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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懒洋洋向前爬行的列车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
窗外，细雨绵绵。被秋风吹洒的落叶，湿漉漉地粘在地上，再也不愿意飞起来，给原本宁静的墨尔本街道，覆盖了一层凄凉。
这是开往市中心的第一班列车。车厢里只有几个乘客，有的人聚精会神地看报纸，有的人随着列车的晃动打瞌睡。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稳后，走上来一位妇人。看报纸的人抬起头，打瞌睡的人睁开眼。妇人走到一个乘客面前，亲切地说了一声“GOOD MORNING”，便缓缓地向我走来。她的衣着和相貌逐渐清晰了：黑衣黑裤黑头巾，黑白混杂的头发和红里透黑的脸，手里捧着一本黑色的《圣经》。
“早上好！你是中国人吗？”
我正要回答，她却坐在了我的对面，接着说：“我是杰妮，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上帝让我来到人间，就是让我告诉你们，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诚相待，抛开欺骗、嫉妒与贪婪……”
我忽然发现，她说的普通话，带有我非常熟悉的口音，我以前一定听到过，而且不止一次。这口音，像陕西一带，也许是……西安。
西安？当我猛然想起这个地名时，心口好像被一团棉花堵住了，我赶紧抬起头，仔细地看着妇人，天啊，我一定是认错人了。
“你是萍儿吗？”
“我是杰妮，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你以前是不是叫萍儿？西安人。”
“上帝让我来到人间，就是让我告诉你们，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诚相待，抛开欺骗、嫉妒与贪婪……”
“萍儿，你先停一下，咱们认识呀，我是贾欣的朋友……”
“这个世界，应该是和平的，处处充满关爱，处处充满希望，因为有上帝的存在……”
萍儿喋喋不休地说着，直至我的视线慢慢地模糊了。我赶紧闭上眼睛，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一个有说有笑、能歌善舞的萍儿。
1990年，刚满十八岁的萍儿，在陕西省博物馆当了讲解员。那是一个令女孩子们羡慕的职业，漂亮的工作服，舒适的工作环境。可是，萍儿并不满足，她想成为歌唱家，因为她常常听到周围的人们说她长得漂亮，说她的声音好听。有一次，萍儿被人们夸得不好意思了，就争辩说：“我妈说我长得不好看，说我的皮肤黑，就像黑玫瑰”。从此，“黑玫瑰”的名字传遍了西安。
西安是一个古都，有历史悠久的钟鼓楼，有建筑奇特的大雁塔，还有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这一年，兵马俑的新馆落成，请来北京新声交响乐团表演节目。当萍儿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预订了两张票，而且是第一排。
演出前的两天，萍儿从小县城接来妈妈，她要让妈妈看一看真正的歌舞艺术，她还要告诉妈妈，她将来要到这种艺术团体唱歌，唱陕西民歌《兰花花》和《走西口》。
妈妈对萍儿说：“俺闺女准成，俺闺女从小县城到了西安，咋不能从西安到北京？说不准，早晚还到外国去呢。”
听到妈妈这番话，萍儿的心里美滋滋的。她真的佩服妈妈，因为她体谅女儿的心情，知道女儿想什么。是的，萍儿不会在博物馆久留，也不会在西安生活一辈子，她早晚要去北京，不，何止是北京，她还要出国，到国外去深造，然后，走向世界的艺术舞台，成为风靡全球的歌唱家。怀抱着这个梦想，萍儿拉着妈妈的手，走进西安大剧院。
这天，西安大剧院披上节日的盛装，彩旗招展，鲜花簇拥。
坐在第一排的萍儿，依然拉着妈妈的手。萍儿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手在不停地抖动，萍儿想告诉妈妈，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当她扭过脸看妈妈时，发现妈妈正微闭着双眼，像是在祈祷，或者是睡着了？萍儿没有打搅她，悄悄地用左手挤压了几下自己的胸部，试图使心脏的跳动平稳些。
一声低沉的钟声，大剧院的场灯渐渐地暗下去。忽然，从舞台上，不，应该是更遥远的地方，传来小提琴优美动听的旋律，那旋律饱含着深情，诉说着哀怨；那旋律是萍儿所熟悉的，也是她最喜爱的。她难以自制地低声哼起来，甚至像妈妈那样，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萍儿陶醉在似睡似醒，似现实又似梦幻的境界中，这个境界只属于她，或者说，只有沉醉在这个境界中，她才能够品味出《粱祝》的真正内涵，她才能够与梁山伯同呼吸，与祝英台共患难，与他们共同化为彩蝶，飘飘欲仙。
萍儿的双眼越来越热，好像眼皮和眼球之间积蓄着一汪温泉。泉水越积越多，终于冲破双眼所架设的防线，顺着她的脸颊流淌下来。萍儿依然不想睁开眼睛，可是，她的右臂被轻轻碰了一下，紧接着，一块柔软的小布塞在她的手中。萍儿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旁边还有妈妈呢，她不应该自我陶醉，不理妈妈了。
萍儿用妈妈的手巾轻轻地擦了一下眼睛，对妈妈说：“这个曲子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在家里老是哼给您听，您还记得吗？”
妈妈说：“你整天跳呀跳，哼呀哼，俺可记不住。俺就是看那个拉琴的娃子怪俊的。”
听妈妈这么一说，萍儿将视线转到台上，在庞大的乐队中，寻找着妈妈说的那个俊小伙。当她的视线落在乐队的第一排时，发现一个小伙子正看着她。萍儿下意识地将视线挪开，低着头问妈妈：“您说的是哪一个呀，我怎么没看见？”
妈妈说：“就是坐在前面的那个，总是看你。”
萍儿赶紧阻止妈妈：“您小点儿声。人家干嘛看我呀，人家，人家要看指挥。”
妈妈还是不服，争辩说：“指挥有啥好看的？一个秃顶的小老头。你看你看，那拉琴的又看你呢。”
萍儿没有抬头。其实，她同意妈妈说的，那个坐在第一排的小伙子是在看她。萍儿有些不知所措，她想抬起头，她应该抬起头，哪有低着头看演出的道理？可是，她怕再次和那个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他的目光好像在向她暗示什么，那目光有些炽热，不停地烘烤她的脸庞。
萍儿没有谈过恋爱，甚至很少接触男孩子。她始终记得她的好朋友小青说过的话：“不要着急找男朋友，要留着自己，找机会嫁到北京，嫁到国外去。”
然而，眼前这位小提琴手，却使萍儿心神不宁。他的琴声，令萍儿想入非非，神混颠倒。
列车在终点站停稳了。萍儿依然坐在我的对面，专心地朗读着《圣经》。看着她干裂的嘴唇，我实在不忍心打断她。车上的老乘客都已经下车，一批新的乘客开始上车。再有几分种，列车将原路返回始发站。
我轻声说：“萍儿，实在对不起，我该下车了。今天，我们公司要利用早餐的时间……”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萍儿已经走到一位印度女人的面前，用英语重复着那段开场白：“我是杰妮，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上帝让我来到人间，就是让我告诉你们，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诚相待，抛开欺骗、嫉妒与贪婪……”
萍儿刚刚说了几句，印度女人便像躲避瘟疫似地迅速走向车厢的另一头，嘴里念叨着：“天天都是这一套，让你的上帝见鬼去吧！”
萍儿好像对这种指责习以为常了，又向另一位乘客走去。
我们公司的早餐会议按时举行了。我玩弄着一把咖啡勺，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听。我看着窗外，看着蒙蒙细雨不停地冲刷远处的建筑物和眼前的玻璃窗。
此时，一对鸽子落在窗户外面，它们隔窗向里面窥视几眼，确定自己安全后，便抖擞一下沾满雨水的身子，紧接着，用红红的小嘴为对方梳理着洁白的羽毛。如果我没有记错，鸽子总是成双成对的，很少形单影只地飞翔，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它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它们的爱情是不是持之以恒？如果，我是说如果，它们当中的一只，另有所爱了；或者，我是说或者，它们当中的一只，得了不治之症，那么，它的另一半将如何生活下去？
我又想到萍儿，想到她曾经拥有的另一半：贾欣。
北京新声交响乐团在西安的演出大获成功，小提琴手贾欣是一号功臣。
这天下午，萍儿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是贾欣打来的，约她傍晚在钟鼓楼见面，说有一件礼物送给她。萍儿即兴奋，又犹豫，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接受贾欣的邀请。她并不了解贾欣，甚至没有和他说过话。萍儿让小青帮助出主意，小青果断地说：“去，天赐良机！”
在钟鼓楼前，贾欣送给萍儿一盘《贾欣小提琴独奏曲》录音带，封面上写着：“送给我心中的黑玫瑰”。萍儿被这突如其来的礼物吓呆了，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贾欣说：“萍儿，你应该去北京，你形象这么好，人家说，你的声音也好听，我可以推荐你到我们交响乐团工作，我跟团长是哥儿们。”
萍儿没有马上回答，抬起头，看着围绕在钟鼓楼四周的城墙，说：“西安的城墙是不是很矮、很短，不像北京的长城那么高、那么长。对了，都叫它‘万里长城’，它真的有一万里吗？”
贾欣说：“一万里？绝对不止。有一次，几个玩摄影的朋友硬拉着我步行绕长城一圈，说是实地考察，边走边采访、边走边拍摄。我跟着他们走了几天，差点儿没把我累死，再一算计，走了还不到十分之一。我就跟他们说，哥儿几个，你们往前走吧，我坐火车回去了。你猜怎么着，那几个傻冒，还真的继续往下走，好像走了几个月。萍儿你说，他们是不是有病？”
萍儿说：“没有啊。我要是你，就跟着他们走下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贾欣突然拉起萍儿的手，说：“行，赶明儿你到了北京，我陪你走长城，看咱俩谁走得更远。”
萍儿慌忙把手抽回来：“真的吗？”
贾欣深情地看着萍儿：“我说话绝对算数，要么就不说。萍儿，我，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还记得吗，那天晚上你坐在台下，我老是看你？萍儿，跟我一起回北京吧，我们一起爬长城。在长城上，你唱歌，我为你伴奏。”
贾欣第二次拉起萍儿的手。这一回，萍儿不但没有把手抽回来，还顺势将身体转向贾欣，而且，离他很近。贾欣可以闻到萍儿的发香。萍儿可以感觉到贾欣的呼吸。此时此刻，好像全世界的钟表在这一瞬间全部停摆了，好像全世界的生灵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了，只有他们的两双眼睛在默默传情，只有他们的两颗心在砰然互动。
说不清楚是谁主动地向前迈进一步，也许不需要说清楚，因为是在同一时间，四片嘴唇贴在了一起，而且越贴越紧。
这，就是萍儿的初吻，也是她一生中最甜蜜的吻。
下班以后，我被同事约出去喝酒。我喝了很多，昏昏沉沉地赶到火车站，踏上最后一班列车。
车厢里，除了几个像我一样的酒鬼正在声嘶力竭地唱着一首老掉牙的苏格兰民歌，就剩下两个警察，神态自若地矗立在车厢门口。
我走到犄角的一排三人座位，将手提箱当枕头，重重地躺了下去。虽然是躺着，我却使劲地瞪着眼睛，担心自己睡着。我曾经不止一次因为在火车上睡着了，坐过了站，只好黑灯瞎火地走回家。
忽然，一个酒鬼大声喊起来：“快看，快看，列车传教士！”
“在哪里？我他妈的怎么没看见。”
“在对面的火车上，看到了吗？那个穿着黑衣服的中国女人。”
听到“中国女人”，我马上坐起来，顺着酒鬼指的方向，向对面的列车看去。是她，真的是她，黑衣黑裤黑头巾。
我借助酒劲，狠命地敲着玻璃，并大声喊着：“萍儿，萍儿！”
那几个酒鬼听到我喊“萍儿”，也跟着喊了起来。他们阴阳怪气的喊声，把两个警察逗笑了。
我不满地瞪了一眼酒鬼，也不满地瞪了一眼警察。
当我再一次转过脸时，看到不同方向的两趟列车，正在同一时间启动了。很快，黑衣黑裤黑头巾，消失在黑暗中。
我又躺在座位上，索性闭上了眼睛。我后悔今天早晨没有留下萍儿的电话号码，更不应该就那样轻易地躲避她、放弃她。现在，我越来越想了解她目前的处境，聆听她的故事，我相信她一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因为那几个酒鬼都认识她，还叫她“列车传教士”。
“对不起，打搅一下。”
我睁开眼睛，发现那两个警察已经来到我的身旁。又高又胖的那位站着，又矮又瘦的这位坐着。
矮瘦子问：“你认识那个中国女人吗？”
我从小到大最怕和警察打交道，随口说了句：“不认识。”
高胖子说：“我们听到你喊她的名字，好像是萍……儿。”他非常吃力地说出这个名字。
我重复一句：“不认识。”
矮瘦子拍拍我的手，说：“我们随便问问，因为我们总上夜班，也总在列车上遇到她。”
高胖子接着说：“她真的很虔诚，每天都出来，从早到晚。她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也就是说，她神经有毛病？”
我连忙说：“她是受了刺激，但她的神经很正常！”
高胖子拍拍矮瘦子的肩膀，示意他往里面坐坐，然后一屁股坐在我的对面，他庞大的身躯，就像一座铁塔，将我的视线彻底封闭了。
随后，我低下头，像一个犯人那样，给他们讲起萍儿的故事。
“她叫萍儿，从小就爱唱歌跳舞，梦想着当歌唱家。后来，她遇到贾欣，他们很快相爱了。萍儿是在中国西安出生的，在当地有‘黑玫瑰’之称，你们知道黑玫瑰吗？就是一种花，澳洲应该有。”
高胖子说：“知道知道。”
矮瘦子说：“她像她像。”
我接着说：“萍儿到北京以后，只好暂时住在贾欣家。贾欣的父母都是北京新声交响乐团的人，父亲是指挥家，母亲是歌唱家，当他们看到贾欣带回来一个土里土气的女孩子，而且要住在他们家里，非常生气。
贾欣的父亲对贾欣说：‘你是一个艺术家，整天忙着谈情说爱，你的事业还要不要？’
贾欣的母亲说：‘咱们贾家一直是守规矩的家庭，你们没有登记结婚，住在一起，让外人怎么想？再说，你将来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你看这个萍儿，那么黑，一看就是农村姑娘，还黑玫瑰呢，我看是黑煤球！’
贾欣听着父母的训斥，没有顶嘴。他甚至觉得父母的话有一定道理。他想起自己曾经交过的几个女朋友，哪一个不比萍儿强？有电影演员，有专业模特，有唱歌的，还有跳舞的，他怎么就看上萍儿了？
其实，贾欣心里有数。
在西安，他无非想找个女孩子，临时解解闷，就像他每次到外地演出一样，经常有女孩子主动向他投怀送抱，她们都是被贾欣的琴声所征服，甚至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身体。可是，萍儿不一样，她只是让贾欣吻了她。就因为那个吻，她追随他到了北京。
在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贾欣趁萍儿熟睡时，仔细地观察了萍儿的体型：她个子虽然不高，但身条匀称，而且非常丰满，凭贾欣多年的经验，萍儿的乳房，一定是真的，不像北京的很多女孩子，在乳罩后面垫了两块棉花。更使贾欣心旷神怡的是，萍儿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也就是说，她还是一个处女。要是在北京，找一个二十岁的、如花似玉的处女，简直比中足球彩票还难！想到这些，贾欣认为他不应该轻易放弃萍儿，最起码，先得到她再说。”
我忽然发现，列车已经停下了，停在了终点站。操蛋，我又坐过站了。我连忙起身，对两个警察说：“对不起，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还要走回家，因为我坐过站了。”
高胖子马上说：“不行！你一直在讲贾欣，却没有讲萍儿，你正要讲萍儿，讲她第一次和男人上床，你就停下来了。绝对不行！你今天要是不讲，我就把你抓起来，带到警察局接着讲。”
我知道他在开玩笑，便向门口走去。我说：“我太太等着我呢，实在对不起，我们找机会再聊。”
高胖子还是不肯罢休，拦住我，并煞有介事地掏出手铐。
这时候，矮瘦子站起来，问：“你住在哪里？”
我说：“离这里三站地，RINGWOOD（云雾地）。”
矮瘦子说：“我们的车就停在车站旁边，我们送你回家。不过，你要答应我们，明天晚上，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趟列车，你给我们接着讲，OK？”
我说：“OK！”
车站，静悄悄。一张被晚风吹拂的海报，只留下一个小角悬挂在墙上，霹雳叭啦地拍打着墙面。
高胖子走过去，从警服里掏出一瓶胶水，将海报粘好，并用他的大手狠狠地拍了几下。
我看了一眼海报，那是一张在每个车站都张贴的海报，大致内容是：晚上乘车需要注意安全及附近警察局的热线电话。
矮瘦子说：“晚上乘车很危险，特别是单身女子，最近总是发生抢劫和强奸的案件。”
听到这句话，我马上想到萍儿，难道她就不怕被抢劫甚至被人……我不敢往下想。也许她已经老了，引不起歹徒的兴趣？也许她是上帝派来的信使，谁要欺负她，上帝肯定惩罚谁？
可是，那个贾欣呢？他是第一个欺负萍儿，是葬送萍儿前程的人，他是否应该得到上帝的惩罚呢？
贾欣在乐团的集体宿舍找到一间小房子，便带着萍儿离开了他的父母。对于是非之地的乐团来说，这算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了。对于贾欣的父母，更是火上浇油。中国人常说：家丑不外扬，有什么话，关起门来说。萍儿躲在贾欣的父母家，他们总是对外人说，萍儿是新来的小保姆。这回到好，贾欣居然和“小保姆”住在一起了。
乐团团长亲自找贾欣谈话，希望他收敛一些，给团里的年轻人起个好的带头作用。
贾欣当着萍儿的面，对团长说：“都九十年代了，您的思想还这么落后，现在中学生都装着避孕套满大街跑，我都二十好几了，怎么就不能交个女朋友呢？您当年像我这个岁数，孩子都上小学了，是不是？”
团长没有想到贾欣如此张狂，他的脸色黑一阵，白一阵，却不知道如何反击贾欣。
萍儿赶紧走向前，对团长说：“对不起您团长，这不怪贾欣，是我硬要跟着他来北京的。我过两天就回去，我妈想我都快想疯了。我向您保证，等我和贾欣爬完长城，爬完长城我就回去。求求您，别再批评他了，求求您！”萍儿的眼泪猛地流出来，她赶紧用袖口去擦拭。
萍儿以为，自己不该有这么多的眼泪了。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她的眼泪应该是哭干了。每次和妈妈通电话，她的泪水就像泉水一样，不停地流淌。她至今也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远离孤身一人的妈妈，难道是为了爱情？难道爱情真的比妈妈重要吗？还有，贾欣的父母趁贾欣演出时，经常找到萍儿，对她百般刁难，甚至破口大骂。萍儿不敢相信，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赫赫有名的艺术家，竟然如此没有水平，如此蛮横无理！每一次，贾欣的父母说够了，骂累了，便赶在贾欣回来之前，匆匆离去，留下萍儿一个人，把泪水往肚子里咽。萍儿不想让贾欣看到她哭哭啼啼的样子，她总是在贾欣面前表现欢乐的一面。
她哭泣，为妈妈哭泣，为自己哭泣，为命运哭泣，为在众人面前受到的冷嘲热讽哭泣，为那些保守的、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传统观念哭泣！也许，从她到了北京以后，属于她的，就是不断地哭泣！
团长从兜里翻出一只手绢，堆着满脸的假笑说：“不要哭嘛，有话好好说嘛。”
萍儿没有接手绢，她觉得团长虚伪，她觉得手绢肮脏。她夺门而出。
贾欣也感到自己对团长的态度太过分了，他虽然是团里首屈一指的小提琴手，可是团长要想开除他，仍是易如反掌。贾新走向团长的办公桌，拿起暖瓶，想给团长的茶杯里倒些热水，却发现茶杯是满的。贾欣说：“团长，我给您换点儿热的吧。”
团长说：“不用啦。你既然喜欢她，她也喜欢你，索性就把婚事办了，反正对你们来说都一样嘛，你们已经住在一起了。我现在就给你开个证明，明天就去办。不过，你不要跟你的父母讲是我出的主意，他们在我面前，说过很多次他们不喜欢萍儿，说她拿你当跳板，从西安跳到北京，还说……咳，说什么也晚了，生米做成了熟饭。不，还不能说是熟饭，你们还没有孩子嘛。对了，你必须听我的，三年之内不许要孩子，特别是明年，咱们团要到澳洲演出，你要是有了孩子，一定会受到牵连，听见了吗？”
贾欣向集体宿舍走去，他的心里乱成一团麻。他不知道怎样向团长解释，实际上，在萍儿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占有了萍儿。
那天晚上，贾欣的父母让萍儿住在贾欣的房间，命令贾欣睡在走廊。半夜，贾欣趁父母睡着以后，悄悄摸到萍儿的床上。
萍儿从睡梦中惊醒，刚要呼喊，贾欣用事先准备好的枕头堵住她的嘴，并趴在她的耳边小声说：“萍儿，别怕，是我。你可千万别喊，要是让我爸妈听见了，咱们俩都有麻烦。真的……别怕。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是我的，我想要你……”
萍儿虽然没有喊，却拼命地挣扎，她不愿意不清不白地失去自己守护多年的处女身；她记得妈妈的再三叮嘱：一定要先结婚，才能干那种事。
然而，萍儿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何况她现在是寄人篱下，何况她连喊叫的权利都没有。
就在萍儿万般无奈，几乎昏迷的时刻，贾欣撕碎了她的内衣，并向她的下体狠命地刺去！
从那个晚上开始，贾欣一有机会，就和萍儿做爱。每一次，贾欣都是大汗淋漓，倒头便睡。每一次，萍儿没有丝毫的快感，她只是感觉到胸口的沉重和下体的巨痛。她无法理解男女之间为什么要有肉体接触，她甚至觉得趴在她身上的贾欣，像一只米缸里的蛆虫，令她作呕，令她厌恶，她无法将在床上全身赤裸、面目狰狞的贾欣和在舞台上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贾欣统一起来，她最美好的印象，是第一次看到拉小提琴的贾欣，可惜，那个贾欣永远地消失了。
贾欣向集体宿舍走去，他的心里乱成一团麻。他越来越明确了，萍儿对他的吸引力，仅仅是她的肉体。在他没有得到萍儿之前，他看萍儿很顺眼，可是现在，他看萍儿很别扭：她的皮肤黑，而且粗糙，她的牙齿也不够白，她说话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她的衣着和北京的女孩子格格不入，她没有工作，只有一个体弱多病的老母亲。最可怕的是，萍儿已经怀孕了，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很快就会让外人察觉。真是那样，他就很难脱手，很难甩掉萍儿。真是那样，他怎样向父母交代，怎样向团长解释，怎样向周围等着看热闹的同事们说清楚？
贾欣走到集体宿舍楼前，看着一楼左边的第一扇窗户，那扇窗户被萍儿用厚厚的花布遮挡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就像陕北窑洞里的一幅年画。它像年画，也像一面镜子，镜子里有光秃秃的树木，阴沉沉的楼房，楼房阳台上悬挂的女演员的内衣内裤，还有漂浮在空中的、半死不活的太阳。
贾欣悄悄地走向那面镜子，听到里面传来歌声，那是他用小提琴伴奏，萍儿演唱的陕西民歌《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贾欣记得，当他第一次听到萍儿唱这首歌的时候，凭他的经验可以断定，萍儿是值得培养、很有天赋的民歌手，她天生一付甜美的嗓子，加上质朴的乡土气息和对于作品的切身感受。贾欣还记得，他当时被萍儿的歌声打动了，他的手颤抖着，竟然举不起那把小提琴。他对萍儿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的要走西口，你一定要送我送到大门口。”
萍儿默默地点点头。
想到这儿，贾欣又觉得萍儿挺好的，也挺可怜的。她告别妈妈，放弃工作，远离家乡，只身一人跟着他跑到了陌生的北京，她图什么呢？
贾欣轻轻地、有节奏地敲了几下玻璃窗，这是他和萍儿商定的暗号，每次他排练或演出回来，都是先敲几下玻璃窗，萍儿便迅速地将房门为他打开。萍儿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害怕有陌生人闯入。何况，那并不是她的家，只是她和贾欣的临时避难所。
警车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高胖子又叮嘱了一句：“明天晚上见！”
我说：“明天晚上见！”
我看到卧室的灯光依然亮着，便有节奏地轻轻敲了几下窗户。没想到, 卧室的灯光突然消失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赶紧拿出钥匙开了门，听到我老婆的声音：“你回来啦，是你敲玻璃吗？”
“是。”
“大半夜的，你敲什么玻璃呀，吓了我一跳。”
“我跟贾欣和萍儿学的。”
“你怎么想起他们了？”
“今天在火车上遇到萍儿了，她还给我传教呢。”
“她还在墨尔本呀，不是和贾欣离婚了吗？”
“离婚了就不能在墨尔本啦？墨尔本又不归贾欣管。”
“那他们的孩子现在跟谁呀？”
“可能跟教会或者跟上帝了吧。”
我老婆把睡衣递给我，说：“不管跟谁，父母离婚，孩子是最倒霉的。甜甜挺可爱的，就是有点儿黑，像萍儿。”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我推了推我老婆，她竟然也没睡。我问我老婆：“你跟萍儿是同岁吧？”
“对呀。”
“萍儿刚刚三十出头，怎么看上去足有六十了。”
“被生活折磨的，明白吗？”
我说：“明白。”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为什么不给人们创造平等的生活呢？为什么有些人挥金如土，有些人穷困潦倒；有些人残酷无情，有些人忍辱负重；有些人子孙满堂，有些人孤苦伶仃；有些人发动战争，有些人热爱和平。难道上帝有意识地为人类制造种种缺陷，设置种种考验？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在不断地弥补、不断地追求甚至在斗争中达到一种互补，一种平衡？难道，萍儿就应该经历那些不应该经历的事情？难道，命运对萍儿的折磨还不够吗？
上帝啊，你能回答我吗？
萍儿和贾欣结婚不久，甜甜出生了。萍儿正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兴奋状态中，贾欣突然告诉萍儿，他要去澳洲留学。
萍儿说：“能不能再等一段时间，等甜甜长大一点，我可以带她回西安，让我妈看她，我回博物馆工作。”
贾欣说：“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可等不了，要不是因为甜甜，我早就走了，澳洲那边的学校催我好几次了。”
团长派了一辆小车送贾欣去机场。一路上，贾欣和司机有说有笑，一点看不出来即将和妻子女儿别离的伤感。
萍儿抱着甜甜坐在后面。甜甜撅着小嘴，闭着小眼睛，脸上挂着昨天夜里哭泣时，留下的泪痕。
萍儿看着怀中的甜甜，真想告诉她，她的爸爸很快就要离开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萍儿多么希望甜甜能够睁开眼睛，最后看一眼爸爸。萍儿知道，贾欣这一走，没有三五年是不会回来的，因为他办理了长期停薪留职的手续。他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走了，却没有带一张萍儿和甜甜的照片。
萍儿从兜里掏出一盘录音带递给司机，说：“师傅，麻烦您放一下这盘带子行吗？”
司机接过录音带，说：“您别那么客气，我跟贾哥可是哥儿们，按这关系论，我还得叫您嫂子呢，以后贾哥不在，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听到最后这句话，萍儿的泪水充满了眼眶。她真想问贾欣一句：能不能不走？她真想告诉贾欣，她是多么的需要他。萍儿不敢想象，贾欣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带着甜甜，在这举目无亲、沧海横流的大都市，如何生活下去？
萍儿又一次想到妈妈，要是妈妈能来北京就好了。可是，年迈的妈妈来不了，她已经卧床不起很长时间了。萍儿知道，如果她在妈妈的身边，妈妈是不会病的，妈妈的身体一直很结实。萍儿也没有勇气马上回到妈妈的身边，她怕见到妈妈，因为，她一直没有跟妈妈说实话，却总是告诉妈妈，她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好。直到今天，萍儿也没有告诉妈妈，贾欣要出国了，不管她和甜甜了，她将一个人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此时，汽车的录音机里传来了萍儿的歌声：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多马来解忧愁……
萍儿的泪水，一滴，又一滴，掉在了自己的胸前，掉在了甜甜的脸上，和甜甜的泪水融在一起。
甜甜终于醒了，用一双泪眼望着妈妈，那双泪眼好像在说：妈妈，咱们不哭。
这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墨尔本市中心的夜景。我发现，墨尔本的夜晚比白天更迷人。
雅拉河的水面上反射出月光、星光和灯光。一条小船驶过，划破了各种光影自然形成的格局与宁静。伴随着河水的起伏荡漾，色彩斑斓的光影忽儿融合，忽儿分开，它们重叠在一起，又随心所欲地向一旁飘去。当河水平静后，光影又回到了原有的位置。月光还是那个月光，星光也还是那些星光，灯光呢？灯光增添了几束，却消失了更多。显然，河边办公室的灯光逐渐熄灭了，劳累一天的人们，正在拼命地往家赶。他们到家以后，家里的灯光会随之点燃。家里的灯光更深情，家里的灯光更温暖。
我在等什么？我为什么不回家？我在等时间，它今晚走得很慢。
我打算乘坐最后一班列车，和那两个警察接着讲“萍儿的故事”。还有，我也许会遇到萍儿，这个故事的结尾应该由她完成。
我提前半个小时来到火车站，四处张望。我的眼前，不停地有列车开出，又有列车驶进。我犹豫着，也不知道自己该上哪趟列车。
这时候，我的背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在等我吗？”
我转过身，想说“是在等你”，却随口说出：“没有，我……刚下班。”
“你坐哪一趟火车？”
我答：“随便。”
她不解地看着我。
我连忙补充说：“我是说，跟你一样，坐……那趟火车。”
她没有再说话，低着头，玩弄起自己的黑头巾。我这才发现，她今天没有穿那身黑衣服，却穿了一件牛仔服，好像还画了淡妆。她今天，真漂亮。
又一趟列车进站了，她首先走进车厢，坐在我以前经常坐的地方。我坐在她的对面，看看她，又看看窗外。我甚至不知道这趟列车是否开往我要去的方向。我想，跟着萍儿走，不会错。
列车起动后，萍儿在黑色的背包里翻弄着。我猜她一定是寻找那本《圣经》，然后给我或者给其他乘客传教。
我错了，萍儿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在我的面前打开，说：“你看，贾甜甜，可爱吗？”
我仔仔细细地看看照片，说：“长这么大啦，真的很可爱，像……”我本想说“像贾欣”，却没敢说出口。
萍儿说：“像她爸，对吗？”
我说：“像你们俩，好像更像……你们俩。甜甜在墨尔本吗？”
萍儿没有回答，再次捧起甜甜的照片，默默地看着，好像永远也看不够。
列车又驶过一站。
萍儿说：“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什么在列车上传教？”
我点点头，说：“是。也许，我还可以帮助你。”
萍儿说：“我有上帝的帮助就足够了……我真的感激上帝，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活到今天？”
萍儿把甜甜的照片收起后，看着窗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讲起她的故事。
贾欣出国以后，很少跟萍儿联系，偶尔来个电话，只是问甜甜。萍儿在他的心目中，不像他的妻子，更像一个保姆，帮着他照看孩子。
有一天，萍儿突然接到一个小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澳洲生产的袋鼠玩具。当甜甜抱着袋鼠玩耍时，从袋鼠的肚子里掉出一盘录音带。萍儿将录音带放进录音机，很快传出她所熟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音乐声渐渐减弱后，突然出现了贾欣的声音：“萍儿，出国以后，我才发现我依然像从前那样爱着你，我想你，也想咱们的小甜甜。这些年，你跟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可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相信，如果不是我硬拉着你去北京，你在西安的生活一定更好。萍儿，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目前的悔恨，我对不起你，我答应你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兑现。我没有带你逛王府井和西单，也没有请你吃北京烤鸭，连他妈的长城都没有去过。我所给予你的，就是每天把你留在那黑黑的小屋里，为我洗衣服，为我做饭，和我干那种事……。萍儿，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抓紧时间找工作，抓紧时间解决澳洲身份，抓紧时间把你和甜甜办到澳洲来。萍儿，照顾好自己，照顾好甜甜，等待着我的好消息。我爱你，永远爱你！”
自从萍儿和贾欣相识后，她从来没有见过贾欣哭，她一直以为贾欣是铁石心肠，没有眼泪。这一次，她虽然没有看见，但她可以听出来，贾欣是哭着说的上面那番话。她相信贾欣回心转意了，她相信在异国他乡的贾欣依然爱她，她期待着贾欣能够经常来信，来电话，她期待着自己能够早一天到澳洲，重新投入到贾欣的怀抱。
萍儿看到甜甜抱着小袋鼠睡着了，便开始挑选衣服，她想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些，然后再去买一些东西，重新布置一下自己的小屋。正在此时，电话响了，甜甜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萍儿一手抱住甜甜，一手拿起电话：“喂，请问是哪一位？”
“还能是哪一位？我。怎么才接电话？”
“嗷，我正在换衣服，我想去买了一个窗帘，我想……”
“行了，你打住，电话费挺贵的，你先听我说。如果你想来澳洲，我得先有澳洲身份才能邀请你，但是我现在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跟当地人结婚，当然是假结婚。我必须要一张未婚或离婚证明，因为这儿的移民局要那玩艺儿。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你马上到西城公安局找我的一个哥儿们，他叫王欢，你就说同意咱俩离婚，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只要你当他面签个字就成……”
萍儿没有听清楚贾欣后面的话，因为甜甜的哭声惊天动地。萍儿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胆量，不等贾欣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一个小时以前，萍儿还被贾欣的录音所感动，她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却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她无法想象，贾欣到底要干什么？
后来，贾欣每天都来电话，有时在半夜，有时在清晨，有时对萍儿苦苦哀求，有时又恐吓威胁。
最终，萍儿还是到公安局办了一份离婚证书，寄给了贾欣。
萍儿突然不说话了，看着窗外发呆。
顺着她的视线，我向窗外看去，窗外一片漆黑。
奇怪，刚才还是漫天星斗呢，怎么不知不觉阴天了？月亮躲了起来，星星也不见了。这就是墨尔本的天气：变化多端。
我问萍儿：“贾欣和别人结婚了吗？”
萍儿停顿了一会儿，说：“他是一个骗子。”
贾欣第一次来澳洲，是随北京新声交响乐团演出。没有几天，他在墨尔本认识了澳洲女子杰妮，并很快拉她上了床。杰妮比贾欣大几岁，她和萍儿一样，欣赏贾欣的音乐。
贾欣一直想在国外生活，特别是澳洲，他梦想着有朝一日在悉尼歌剧院演出。当他听说只要和澳洲人同居，或者生个孩子，就可以申请澳洲身份后，便恳求杰妮帮助他。
杰妮问贾欣：“你真的打算和你太太离婚吗？”
贾欣说：“我回中国就办理，我们俩的感情一直不好，早就想离婚。”
杰妮说：“那好，我先帮助你办理来澳洲读书，等你离了婚，我们就结婚，那个时候再办理永居。说不定那个时候，咱们的孩子都出生了。”
果然，贾欣第二次踏上澳洲的国土，杰妮挺着大肚子到机场接他。
这一次，不是贾欣着急，而是杰妮督促他赶快结婚。杰妮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
这样，贾欣就设计了一个圈套，先寄给萍儿一盘“情意绵绵”的录音带，紧接着说自己要办理“假结婚”，需要和萍儿“假离婚”。当他接到萍儿寄给他的离婚证书后，迅速和杰妮结了婚，并很快拿到澳洲身份，也很快在墨尔本交响乐团找到了工作。
一晃，两年过去了。贾欣和杰妮的生活并不愉快，何况身份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后顾之忧了。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另有目的，贾欣给甜甜办理了移民澳洲的手续。
一年以后，萍儿以探望女儿的理由申请赴澳，得到了一个月的探亲签证。贾欣带着甜甜，到墨尔本机场接萍儿。
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的萍儿，显得很兴奋。可是，萍儿万万没有想到，她期待已久的夫妻重逢、母女团聚，却另外多了三个人：杰妮、杰妮和贾欣的两个儿子安东尼和罗伯特。
萍儿被贾欣带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前，杰妮跑出来帮助搬行李。
贾欣向萍儿介绍说：“这是杰妮。”
萍儿不知道怎样和杰妮打招呼，她也不知道杰妮是谁，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甜甜拉着萍儿的手，在房间内转起来。豪华的主卧室里，有一张硕大的双人床，床头的墙上挂着贾欣和杰妮的结婚照，穿着婚纱的杰妮笑得很甜蜜，贾欣却是一脸的木然。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单人床，地上堆满了男孩子的玩具，那是安东尼和罗伯特的乐园。那间最小的，也是最阴暗的房间，属于甜甜，房间内空空如也，在一张小床的旁边，临时安置了一个旧沙发，上面放了一床被子和一个枕头。
甜甜指着沙发说：“妈妈睡这里，妈妈和甜甜在一起。”
萍儿抱起甜甜，问：“那爸爸呢？”
甜甜说：“爸爸和阿姨在一起。”
萍儿刚要说什么，杰妮走来，对萍儿说：“我们家太小，只好委屈你睡在沙发上。”
萍儿没有听懂，尴尬地摇摇头，又点点头。
杰妮又说：“你喜欢那束鲜花吗？是不是很漂亮？我喜欢白颜色的花，贾欣也喜欢。”
萍儿还是无所适从。
贾欣为她翻译说：“杰妮特意为你买了一把花，这是老外的习惯，有客人住在家里，要在客人的房子里摆花。”
这一次，萍儿更糊涂了，她怎么是“客人”呢？
萍儿悄声问贾欣：“你不是假结婚吗？怎么成真的啦？怎么真和人家一起过日子啦？那两个孩子是谁的？”
贾欣显得很不耐烦，说：“我路上不是跟你说了嘛，我会慢慢给你解释，现在先吃饭，我一会儿还排练呢。”
萍儿说：“我没有心思吃饭，你能不能先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贾欣说：“你烦不烦呢？你听着啊，这是澳洲，是国外，不是你们那个小县城。”
萍儿终于忍无可忍了，大声喊着：“不行，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贾欣和杰妮说了几句英语，杰妮点点头，带着三个孩子走了。房间里就剩下萍儿和贾欣。
贾欣坐到萍儿的旁边，满脸的真诚，说：“好，我跟你说实话。我最初没打算和杰妮结婚，只是想通过她办理澳洲PR。后来，移民局让我们提供同居或结婚的证据，我没办法，就和杰妮住在一起了。开始，我们分头住在不同的房间，有一天，我参加朋友的PARTY，喝多了，稀里糊涂地上了杰妮的床。我没想到，就那么一次，杰妮就他妈的怀孕了……”
萍儿打断他：“那第二个孩子呢？也是因为喝酒？也是稀里糊涂？”
贾欣搂住萍儿，说：“萍儿，你就别逼我了，我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你，为了甜甜，为了咱们家呀。我怎么可能和杰妮过一辈子呢？萍儿，我想你，都想疯了！”
贾欣在萍儿的身上摸来摸去，还要脱萍儿的衣服。
萍儿使劲地推开贾欣，大声喊着：“你真恶心！昨天晚上还睡在别人的床上，今天……我觉得你脏，你恶心！你骗了我，骗了甜甜，也骗了那个外国女人，你骗了所有人！你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魔鬼！你……”
贾欣恼羞成怒，狠狠地抽了萍儿一个耳光，骂起来：“你他妈的以为你是谁呀？不就是一村姑嘛，要不是我，你能去北京？你能来澳洲？我告诉你，你愿意在这儿呆着你就呆，不愿意呆，现在可以滚，滚回你那个小县城！”
萍儿站起来，说：“走就走，我再也不想看见你那张虚伪的嘴脸！”
萍儿飞速冲到大街上，她的脸被贾欣打得火辣辣的疼，但是，她没有哭。当她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一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伪君子，一个只顾情欲发泄毫无情感所言的牲口，她没有必要为他哭，为他掉眼泪，实在不值得。
萍儿向前走着，她不知道自己走在哪条街上，也不知道自己走往哪个方向，她只想向前走，不停地走下去！
不知不觉，她走上一条高速公路。她的身旁，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不停地按着喇叭，还有一些人高声大喊。
萍儿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看不见，她只是向前走，她要走上蓝天，走入大海，走过高山，最终走向死亡！
死亡？当这个词在萍儿的脑海中闪现时，萍儿忽然感到自己轻松了许多。也许，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死了以后，她不用担心任何事情了，一切烦恼和悲伤都会随之而去。死了以后，她可以见到爸爸，爸爸离开她已经十几年了。死了以后，她可以见到妈妈，妈妈不是刚刚走吗？也许妈妈还没有走远，也许妈妈正等着她。
萍儿突然冲向马路中央，仰面朝天，大声疾呼：“妈妈，等着我，您的萍儿，来了！！！”
一阵阵急促的刹车声，一辆辆汽车的碰撞声，高速公路上一片混乱……
过了一天。过了一年。也许过了更长时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悠扬的钟声，好像远在天边，又好像近在眼前。
钟声呼唤着萍儿：醒来吧，不能总是在幻觉中生活。钟声激励着萍儿：坚强些，创造自己一片新的天地。
钟声还在鸣响。钟声还在延续。萍儿终于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
一位和蔼可亲、像妈妈一样的大姐走到萍儿的身旁，说：“小妹妹，你终于醒来了。”
“我怎么啦？”
“你被汽车撞了一下，还好，只是轻伤。”
“您是谁？”
“我是白蒂，来自墨尔本华人济恩堂。医生看你像中国人，请我来当翻译。你想吃一点东西吗？”
“我想回家。”
“你的家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我没有家。”萍儿说不下去了，赶紧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大姐搂住萍儿的肩膀，说：“小妹妹，你有家，你找到家了，我们的教堂在医院的旁边，那就是你的家。你叫什么名字？”
“萍儿。”
“很好听的名字。你是哪里人？”
“北京人，不……西安人。您呢大姐？”
“我从香港来，在澳洲已经生活三十年，是半个澳洲人。”
不久，萍儿出院了，搬到教堂后院的一间房子里。萍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床，也有了自己的家。
一阵敲玻璃的声音打断萍儿。我们不约而同向窗外望去，发现那两个警察正在向我们挥手，一个矮瘦，一个高胖。
可惜，他们没有听到萍儿讲述自己的故事，当他们发现我们时，列车已经起动了。
列车正驶向前方，驶向夜幕，驶向一个未知的终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