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有关“死亡”想象的分析操作，力图证明：对具体区域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和更广泛层面的文学和文化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并使这种研究和当代生活构成对话关系。在具体进路上，我试图表明，不仅是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想象世界所反映的新华人现实的生活感受，而且是他们对这种感受的解释、处理及其超越矛盾的策略选择，都受制于其所来自的“第三世界”断裂的历史过程和矛盾的文化困境。在其寻找通向“天堂的长途电话”的不懈挣扎中，或者说，在其身份焦虑难以克服，存在意义难以确定的窘困中，有一种全球历史文化格局的潜在限定。但是，这种限定又使第三世界（或以其为背景）的文化想象，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人类普遍的身份疑难的探索中来。

    本文原载《苏东学刊》1999创刊号和2000第一期（连载），后被摘引、节选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6次会议论文集等，并曾以英文发表：Death i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f Australian  ( in Bastard Moon, Essays on Chinese-Australian Writing,  edited by Wenche Ommundsen,  Otherland, 2001,  VIC. Austr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