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舆论特别关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改革，有一西方记者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就快人快语地向会议新闻发言人提这样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是否要对一党专制的政治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中共发言人态度冷静和宽容，老练地回避了这位记者的锋芒，而坚定地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我国国情、围绕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进行的”。当然这样的回答是很难令西方记者满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思想上只认西方一家的民主模式，而对中国的民主模式一无所知和不以为然，但中国的巨大成功又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前来中国“探密”和“寻求解惑”，于是乎出现了世界各国各地新闻工作者云集十八大会场的盛况。看一看那边厢美国大选的热火朝天和奥巴马的旗开得胜，反而没有这边厢这样万目睽睽，为什么呢？原来是那边厢的东西已经没有成功的说服力了，不新鲜了，腻了。
聆听了胡锦涛先生在十八大上所作的报告，笔者觉得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大刀阔斧地大破，也非大张旗鼓地大立，而是点点滴滴地修缮、链接和更新。他们认真总结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同时，也“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他们认为世界上有许多民主模式，并非只有“选举民主”一式，中国所创造的“协商民主”也是一种民主方式。“协商民主”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会议“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之优势之所在，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和不可比拟的，故他们坚持和发扬之。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也有自己的不足与失败之处，故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以取他山之石，其中主要是西方的文明成果，例如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等。他们循序渐进地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办事公开，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中国学习借鉴西方却“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如所谓“三权分立”。在学习借鉴西方比较发达和成熟的选举文化时，中国是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本国国情而有所取舍和兼容并蓄，并非依样画葫芦。比如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先搞试点，然后由点带面地让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的做法逐步逐级地向上展开，而不是一窝风地闹腾；而且适当扩大原有的差额提名和差额选举中的差额，让竞争性在人才的选拔和干部的任用中持续增强。
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许多人所想像的要广泛得多。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大陆把行政体制改革也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加强政党联系、民族联系、宗教关系、阶层联系、海内外同胞联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政治改革更加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所谓政治改革是对现有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政治体系进行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而所谓政治革命常常是对现有的政治关系、制度、体系进行彻底改造和根本变革，甚至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有些人之所以对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改革犯有“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错觉，就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之间的界线，把二者混为一谈。更有甚者，一些人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思想的熏染，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曲解为“一党专制”。其实，这种制度既区别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多党轮流执政”制，也不同于东方一些国家的“一党执政”制。如果总是希望中国发生颠覆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革命，其结果只能是希望落空而不知其所以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