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仅限于推测。但是，有些猜测非常糟糕。“通俗进化心理学家”，“先把更新世时期（指狩猎—采集时期——引者按）的进化过程切分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适应性问题，然后把心理也割裂成一个个单独的部分，使每个部分对应于一个适应性问题；最后，他们试图用纸笔测验所获得的数据来支持前面的假设。但遗憾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的进化历史。进化心理学应该有点长进。不过，即便它做得再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类所拥有的复杂心理特质为什么能够得以进化——它可能永远都无法给出答案。”戴维·J·布勒著；张勇、熊哲宏译.我们的心理停留在石器时代？，《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2009年第2期。
嘲弄三： 文学家的言语能力、文字的表达能力令心理学家望尘莫及。
这是心理学家致命的弱点。神经科学研究表明，理解和加工所接受到的语言刺激，搜索词句以做出合适的表达，需要大脑颞叶（左侧）的高度发达的功能。语言能力是天赋的（平克甚至称之为“语言本能”）。而这种能力正是表达心理学的知识——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常识”的——所必需的。斯马特斯和约翰逊在《人的性反应》（1966年）中所写人的性高潮，那拙劣的笔触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你知道什么是性高潮的心理反应，可劳伦斯在《查特莱 夫人的情人》中却轻而易举地能够做到： “她自己也像波涛一般，越荡越远，离开了肉体，把肉体丢在一种突然而至的温柔、战栗的痉挛之中，她整个生命中的最美妙处触了电，她知道自己触了电，飘飘欲仙，方死方生，她消失了，她出生了： 一个女人。”
心理知识是天赋的，而语言能力也是天赋的。这两种“天赋”加在一起，造就了文学大师天然地描绘心理的能力。有鉴于此，我认为，严格说来，并不存在作为一种小说门类的“心理小说”（人们通常说的“意识流小说”、“内省小说”，只具有特定时代的、相对的意义）；所有可归入“文学经典”的小说都是心理小说。换言之，不能成功地刻画人的心理的小说，都不可能成为经典。
嘲弄四： 心理学家的人格缺陷和人格障碍比文学家要多。
近些年我的一个惊人发现是： 搞心理学的人多半有心理病。当我刚开始悟出这一点的时候，不由得让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可渐渐地，我学会了把它视之为“理所”当然： 有心理问题的人更喜欢报考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和 博士生，而且往往是这些人更容易被录取；有严重心理障碍或人格障碍的人更喜欢报考心理咨询专业，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人成为活跃的“心理咨询师”；而有致命心理缺陷的人往往成为“著名心理学家”（加“第一责任人”），更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权力而将人的天性中的恶发挥到极至，做出的暴行骇人听闻！……
为了弄清这一可怕的事实真相，我开始研究西方心理学大师的失误问题。其中一个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失误。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的童年经历（特别是某些“创伤性经历”），是怎样造成了他们的人格缺陷或人格障碍（包括生活上的某些怪癖）的？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有过哪些糟糕的或可鄙的行为（如伪造数据、杜撰虚假案例等）？他们可曾面临过那挡不住的诱惑（如名声、权力、金钱和性）？他们是否在道德规范、人际关系和性关系等方面犯过错误等等。
这一研究结果体现在我主编的两本书中： 《心理学大师的失误启示录》（2008年）和《如何成为心理咨询师——来自咨询与治疗大师的启示》（2009年）。初略统计一下，符合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1994）标准的心理障碍或人格障碍者，随便列举就是一大串： 弗洛伊德、沙利文、克莱因、霍妮、金赛、赖希、哈洛，等等。弗洛伊德中年时期得过典型的神经症，晚期则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几乎所有他过去的学生（阿德勒、荣格等）和朋友（布洛伊尔、弗利斯等），他最终都与他们搞得很僵。前不久在市场上看到一本叫《我的病人弗洛伊德》的小说，还是弗氏本人晚年的一个法国弟子写的。你说有趣不？
就连以探索“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而著称的霍妮，很难说她自己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症人格。依据霍妮的“基本焦虑”理论，便可看出她早期的生活经验对她人格发展的影响。她的父母具有“基本罪恶”——缺少对她的爱，这使得霍妮心中产生了对父母的敌意（即她后来所定义的“基本敌意”）。但由于身为儿童的无助感、恐惧感和内疚感，她压抑了自己的敌对心理。这样她就陷入了既依赖、又敌视父母的不幸处境之中，从而埋下了神经症人格的种子。而且，这种敌意后来投射、泛化到外部世界，使她觉得整个世界充满着危险和潜在的敌意，并深感自己内心的孤独、软弱和无助。同时，她那坎坷的童年经历迫使她滋生了一种防御行为，而这种不当的“防御”却在日后损害了她的人际关系（以她迫害弗洛姆为例）。后期的霍妮自己承认对男性有“不顾一切的需要”，而这也只能归咎于她不幸的童年。她成长的环境助长了她无意识的自我欺骗、男女交往中有意识的虚伪，她一直害怕在感情上过度依赖男人。她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些爱情神经症症状： “深深地沉浸在爱情之中”；“一旦那男子被‘征服’了，她们就会对他失去兴趣”；“害怕陷入爱河会给她们带来失望和羞辱”；“胜过男子就把他撇在一边，抛弃他，正如她们自己曾经感受到被撇在一边、被抛弃一样”……
嘲弄五： “心理学家”的“专业研究”和“通俗传播”加深了整个社会的心理问题。
我看过中央电视台2009年7月13日 的《心理访谈》。其嘉宾是一位父亲，出于对儿子的爱，确诊儿子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他自称为“犯罪心理学家”，目前还在学催眠术。儿子12岁被他送进“工读学校”、“劳教所”，后相继被送进部队，直到亲自把儿子送进监狱（因指控儿子偷了他的钱）。他声称他的心理学藏书达一万多册，比上海师大图书馆的心理学书都多。还写了五本教育方面的书，其中一本叫《教育其实很容易》。我的观后感是，如果他不“学”“心理学”的话，他与儿子的关系、特别是他儿子的现状肯定不至于这么糟糕。亲子关系是天然的血缘关系，任何一个父亲都会本能地去爱自己的儿子，用不着“心理学”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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