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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在深入这个问题之前，为了防止阅读线索的迷失，我将对本文以上分析过程所或明或暗提示过的、导致新华人文学常常利用“死亡”来表达的、在中国和海外经验之间构成的悲剧性紧张之成因的各个要点，先作一个较系统的清理。然后再回到这样的问题：需要寻找通向“天堂的长途电话”而不得，这对我们理解自己的世界处境，究竟意味着什么。代替简单地把新华人的身份焦虑看作一般移民适应中的“文化冲击”，这种清理将勾画出新华人海外生活所经历的从生存基础到世界态度的巨大失衡，如何受制于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新华人文化表达中这种悲剧性的紧张，意味着“新华人”在一个新国家的社会环境中适应不良，这种适应不良除了人们生活环境的转换所必然遭逢的一般困扰之外，还结合了对自己的社会边缘处境的发现，从而导致一种作为他们出国行为心理基础的浪漫主义的严重挫折。在澳大利亚新华人抵达的较早时期，他们固然面临相当困苦的生活境地，现实的困难更因其由一个思想者集团来负载而变得加倍沉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苦的程度有所减缓。但其普遍的边缘处境之难以终结几乎成为宿命的体验。我认为，非西方族群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里的边缘化处境，不过是国际上西方“主流”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异在一个西方社会结构内部以“中心”和“边缘”的形式进行的复制（这种理解可以或许有助清理一般中国移民所谓“二等公民”的长久感谓）。重要的是，对一个理想者集团来说，这并不是一种他们已经深刻地准备好去迎接的发现。虽然作为一种准备，在他们的原居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对西方的魅化已经广泛流行，但是，那种高度“他者化”了的西方影象，必然会在他们进入相应的真实世界作“错误认同”的同时，带来期望和真相极度严酷的冲突。因此我们在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看到的一种最悲壮、最普遍的景观就是乌托邦色彩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纷纷败落。年岁较长的作家刘放后来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就直截了当地认为，构成了在澳中国人的“困惑和苦恼”主要不是人们一般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冲击，而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i]。 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界里，和《我的财富在澳洲》并列在一起，受到英语读者重视的是出自另一位新华人皇甫君手笔的一个中篇小说，它取了一个明显表白乌托邦幻灭的题目：《澳洲，美丽的谎言》[ii]。 就连朱大可这样高度智性的作家，也通过《回忆浪漫主义》等文章，配合着他对中国诗人自杀的连锁感应，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对浪漫精神的追怀[iii]。
其次，这种悲剧性的紧张，也来自新华人作为社会改革先锋的角色，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功能逆转。他们那些在中国大陆社会对西方的魅化中被广为传播的价值观念，本身具有中国的现代性话语的规定性，一旦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进程，并且失去了民族主义的附丽，便不但不能为新华人提供作为社会先锋的身份证明，而且对其在新国家的身份转换构成了障碍。例如，个人选择、个人主义的理念，在一个建立在集体归属结构上的传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带来瓦解性的改革动量，从而与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先锋身份相匹配。但他们实际却缺少在一个以“个人”为基准的市民社会中生存（不论这个社会是澳大利亚还是转变中的中国）的条件。例如，在社区生活的层面上，由于缺乏如何和群体中其他成员通过“协约”（权利交换）的组织化行为规范，导致了新华人人人自我中心而又人人自危的社区氛围。又如，在社会的层面上，个人作为“市民”的物质条件不但成为他们必须适应的先在现实，从而使其原有的先锋身份归于无效，而且因其远离作为知识者个人活动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整合系统（正如蒲潇上述），不可避免地成为致命的焦虑的源泉。总之，“个人”的孤悬和死亡的焦虑之间构成了因果关系。关于这一点，弗里德里希.杰姆逊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他在谈及西欧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兴起时，曾引证马丁·路德的例子说明死亡问题的尖锐化“正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之一”——
如果现在你不再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突然间你是独自一人，完全依靠自己，那么个人的死亡就极为可怕了，因为死亡就意味着失去唯一属于你的东西，个人的生命。由于那种集体性社会结构的消失，个人的死亡从存在论的角度说就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生命现在要珍贵多了。而如果你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比方说，弗洛伊德所谓的“大家庭”，那么死亡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你的生命在这个家庭中会延续下去，永远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这一切改变之后，就如存在主义所说，你的存在就便是世界上唯一确实的存在。因此随着个人主义的出现，个人的死亡也是个极为紧迫的问题。路德感觉到了这种恐惧，于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神学，而这种新神学便带来了革命和社会变革。[iv]
对新华人来说，他们中最敏感的思想代表确曾表达了类似的“恐惧”和超越它的倾向。如前面提到的一个学者蒲潇，就曾把新华人在澳大利亚存在意义，和当年登上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作过类比[v]，这就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寻找更高的精神出路的尝试。但是——
第三，这种悲剧性的紧张，也由于新华人所受的文化哺养中缺少超验价值的支持成分，而使他们难以为自己的海外生存找到或创造出有效的意义升华的通道。虽然有人提出了把新华人在澳国“蒙难经历”和当年“清教徒”在新大陆的冒险创业联系起来的理论假想，但这只是标志了他们寻求超验意义的迫切性，最终并没有导致他们象路德那样创造出一种适应其需要的“教义”，甚至这种理论假想本身都没有流行开来，很快在其其他表达活动的喧嚣中没入了遗忘。这只能说明，新华人的精神土壤作为中国大陆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并没有为超验伦理的落脚生根提供适宜的空间。这种过程所催生的最有影响的整合性价值——民族主义，却难免和他们在新环境的适应策略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其实早已埋藏在本世纪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之中：做“现代的”中国人，你必须“走入”西方，一旦“走入”西方，你就不再是中国人。在海外运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民族“使命”作为其居留的解释依据必然显得苍白无力，从而民族的角色也就很难为其海外生存的终极价值定位。随着他们在新国家广泛的社区生活中失去曾经拥有的、无可替代的角色感，这种矛盾更加剧了身份的焦虑。
最后，这种悲剧性的紧张，还由于在上述诸因素的伴随下，新华人的文化心理上具有欲望的激烈性、思想的迷乱性、对代价的敏感性，以及承受危机状态的脆弱性。由于他们的身份焦虑缺少通过超验性价值来提供消解的希望，全力以赴追求当下生活的成功就必然是替代性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钱”和“性”作为被解放了的欲望的具体实现，就成为在个人和真实世界之间可以唤起强烈感知的清晰纽带（请回顾前述欧阳昱的描述）。因此，如果说他们笔下有着大量关于的“钱”和“性”的“粗鄙”描写（本文并没有展示这些描写）的话，它们其实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么不“文化”：作为失去了有意义的社会角色的替代，它们在新华人的生活追求中担负了重要的定义功能。从深一层看，这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主要落实在人的世俗幸福这一根本特点在他们身上的具体表露（虽然有时是畸形的裸露）。但正是这一点，又使得现实中的任何挫折都具有特别令人沮丧的、全盘皆输的性质。由此可以解释他们尽管不断“吃苦”而仍然争取在澳洲居留的心理动力：基于“出国”是一种现代性追求的社会先锋角色从中国延伸到海外的理解，返回中国之不可取，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不能符合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期望之外，还因为这等于承认他们那种延伸了的角色追求的失败，这种失败（既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失败又是作为一种个人奋斗的失败），对于付出过巨大代价的新华人来说，具有“终极失败”的意义。而在西方社会的立足图存则可以作为一种打进“现代世界”的表面标志，缓和他们不堪承受的代价意识。这样一种生活追求，有如山重水复之后面临万丈空虚的意义悬崖的凭空一跃，具有胜败无定的危机游戏的属性（这又是本文未及展开分析的新华人文学中另一种重要内容——“赌博”故事大行其道的真正心理基础，推广而言，这种“赌博性”内在地包含在世界上一切被迫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当这种成功显得非常遥远的时候，或者当这种成功终于证明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文化矛盾，并不能真正填补他们身份理解上的空虚感反而可能加剧了这种矛盾和空虚感的时候，“死亡”，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想象世界中的解决方案。
总结下来，我认为新华人文学中有一种悲剧性内容，它的原因来自全球背景下中国经验和海外经验的复杂交织，至少包括：1，新华人在社会边缘处境感受的压力及其浪漫主义的挫折；2，新华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角色转换无法为之提供一种满意的关于生活意义的解答；3，在新华人从其走出的历史背景中缺乏超验精神的文化配备，4，这又使“新华人”的文化心理具有迷乱、脆弱的危机性质。
我希望，上面归纳的各点尽管略嫌庞杂，但仍能逐渐呈示为一个有助说明问题的逻辑序列。其中，第1、2点是新华人在海外经验中直接相遇的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转换问题，第3、4点则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解决冲突经验的资源配备问题和缺乏这种资源配备所导致的后果问题。后面这两个问题终于引导我们抵达了这一点：所谓新华人缺少超验价值的支持，所谓新华人具有精神迷乱和心理脆弱，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心智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来源于一个被西方势力从外部施加影响摧毁了其传统生活内在结构的地区，这个地区历史被迫发生的急骤转变，伴随着文化过程和生命格局的全面瓦解和破碎，使得这个地区的人们在“全盘性”地颠覆自己传统的时候，没有（或不可能）从中获得具有连续性的身份基础[vi]，正如当他们急切地迎受外来文化系统的若干因素（例如“科学”与“民主”）的时候，没有（或不可能）迎受一种在功能上类似西方经过宗教改革熔炼的、既适应新世界人的发展欲求又和自身传统保持了有力联系的整合性因素一样。因此，当我们述说新华人缺乏对自己身份的稳定把握的时候，也就是在述说他们从中走出的民族面对今日世界的巨大疑难——
——用哲学的语言说，在现代性的征途上，我们和“后现代状况”的蓦然相遇。
——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说，在追求民族发展或民族身份确立的同时，我们和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面性的霸权相遇。
——用文化学的术语说：在追求当代人文化身份重建的同时，我们和人格多重分裂和身份虚无化、不确定的状态相遇。
毫不奇怪，新华人作为这些激变中的地区社会结构迸射而出的碎片，携带着作为这些地区的民族代表所特有的混杂意义。进退失据和无家可归，因此既成为他们直接卷入世界过程时的身份状况，也成了民族一般处境的特殊反映。新华人文学中的“死亡”，作为这样的身份状况和处境认知的一个想象性的表达解决方案，因此具有广泛的隐喻性。正是在死亡的想象中，他们涌现到这个广大世界时体验到的无根无岸的漂泊感以及所有犹豫顾盼、百思莫辨、无可如何的身份焦虑，将会在寓言的意义上，一举终结。
也正是在这种“死亡”里，新华人文学——不管它还多么稚嫩——无意中接通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环绕着这一母题的叙述链条，并成为其中的一环。
[i] 刘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东华时报（悉尼）1996年6月13日，第5页
[ii] 皇甫君《澳洲，美丽的谎言》，原载“电影电视文学”1991年第二期，第2-22页。英文译本见Bitter Peaches and Plums--Two Chinese Novellas on the Recent Chinese Student Experience in Australia, Trans. by J. Bruce & Ouyang Yu,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5 ，pp.175-249
[iii]朱大可《缅怀浪漫主义》，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2月7、8、9日
[iv] 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1986年，第41页
[v] 蒲潇，《清教徒精神与留学生的使命》，《移民导报》（Chinese Migrant Bulletin，悉尼)1992年6月号“自由谈”专栏
[vi] 参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关于五四以来“全盘性反传统”的命题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