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文化背景上看，中国古代智慧并没有表现出对死亡问题的执着。孔子在他的经典性的《论语》里，甚至拒绝承认他的弟子提出的死亡问题的价值：“未知生，焉知死”。这深刻地规定了传统中国文化探索的主要关怀，是人在世俗实践中的生活秩序－一种以家庭式的仁爱亲情和互相理解、互相宽恕的理智来构筑的宗法社会，它力图使每一个人都获得家族集体秩序的归属（为了这种归属，孔夫子在拒绝探讨死亡的同时还拒绝一切关于“怪、力、乱、神”的话题）。孔子的强大影响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庭和乡土的重要性具有“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i]。而中国文学对家园亲情和乡土风物的歌赞，为什么充满了歌德敏感地发现的所谓“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一切都可以理解和平易近人”的特质[ii]。
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已轰然断裂。在西方势力的进侵所激发的现代性追求之下，革命、变动、对家族的背叛、远征和流血在文学中获得了诗意，虽然在这种诗意中也伴随着疑虑和困惑。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艺术想象充满了“生”的意象和“死”的意象令人困惑的纠缠。当鲁迅意识到这一点[iii]，并在他的成名作和其他作品里把过去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生活感觉为一种“吃人”结构的时候，他无疑就是在坚决地把这种历史定义为人们在其中陷于死亡的历史[iv]。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和郭沫若一类把中国当时正在经历的巨变简单地视为民族的新生，并在诗意的“翱翔”中发出宏大“欢唱”[v]的文化代表非常不同，鲁迅作品中持续出现的死亡意象不仅是用来指责传统的，也是用来象征某种前景的。顽强战斗意志背后的深刻的虚无感，驱使鲁迅笔下那些新生活意义的探索者，在离开了他们的出发地之后，在和一个又一个死亡与绝望的象征物相遇的路上，证实这是一种没有终点的、灰暗的旅行[vi]。鲁迅想象世界中这种强烈的暗示，创造了他超越现代性的更深刻的意义：告别了传统生活的中国人，不仅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探索命途，而且可能将再也不会找到确定的归宿。
杨炼(1955- )，一位和澳大利亚新华人属于同一文化背景，一同经历了中国青年涌向西方的“出国潮”，虽然长期云游于西欧各国，但却在澳大利亚多次居停的著名诗人，在他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包含了他在悉尼写下的作品）的序言里写道：
《鬼话》的写作，始于一次死亡。……
一九八八年，我在国外朗诵我的诗，陌生的听众们，常被诗中血淋淋的画面所镇慑。惊惧之余，也不禁惶惑：这位中国诗人，是否天性就象一只食肉鸟，嗜好痛苦与罪恶？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一条深海里的鱼，怎么知道，被捞上岸后，令它致命的压力，是来自大海还是它自己？[vii]
悉尼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张威，一个以“微风”为笔名活跃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坛的天津人，曾在选编一本包含多个作者的小说选集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事后发现，虽然澳大利亚这个富裕社会并非没有提供给新华人以生活上的某种成功，但他所收集到的作品除了很少篇章闪现出一星半点“亮色”以外——
哀愁、悲伤、残酷、无望、绝望、疯狂、荒谬，几乎融汇在所有的作品之中。你说这是人们对中国留澳学生的反映也成，你说这是当今世界的缩影也成，反正这是一个问题。（世界走到末日了吗？）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肯定会有人去解答。只是时间早晚罢了。[viii]
而来自湖北，现已定居墨尔本的双语诗人欧阳昱，则他的诗篇中，大量而又持续地表达了这种杨炼所谓的“致命的压力”和微风所谓的“末日问题”：
活在澳大利亚
就如同
活在死后
这种表达的高峰则是其新近出版的一部英文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1997）：
那个他妈的诗人是谁说什么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难道不是一样可以说春天来了
冬天还会远吗？
……
我疑心人类的智慧最终将不能
令这一回事变得好受些：让我们简单地躺地而去
两眼望天
思想散入无边的灰暗[ix]
残酷的死亡、人和自我的丑陋，价值的冲突、荒诞、虚无与形而上的最终绝望……在新华人文学中的确有一种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文学所不多见的对“无边的灰暗”的混乱展览。如果说，人们很容易在传统的移民文学中发见一种充满乡愁和忧郁的调子的话，它们也很少达到象新华人那种不可排解的激烈和深刻程度。在直观的比较中，人们也许更容易把它看作是某种来自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期文化表达的余绪：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这类“负面”的表达在文学艺术中曾经被严格限制；而八十年代之后，大陆文学开始挑战这种限制，成为文化气候转变的标志，更多的批判意识和“负面”的情绪开始在读者中获得容纳并造成了影响。例如，北岛在他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著名诗篇里，总是出现一个被灾难、浩劫、死亡的阴影所追捕的民间思想者的形象，而顾城则在一首描写长江支流风景的著名诗篇《嘉陵江》里，以惊人的灵感第一次把它形容为一条在古老大地上铺展的“尸布”。
因此，当人们密集地接触到澳洲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内容时，一种可能的解读是把它看作是当代中国大陆文学中这一种既有趋势的自然延伸。毕竟，曾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推动这种变革的文学精英大都先后出国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杨炼涉及澳洲的海外旅程，同样地我们还可以提到欧美的北岛和最终在新西兰自杀的顾城，而其他在同一时期出国的人们作为他们的同龄人，在文学表达的经验上无疑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这种理解无疑提示了一条从当代中国牵引到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心态史的线索。
但是，如果我们仅限于这种理解，那肯定将不能把握它的全部意义。特别是，当这种内容是透过并非仅限于中国国内生活的主题和题材加以表现的时候。对我来说，一种更为有效的假设是：在我们称之为“新华人文学”的表达现象所赖以形成的从中国到海外世界的身份经验之间，在对这种经验的想象性塑形之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地发生作用的悲剧性紧张。而这种紧张乃是由于其来源因素的高度复合性，而不是单一性。正是这一点使这些表达不仅具有中国文学范围内的意义，而且具有第三世界的人们——首先是其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文化意义。
[i]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上海）1994年，181页（按：原作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Reynal & Hitchcock，1936）
[ii] 《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112页
[iii] 鲁迅：“……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其情形为前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华盖集.忽然想到》）
[iv] 鲁迅《呐喊.狂人日记》、《呐喊.自序》、《坟.灯下漫笔》……关于这一点，鲁迅还创造了更多的隐喻，例如一个无窗的“铁屋子”等。
[v] 郭沫若《凤凰涅槃》
[vi] 集中见于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野草.过客》、《野草.碑碣文》、《野草.死后》等
[vii] 杨炼：《<鬼话>自序：为什么一定是散文》，见《人景、鬼话》（与友友合集），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5页
[viii] 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ix] , Ouyang Yu(1997), 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 Wild Peony，Sydney，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