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
[内容提要]
在过去十年间形成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有一种持续的身份焦虑。这种身分焦虑的悲剧性的紧张，使它常常寻求以“死亡”为特征的解决方案。本文认为，它暗示了在这一时期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出国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集团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调整，面临深刻的意义困境。他们的文学想象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性进程开始以来有关中国人历史命运的文学叙述链条中的一环，构成了第三世界后发展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处境的隐喻性镜像。
关键词：
海外华人华文文学，比较文学，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文化身份，身份焦虑，现代性，死亡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
——安东尼Ÿ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天色昏黄了，
香木集高了，
凤已飞倦了，
凰已飞倦了，
他们的死期将近了。
——郭沫若《凤凰涅槃》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鲁迅《野草Ÿ影的告别》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试图把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一些现象，作为具有某种能产性的问题引入到我国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中来——这种研究，根据我的理解，是我国比较文学中最有潜力形成属于自己因而也属于世界的议题的一个领域。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试验一种把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具体素材和一个更大的解释基础联结起来的研究思路，在这种思路中，海外华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将成为普遍意义的中国人文化身份问题的一种隐喻性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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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新华人文学”，是指过去十年间（假如以1989年为标志的话）从中国大陆赴澳大利亚的、为数约五万的华人移民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文学。这样一个移民群体的“新”，不仅是由于在他们抵达之后，中国大陆背景的移民数量和台湾、香港移民相比一度微不足道的情况已彻底改变，从而大大更新了澳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先以“留学生”身份赴澳，经过数年作为“无身份者”的困苦劳作与挣扎，继而在澳国政府1993年一项特别的行政决定[i]才取得移民资格的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的独特记忆。事实上，由于这一“决定”制定的拖延和实施的缓慢进程，他们中近半数人要迟至1995、1996年才享有正常居民的优惠，其中更又数千人甚至在1997年6月13日澳大利亚再次公布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ii]之前，还不能确定自己在那片土地上有相对稳定的生活前景。在“新华人”对这些年头的生活记忆中，混合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命运的焦虑，是离去还是逗留下去的折磨人的抉择犹豫，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适应澳洲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意识，和他们与中国大陆和全球文化动态的充满矛盾的联系……，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中间的文学代表的想象活动。
澳大利亚发生的情况不过是同一时期发生在欧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普遍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明显的是，新华人的经历连同他们作为大陆知识者的构成素质，为海外华人社会注入了更多文化表达的资源。迄今为止，“新华人”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从其中潮水般涌现的报刊、艺术展览和文化论争更能证明他们的存在（相对而言，对传统的华人移民和当代港台移民，经济上的成功是其存在的一般标志）。这种存在正引起澳大利亚英语研究界、翻译界的热切关注, 悉尼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el Lee）教授曾向在比利时雷登大学召开的第15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提交一篇题为《崛起的声音－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论文，她在这篇文章里着重介绍了部分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澳大利亚作家。[iii]在中国大陆，大约有近二十个出版社出版过他们的作品，香港、台湾、东南亚和欧美也有他们作品传播的记录。
在这里我无法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活动作全面的描述。虽然这种活动同时打上了作为差异悬殊的个人化创作的标记，但是，在一定的文化视界下，把它们作为某一族群集体的文化经验来处理仍然是有效的。
考察他们在过去十年留下的大量作品，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关于居留，即关于他们在澳大利亚寻求永久居留权的故事，这一个来澳的动机制约着这些故事中几乎所有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
关于打工，这主要反映了他们抵达澳洲最初几年的经济压力和职业生涯的调整，以及一批在原居地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在澳洲“吃苦”的感受；
关于赌博，一种在中国属于社会禁制而在澳洲则合法存在的生活内容，在涉猎这个新奇的题材的同时，许多作品也借以探讨了“新华人”的命运被偶然性所操纵的思想；
关于性与种族关系，它为“新华人”作家探讨不同文化交往中的价值观念变化，认识自我和他者，以及宣泄心理上的压力提供了较其在原居地更大的写作空间；
关于死亡，它是“新华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包含了他们用来联结过往的经验和未来的展望的某种理解方式，也包含了他们在当代世界上对自身身份的疑难。这也是本文所欲提出和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事实上，正如人们很容易从具体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这五种内容经常是互相交织的。上述对它们的划分除了出于分析的方便以外，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意义。但是，死亡，或者作为一种叙述的主题或故事的结局，或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工具，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它们的笔下，的确是值得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