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与几位朋友聊天，朋友们多次提到坊间新闻：前不久有人请退休的某某教授写碑文，开口价出七百，某老还不愿意写。这不，今天又听到一远房表哥刚接到的事情：乡里村邻又请他写碑文，不过这报酬未说，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提，就权当做个服务吧。你想，现在能为父母们“树碑立传”的人家，家庭的殷实那是不用说了，即使表哥不要报酬，但这个人情总是少不了的。
这样的话题听得多了，蓦然间，我突然感到坊间“立碑树传”的风气倒是慢慢弥漫开来。为先辈“树碑立传”这其实倒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因为为死去的人“立碑树传”这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对于它的重新抬头不应该大惊小怪。唐代散文八大家之一韩愈老先生是碑文写的最多的人之一，而依靠写碑文也使韩愈的生活收入不菲。因此，韩老先生曾经戏谑地说：“我是吃死人饭的。”在韩老先生写的最多的碑文里，其实写得最好的还是《祭柳子厚文》，大家都知道韩柳两人是古文运动的倡导人，两人的友情也相当浓厚。因此作为祭文，要写好，不仅仅是套用一般的格式，还应该包含着对逝去的人物的浓厚感情，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正有力的文章，也才是能够打动人心的文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没有注入自己感情的文章里去大谈死者的风范，为逝去者歌功颂德，这是一般祭文（碑文）的套用模式。说下来，无非就是应景文章，其实也是没有注入灵魂的文章。在韩愈写过的那么多的碑文里而像样的如《祭柳子厚文》这样的至情之文是不多的。所以，在那些碑文的背后除了多领几个银子，几乎与文学史而言几乎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是文明古国，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迈向小康生活加快的现代化步伐里，富起来的人们于是也纷纷不甘寂寞，传统的一向薄葬的习俗也渐渐随着腰包的鼓起而作废。生孝不孝，反正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在暗暗地支配着人们，丧葬氛围不大不热闹似乎就是可怜巴巴，冷冷清清，这于己而言似乎脸上无光，于父母而言似乎不孝。于是在暗暗滋长的厚葬的习气下人们也在暗暗地攀比，为死者“树碑立传”无疑是攀比的一个表现。
我记得在自己的少年青年时期所见过的这一种现象几乎没有，这也许与人们当时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低下有关。而如今，时代不同了，经济发展了，人们的腰包鼓起来了，于是作为孝顺父母的一个实际行动为死去的父母“树碑立传“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这一种做法固然无可厚非。因为即使在耕地日益减少的时期，像土葬的方式依然是广大农村的风俗，似乎在广大地区还没有人异议，虽然“平坟推碑”在人口众多的河南开始试点，但是在全国很多地方，土葬的方式仍然是丧葬的主流方式。既然这一种丧葬的方式依然为社会主流，于是在文明富裕进步发达的经济条件下，“树碑立传”作为文明礼仪进步的标志自然成为人们的首选，这样做的依据大概无非有二：一是可以在众多坟墓里辨清祖坟；二是刻上碑文也可以彰显祖辈懿德，教育子孙，继往开来，传承先范。然而这样的意义在请人捉刀的文字里又有多少感情和价值，在千人一面的溢美之词的裹挟下，在固定而又死板的文字模式里又寄托了多少有灵魂的内容。这样一种“树碑立传”的形式里又包含了多少虚伪的成分。
“不树碑，不立传。”曾经是曹操推行的薄葬的方式，而一个人一生的功与过又岂是碑文里的几百字能够概括的。因此还是武则天聪明，嘱托后人立下千古“无字碑”，让人们去想，去评价。“重生养推薄葬”，这无论是于生者，还是于死者，都是莫大两好的事情。死亡是不可能阻挡的，作为孝顺莫过于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让他们安度晚年，而不是在死后为他们大操大办。孰不知这既于生者加重了负担，而于死者又有多大好处：生于黄土，归于黄土，这就是对于已逝生命的最大的告慰，那么何必要“死要面子活受罪”，让亲人不得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