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具有反对专制、反对独裁的意识，这是社会走向民主化的原动力，是人类新纪元的主要标志。然而，几百年来西方对“专制”概念话语权的垄断，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对“专制”的片面理解和对自己国家文明的轻蔑态度，却是民主进步的绊脚石。清理和清算西方思想文化的不良影响，势在必行。
“专制”一词最早见于<左传. 昭公十九年>之“晋大夫而专制其位”一句及<淮南子>之“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一句。东汉学者高诱注曰“专，独；制，断”，故专制是独断专行之意。但是古代中国所谓的“专制”几乎是指大臣、太后、外戚或宦官对皇上的擅权，而不是皇上的专权。
西方对“专制”的定义最早出自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西元前384--322年，约与中国孟子同时代)的论述，他说：凡是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都是错误、变态的政体，也就是专制政体。两千多年来，亚里斯多德的这个思想占领了世界理论的制高点，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影响巨大。但是这位伟大的先哲以“专制政体”来描绘中国和东方是片面的和带有歧视性的，给后世留下了不好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79--1755)就曾将中国划入“专制体制”，后来黑格尔和马克思也都沿用了他的说法。其实“专制政体”的帽子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明朝中央政府做官和生活三十多年，他如实地说出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如若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则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意大利哲学家魁奈据此而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他反对孟德斯鸠把中国当作“专制体制”看待。
中国古代的专制与西方的专制概念是有距离的，一些人企图用西方“专制”的概念来框定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否定其文明发展和对世界的贡献，是不科学、不正确和不公正的。在古代中国，大臣的直言进谏和君王的虚怀纳谏并不少见，唐太宗和魏征的动人故事说明了中国的国家管理上早有防止统治者独裁专制的思想萌芽；中国的文官制度曾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政府工作制度，尤其是宋代二百多年的文治使中国文明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创了世界上最公正最平等地选拔人才的先例；从唐宋到明清的一千五百年中，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GDP)都居于世界首位；中国虽有民族摩擦、纷争的曲折历史，但民族和睦相处、共同抵御外侵的优良传统却是主要的，少数民族(蒙、满)执掌国家政权更是西方世界闻所未闻的；中国虽有统治者乱开杀戒的黑暗岁月，但也有几百年无一暴君(清代267年)的开明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起当时的西方社会要宽松得多。由于中国的强盛，经过中世纪野蛮的西方人曾经在十四世纪前后出现过一片“颂华”的声浪，认为凡中国的都好，凡西方的都不好，“月亮是中国的圆”，可见人家也崇“中”媚“华”过啊。
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演变，西方社会文明进步、突飞猛进，逐渐把中国抛到后头去。为了配合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十八世纪的欧洲人用“东方及中国专制说”来理解亚洲政府和习俗，由“颂华”变成了“贬华”，认为欧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东方人却是有天生的奴性，“专制主义”是亚洲人习惯的王权形式。到了十九世纪，这种观念经日本人的传译，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反思和批判本国文化之风便盛行了起来。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中国为什么落后的问题争论不休。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长期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何能延续两千多年”的问题上更是争辩得一塌糊涂。对自己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进行反思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民族要求进步、要求变革的表现，但是将自己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锁定在“专制”的定语之中，这本身就是个不科学的伪命题，即使再争辩一千年也不会得出好结果。
目前许多中国人对“专制”的解读仍然非常浅薄和混乱，甚至存在着双重标准的毛病。比如：他们称中国的“一党执政”为“一党专制”，而称西方国家的“一党执政”(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从1920年执政至今)为“民主执政”；他们只知道西方选举的过程是民主的，却不知道其结果是专权专制的，是上台者把下台者赶尽驱绝的，所谓两党轮流执政其实也是一党专制。
原来“专制”在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是当“独裁”讲，与民主相反，是贬义词；二是当“执政”讲，因执政而有专权，类似于“专制”，是不褒不贬的中性词。所以，所有的一党执政都是一党专制，不过，并非所有的一党专制都是一党独裁，要依执政情况如何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