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深圳市文联组织编辑、出版深圳文学评论丛书，给我一个机会，把过去所写一些评论性文字加以编校整理，作为一个回顾。
这个回顾对我是尴尬的。文字的芜杂不说，过去20多年来所受的不同时期中外社会思潮影响和不同阶段的个体阅历感发，印迹斑驳，交错凌乱。本书既不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类严格限定的对象的全面、持续的观察，也不是系统化、条理化的学理建构（考虑到丛书主持单位的要求和可能的读者特点，我已经把那些学院风格的论文数量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于是这个集子便只好以一种似乎是四面出击、八面来风，或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式踪迹示人了。其间夹杂了我学子时代不无幼稚的挑战热情，初抵深圳时对一种新文化、文学格局的浪漫期待，和随着阅历增长而对社会历史复杂性的体认。推究其中的立场，其实是相当游移和犹豫的：既有对文学社会使命的一厢情愿的吁求，也有对艺术直观的唯美探询；有时是借作家品格或人物形象的解读展开的有关当下生存问题的对话，有时是通过小说、诗、散文等文体线索对写作观念嬗变的追踪。在文化取向上，则既有改革前期消解总体化意识形态影响的自由主义努力，也有随着改革进展分化而对人文价值的求索，更有我们的社会人生与外部世界（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联动日益密切而自身陷于后现代怀疑论的种种苦恼。
推究起来，这种立场取向上的错杂，除了个人心性才力的限制之外，和做学生时所受影响不无关系。80年代前期，我在华南师大李育中教授门修治欧洲文学时，研究取题的范围主要在英国的浪漫主义，便同时受到阿诺德“诗是生活的批判”的道德原则和约翰•济慈式的感觉主义－唯美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充满矛盾混乱的（我曾尝试用“文化错逆”的概念名之 ），深一步看，这也受制于李泽厚先生指出过的一种知识处境：“近现代中国在接受西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社会政治学理的同时，便也同时感受到由拜伦到尼采对历史走向一个可怕的资本主义异化世界的坚决的反叛。于是，启蒙主义的理性、乐观、进化思潮与本世纪的非理性、悲观、反历史思潮相冲突而来，同在最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魂中投下了身影。近代与超近代（现代）、理性与反理性、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使心魂结构变得复杂了。”可以说，这种现代化后发社会的文化错逆很容易把人推入哈姆雷特式的困境。无才如我，要跳脱出这种困境的总体控制而独自抵达澄明之境，谈何容易。
而就本书所论题材的意义范围来看，本书的文字游走于地方关怀、国族意识和全球化视野之间，也是边界不明，问题成堆，矛盾重重。
然而，读者或许可以发现的是，有一种力量，促使我把自己所常居的“一城一地”，看成是更广泛的人类生活的案例场景；同时又把全国性、世界性的普遍议题，竭力落实在具体人生的体验上加以检视、验证。也就是说，我力图使自己所得的一点点“地方性知识”，和一个较大的世界背景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全球化生活知觉的一部分。或许，近年我试图用“流散”的观点贯穿文学经验的一些脉络，于兹可寻。也就是说，本书种种不成系统的零碎论议，直接间接，从各个方面折射的是这样一个看法的生成过程：我们时代的文学现象，很多都可以作广义的“流散文学”来解读。显然，这个意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朗的，也不是说它已经达成了，更不是说它不需要经受质疑。
如果避开对“流散”（diaspora）一词犹太历史来源的繁琐追究，一般地说，它在西语中和“移民”是同义、近义词。学界一般从“跨文化、跨国族”的意义上使用“流散文学（移民文学）”的术语，我则用来兼指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问题，这种用法比较罕见。所以当我在2005年8月深圳蛇口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第8届年会”的“流散文学”专题讨论中，提议用此观点看待海外华人（移民）文学和中国本土某些沿海地区的文学现象的相关性时，很自然引起了部分与会者的质疑。我始终认为概念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有助于一定的研究思路的生成并对问题有新的合理发现，就可以创设、扩展和改造。80年代中期我提出深圳的“移民文学”问题，但是直到90年代前期、中期，当我作为“（准）国际移民”体验过海外生活之后，才真切发觉海外华人移民和国内的移民生涯有很多联系和类似之处。出国归来之后，我对以前自己素所漠视的民工生态也有了一些特别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深圳文联杨宏海君所倡导的“打工文学”研究是极有意义的，它对深圳特色的文学研究是一个认真的推进，尽管自己并没有太多余力直接从事这方面的具体考察。
“海外世界”并不是一个整一无间的社会，正如“国内生活”不是铁板一块一样，它们都是各种不同的权力、文化共处而有以“中心－边缘”关系构筑的梯度结构。我们可以追问的是，难道（国内的）沿海发展地区对于广大内陆腹地人民流动的吸引，和世界上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移民的吸引，没有相似的动力机制吗？难道一个海外华工（即使是留学生也大部分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劳工）在国外社会的种种不适，和一个国内民工在一个新城市中所体验的种种艰辛、无权和失语（虽然他同操一种汉语，不同于海外生活有汉语和外语之别），就不能证明他们其实都是处在不同社会（这些社会都远没有达致平等）相似的权力梯度之上吗？难道仅仅因为当代的华人移民大量来自国内的知识精英和政经精英，他们海外的“吃苦”经历，就一定比国内移民（民工）从乡村到城市打工者的生活转变，来得更“高级”一些吗？……
基于这种体悟，我在近期著述中提出了一些解释模型，试图打通“本土文学”和“海外文学”的间隔。其中的一个是所谓“微缩－复制机制”。就是说，对一个西方城市来说，它以白人为主体的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外来移民构成的“中心－边缘”架构，实际上“微缩”和“复制”了世界上优势国族与弱势国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一个这样的西方城市就是一个小世界。同样，对一个国内城市（特别是沿海发展城市）来说，它的人员来源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业、阶层所享有的资源、权力的梯度分布，也就是整个国家政经结构的“微缩”和“复制”。
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他们都不仅是在为生存而奋斗，而且也为生存的意义，为应该怎样生存的理念而奋斗。即他们不仅为了温饱，而且也为了求证“我是什么人”、“我不是什么人”的身份（认同）而奋斗。更确切地，也可以说，其实现生存温饱的物质活动只是他们争取、求证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形式。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诉求。他们都是现时代一些“敏感的主体”（斯拉沃热•齐泽克），都在“为承认而斗争”（黑格尔、阿克塞尔•霍耐特）。在这一点上，一个百年前的广东“猪仔”（契约劳工），一个现代的留美研究生或跨国投资者，和一个从本国内地流落沿海的打工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分别。除了体力、智力、钱、赌博和性之外，文学当然也可以成为他们这种斗争的方式。
回到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上，我所关注的是：国内文学和海外文学的分界，其实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样天然、绝对和牢不可破。
二十世纪有一个俄国人提出过“境内流亡”的概念，至今对流散文学研究有影响。我们今日不是也有很多人生活于中土，而思想早已“出洋”了吗？移民的观点，其实是不必拘泥于“物理”移民的形态的。或者说，把“物理”的移动、交流、转换和“非物理”的（精神的、文化的、想象的）移动、交流、转换结合起来看，事情就会非常有趣。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和国际移民的联系自不待言。鲁迅、巴金、郁达夫、闻一多……几乎所有重要作家都有过海外流散经历，其写作也与海外生活息息相关。在近期的研究中，新加坡的王润华已经辨析过巴金小说和新加坡之间的互动，陈思和倡导的“中国文学的海外因素”的研究计划，也对在打破既有的学科界限也很有意义。我认为，五四以来延至20世纪中期中国小说中大量有关于反叛长辈、反抗传统婚姻家庭、追求新爱，不惜家族分裂、离乡出走（向城市）的情节，其实可以解读为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西方势力进侵下瓦解的叙事。全球化已经和正在把我们拖入一个“内”“外”难分，中西莫辨的世界。以深圳为例，深圳文学早期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早已是货真价实的国际移民：北京来深的小说家石涛和上海来深的诗人孟浪都去了美国（石涛现在穿梭于北京和美国之间），东北来深的大平赴澳大利亚后写了长篇小说《境遇》（未发表）并从事着美术实验，广东肇庆来深的刘西鸿去法国后，出版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为一套海外女作家丛书中的一本）；较新一代的郁秀现在在美国和深圳之间流转，她的写作已被某些博士论文划分进“新一代北美华文文学”的阵营。其实，它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时看作中国本土的创作？同样道理，深圳作家张黎明早期小说的部分灵感，也来自她的一段海外（澳大利亚）经历。可惜从这方面去深究的评论不多。
而那些作为“打工文学”社会基础的民工呢？尽管他们日夜在本土打工，但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和来此地设厂营商的国际资本、和港澳台美欧的各式“国际飞人”（也算一种移民）相遇。他们离乡赴深的“国内移民”行程，实际上也是被全球化的轨道拖带着的。这样看来，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密切相关的。民工式的移民，也就和其他各种外来移民（如一个跨国商家）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见本书“代前言三”所分析的张伟明小说《下一站》）。
人们曾经津津乐道于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意义。跳脱出政策思维的角度，我觉得不妨把深圳（以及其他沿海发展城市）看作全球化的一个“节点”。“窗口”的比喻强调了唯一光源、开启中心的意味，事实上它与深圳在现今全国众多开放城市中的格局已不完全相符。“节点”的概念则看重于深圳这样的城市在全球化的 “网络社会” （曼纽尔•卡斯特语）的功能：它接受和传递来自各个方向的影响，并和其他“节点”构筑成链网。在中国，深圳和其他沿海发展城市构成了承受全球化冲击并将动量传递于内地的节点链条，另一方面它们也把那些节点相对稀疏的内地所发生的变动效应（例如内地移民潮）接受过来，通过社会的建构和再建构加以反映。“节点”就是相遇之地，也是移民集散之地：有些人从兹出洋，有些人从兹向内地进发，或者从海外落脚于兹。相对来说，深圳作为移民地的历史还不长，但它所寄属的广东地区的移民史却不短。因此参考历史，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大的时空纵深来看待深圳这一“节点”的长期意义。最近，学者程美宝根据罗香林的相关历史研究概述道：
19世纪下半叶，广州过去因独口通商而取得的贸易地位，渐渐为香港、上海等新开商埠所取代，加上地方动乱频仍，不少广东商人都把投资转移或分散到上海、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区，由此，在广州贸易地位下降的同时，广东商人和足迹遍及海外的人士数世纪以来对西方贸易运作和社会制度的认识，又成为为中国引进变革动力的主要来源。各阶层的广东人也纷纷到香港、东南亚和北美，或经商，或求学，或当买办，或充苦力。这些联系对日后广东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发挥了相当的影响。
这样的历史描述，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便是“广东－中国－世界”概念内外的互变相生。历史活生生的有机性，只有在打通界限的复杂视界中才能呈现出来。
如果说，广东和中国的历史构造如此深刻地依赖于各种移民运动（内部的和海外的），那么，在全球“网络社会”的时代，移民的样态和影响将更为多元。如前所述，本书借助于“流散（移民）”去论说的，除了“物理的移民”之外，还包括了种种精神现象。于此，“流散”就成为后现批评关注的意义中断、精神分裂、身份杂交、主体碎片化、历史偶然性和生活变动不居的描述概念和分析工具。这样的概念泛化，当然会引起比把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结合起来而生的更多质疑。比如，本书中不少与国内移民或国际移民都无直接关联的议题，自然会引发这样的问难：你所说的流散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你所说的流散文学，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学？
所以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把流散（移民）和哲学上的非本源、去中心、反模式、防止思维定势的观念结合起来并不是我的独创。比如在后现代批评理论大家德里达的论述中，可以读到很多论述，就是用移民和原居主体之间的关系来隠喻“本源”与其“延异”之间的关系，如“本源之地已为异族占据”，徒劳寻求本源者就“如同流放者一样生活在要求解释的必然性中”。而德里达晚年探究什么才算“好客”，如何对待“不速之客”等议题，虽然主要是一种有关“他者”的哲学隠喻，但其取喻语境或许也和欧美社会经常受汹涌的移民潮困扰有关。西方的很多文化政治问题，不强调其移民情结，是很难完全明白的。什么是本源之主流，什么外来的附加，其界限并不是不证自明和不可逾越的，它本身就是后现代解构哲学置疑的对象。
把这个道理推究下去，我们就会与大量没有定论的文化难题相遇。这里只好把自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段有关“文化错逆”的体察心迹重述一下，作为今日有关精神上的“流散”理解的一个交代：
这里扫描一遍当代文化的诸般景象之后，我们似乎陷于空茫之感，因为我们未能找到对生活走向的明确把握和行动的依据。这无疑是令人不安的。好在历史会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似乎是一种思想取消主义的托辞。我们的确需要文化理想，并在它的原则下做必要的规范设计。但当前最迫切的首先是对我们出身的时代流变和文化境况有足够切实的了解。因为这种了解将使我们清醒。这是一个排斥简单的道德判断的时期，这是一个任何一种思维定势都在经受历史浪潮冲击的时期。文化危机及其错逆性质一方面来自世界对中国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终于以特殊的矛盾表现介入世界人类的一般危机处境。如果说，失去进步自信和理性信仰的民族和文化是无为的，无力的，那么，没有危机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民族和文化则会是浅薄的，不成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研究有可能通过正视现实的文化危机找到自己新的发展路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之所谓“流散文学” 是指一种后现代的批评视野，不是特指哪一种符合规格的文学（这里或许可用“比较文学”作一个类比，比较文学已不必是具体文学现象的对应式比附，而更多指一种“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当然，流散文学又尤其要求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的、对各种“原初联系”消解、固定疆域变化的认识作为依托。移民问题因其直接涉及到身份的冲突、破碎和重构的困难，很好地充当了流散研究的一个案例领域。因此流散文学批评视野很自然地不能无视移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流散文学就是观察、研究人在其生活世界、在多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变迁之中所经历的身份变化、精神波澜及其文化－审美意味的一种视角。要之，它应是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全球化和移民文学研究的某种综合。
接着前面有关深圳的话题。我们中间有什么人、又依据什么标准才算“深圳人”？而“深圳人”（或别的什么“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本身就很可以引出一大堆有关自我－他者身份、话语权、资源分配和审美取向的问题。也许当代中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比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更适于讨论人和意义的定位之难吧。
2002年我曾和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前往观澜一带的中学调研高考生源的分布情况，听到当地一些文化老人对深圳作为“一夜之城”的历史叙述颇不以为然的议论。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今日深圳的不少区域，原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算得上是广东开发较早的地区，那里的海外商贸、侨资汇聚、民居富丽和文教兴盛，在近现代岭南都是数一数二的（有些世纪名校，今日已经纳入了深圳市的教育系统并且仍然是相关各区最有声誉的中学，最早即为侨资所建）。这使我忽然悟道：原来就在我们身边，也上演着“外来者”、“原居者”如何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区域历史，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中心－边缘”权力格局、不断地叙述和再叙述“有－无”、“是－否”的戏剧。这并不意味着发生在这里的大变化是虚妄的。新政的政绩自然需要一整套有关“从无到有”的叙事方式去强化，然而我们也应该去谛听那些可能正被湮没的历史的呼息及其在现实中的思想－情感回声。深圳的地名持续发生着的变动可能也是这个故事的部分情节：“木头龙”之类的土里土气的地名正在被规整的新命名所取代，“冬瓜岭”成为“彩田村”，“黄木岗”虽然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但它的正式名称已是“华富村”……，在命名的象征意义上，乡村及其记忆正在被城市的叙述有系统地放逐。这里自然也涉及到“移民”及其权力的确认——当然，这里作为主体的移民和海外华人移民是不同的，也和另一种民工式的移民不同。后面这两者倒可能有某些体验上的同构性。不要忘记，“冬瓜岭”作为地名，不仅存在于深圳（宝安）地区土著的记忆中，而且也存在于八、九十年代流落者的记忆中——那里曾是一大片简易临时民房的所在地，是深圳几个最大的流散者聚居区之一。在对“新”、“旧”、“高”（如“高雅文艺”）、“低”（如“打工文学”）的不同观感之间，难道不是潜藏着不少的文化悖论和审美难题吗？
以上这些什么是“深圳人”的话题似乎扯远了，回到本书，它虽然无力涉及这里的种种难题（更不用说完满解决了），但它试图正视它们。这些难题也和本书选文安排的错杂有关。出于照顾丛书主持单位意图的原因，我把与“深圳文学”直接有关的部分安排为第一辑，然而其后部分的文学作者和文学现象也并非与深圳绝缘。如我的学友陈俊年作为广东文化官员自然不缺少和深圳的联系，而司徒杰曾在深圳办报，李铁成先生也是在深圳公司任职数年才返回中原的。再返观第一辑论及的“深圳作家”刘西鸿、大平、谭甫成等人却已经远走他乡，所以何谓“深圳的”作者，实在只是约略从俗、未经严格推定的划分。我希望用这点说明，呼应一下斯英崎先生数年前对“深圳文学（特区文学）”概念的“解构”，也是强调深圳的文学（以及任何有一定规模和一定重要性的地方的文学），需要在“全球化－地区化”的辨证视野中发展其批评话语。
这个回顾对我是尴尬的。文字的芜杂不说，过去20多年来所受的不同时期中外社会思潮影响和不同阶段的个体阅历感发，印迹斑驳，交错凌乱。本书既不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类严格限定的对象的全面、持续的观察，也不是系统化、条理化的学理建构（考虑到丛书主持单位的要求和可能的读者特点，我已经把那些学院风格的论文数量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于是这个集子便只好以一种似乎是四面出击、八面来风，或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式踪迹示人了。其间夹杂了我学子时代不无幼稚的挑战热情，初抵深圳时对一种新文化、文学格局的浪漫期待，和随着阅历增长而对社会历史复杂性的体认。推究其中的立场，其实是相当游移和犹豫的：既有对文学社会使命的一厢情愿的吁求，也有对艺术直观的唯美探询；有时是借作家品格或人物形象的解读展开的有关当下生存问题的对话，有时是通过小说、诗、散文等文体线索对写作观念嬗变的追踪。在文化取向上，则既有改革前期消解总体化意识形态影响的自由主义努力，也有随着改革进展分化而对人文价值的求索，更有我们的社会人生与外部世界（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联动日益密切而自身陷于后现代怀疑论的种种苦恼。
推究起来，这种立场取向上的错杂，除了个人心性才力的限制之外，和做学生时所受影响不无关系。80年代前期，我在华南师大李育中教授门修治欧洲文学时，研究取题的范围主要在英国的浪漫主义，便同时受到阿诺德“诗是生活的批判”的道德原则和约翰•济慈式的感觉主义－唯美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充满矛盾混乱的（我曾尝试用“文化错逆”的概念名之 ），深一步看，这也受制于李泽厚先生指出过的一种知识处境：“近现代中国在接受西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社会政治学理的同时，便也同时感受到由拜伦到尼采对历史走向一个可怕的资本主义异化世界的坚决的反叛。于是，启蒙主义的理性、乐观、进化思潮与本世纪的非理性、悲观、反历史思潮相冲突而来，同在最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魂中投下了身影。近代与超近代（现代）、理性与反理性、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使心魂结构变得复杂了。”可以说，这种现代化后发社会的文化错逆很容易把人推入哈姆雷特式的困境。无才如我，要跳脱出这种困境的总体控制而独自抵达澄明之境，谈何容易。
而就本书所论题材的意义范围来看，本书的文字游走于地方关怀、国族意识和全球化视野之间，也是边界不明，问题成堆，矛盾重重。
然而，读者或许可以发现的是，有一种力量，促使我把自己所常居的“一城一地”，看成是更广泛的人类生活的案例场景；同时又把全国性、世界性的普遍议题，竭力落实在具体人生的体验上加以检视、验证。也就是说，我力图使自己所得的一点点“地方性知识”，和一个较大的世界背景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全球化生活知觉的一部分。或许，近年我试图用“流散”的观点贯穿文学经验的一些脉络，于兹可寻。也就是说，本书种种不成系统的零碎论议，直接间接，从各个方面折射的是这样一个看法的生成过程：我们时代的文学现象，很多都可以作广义的“流散文学”来解读。显然，这个意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朗的，也不是说它已经达成了，更不是说它不需要经受质疑。
如果避开对“流散”（diaspora）一词犹太历史来源的繁琐追究，一般地说，它在西语中和“移民”是同义、近义词。学界一般从“跨文化、跨国族”的意义上使用“流散文学（移民文学）”的术语，我则用来兼指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问题，这种用法比较罕见。所以当我在2005年8月深圳蛇口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第8届年会”的“流散文学”专题讨论中，提议用此观点看待海外华人（移民）文学和中国本土某些沿海地区的文学现象的相关性时，很自然引起了部分与会者的质疑。我始终认为概念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有助于一定的研究思路的生成并对问题有新的合理发现，就可以创设、扩展和改造。80年代中期我提出深圳的“移民文学”问题，但是直到90年代前期、中期，当我作为“（准）国际移民”体验过海外生活之后，才真切发觉海外华人移民和国内的移民生涯有很多联系和类似之处。出国归来之后，我对以前自己素所漠视的民工生态也有了一些特别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深圳文联杨宏海君所倡导的“打工文学”研究是极有意义的，它对深圳特色的文学研究是一个认真的推进，尽管自己并没有太多余力直接从事这方面的具体考察。
“海外世界”并不是一个整一无间的社会，正如“国内生活”不是铁板一块一样，它们都是各种不同的权力、文化共处而有以“中心－边缘”关系构筑的梯度结构。我们可以追问的是，难道（国内的）沿海发展地区对于广大内陆腹地人民流动的吸引，和世界上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移民的吸引，没有相似的动力机制吗？难道一个海外华工（即使是留学生也大部分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劳工）在国外社会的种种不适，和一个国内民工在一个新城市中所体验的种种艰辛、无权和失语（虽然他同操一种汉语，不同于海外生活有汉语和外语之别），就不能证明他们其实都是处在不同社会（这些社会都远没有达致平等）相似的权力梯度之上吗？难道仅仅因为当代的华人移民大量来自国内的知识精英和政经精英，他们海外的“吃苦”经历，就一定比国内移民（民工）从乡村到城市打工者的生活转变，来得更“高级”一些吗？……
基于这种体悟，我在近期著述中提出了一些解释模型，试图打通“本土文学”和“海外文学”的间隔。其中的一个是所谓“微缩－复制机制”。就是说，对一个西方城市来说，它以白人为主体的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外来移民构成的“中心－边缘”架构，实际上“微缩”和“复制”了世界上优势国族与弱势国族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一个这样的西方城市就是一个小世界。同样，对一个国内城市（特别是沿海发展城市）来说，它的人员来源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业、阶层所享有的资源、权力的梯度分布，也就是整个国家政经结构的“微缩”和“复制”。
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他们都不仅是在为生存而奋斗，而且也为生存的意义，为应该怎样生存的理念而奋斗。即他们不仅为了温饱，而且也为了求证“我是什么人”、“我不是什么人”的身份（认同）而奋斗。更确切地，也可以说，其实现生存温饱的物质活动只是他们争取、求证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形式。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诉求。他们都是现时代一些“敏感的主体”（斯拉沃热•齐泽克），都在“为承认而斗争”（黑格尔、阿克塞尔•霍耐特）。在这一点上，一个百年前的广东“猪仔”（契约劳工），一个现代的留美研究生或跨国投资者，和一个从本国内地流落沿海的打工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分别。除了体力、智力、钱、赌博和性之外，文学当然也可以成为他们这种斗争的方式。
回到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上，我所关注的是：国内文学和海外文学的分界，其实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样天然、绝对和牢不可破。
二十世纪有一个俄国人提出过“境内流亡”的概念，至今对流散文学研究有影响。我们今日不是也有很多人生活于中土，而思想早已“出洋”了吗？移民的观点，其实是不必拘泥于“物理”移民的形态的。或者说，把“物理”的移动、交流、转换和“非物理”的（精神的、文化的、想象的）移动、交流、转换结合起来看，事情就会非常有趣。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和国际移民的联系自不待言。鲁迅、巴金、郁达夫、闻一多……几乎所有重要作家都有过海外流散经历，其写作也与海外生活息息相关。在近期的研究中，新加坡的王润华已经辨析过巴金小说和新加坡之间的互动，陈思和倡导的“中国文学的海外因素”的研究计划，也对在打破既有的学科界限也很有意义。我认为，五四以来延至20世纪中期中国小说中大量有关于反叛长辈、反抗传统婚姻家庭、追求新爱，不惜家族分裂、离乡出走（向城市）的情节，其实可以解读为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西方势力进侵下瓦解的叙事。全球化已经和正在把我们拖入一个“内”“外”难分，中西莫辨的世界。以深圳为例，深圳文学早期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早已是货真价实的国际移民：北京来深的小说家石涛和上海来深的诗人孟浪都去了美国（石涛现在穿梭于北京和美国之间），东北来深的大平赴澳大利亚后写了长篇小说《境遇》（未发表）并从事着美术实验，广东肇庆来深的刘西鸿去法国后，出版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为一套海外女作家丛书中的一本）；较新一代的郁秀现在在美国和深圳之间流转，她的写作已被某些博士论文划分进“新一代北美华文文学”的阵营。其实，它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时看作中国本土的创作？同样道理，深圳作家张黎明早期小说的部分灵感，也来自她的一段海外（澳大利亚）经历。可惜从这方面去深究的评论不多。
而那些作为“打工文学”社会基础的民工呢？尽管他们日夜在本土打工，但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和来此地设厂营商的国际资本、和港澳台美欧的各式“国际飞人”（也算一种移民）相遇。他们离乡赴深的“国内移民”行程，实际上也是被全球化的轨道拖带着的。这样看来，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密切相关的。民工式的移民，也就和其他各种外来移民（如一个跨国商家）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见本书“代前言三”所分析的张伟明小说《下一站》）。
人们曾经津津乐道于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意义。跳脱出政策思维的角度，我觉得不妨把深圳（以及其他沿海发展城市）看作全球化的一个“节点”。“窗口”的比喻强调了唯一光源、开启中心的意味，事实上它与深圳在现今全国众多开放城市中的格局已不完全相符。“节点”的概念则看重于深圳这样的城市在全球化的 “网络社会” （曼纽尔•卡斯特语）的功能：它接受和传递来自各个方向的影响，并和其他“节点”构筑成链网。在中国，深圳和其他沿海发展城市构成了承受全球化冲击并将动量传递于内地的节点链条，另一方面它们也把那些节点相对稀疏的内地所发生的变动效应（例如内地移民潮）接受过来，通过社会的建构和再建构加以反映。“节点”就是相遇之地，也是移民集散之地：有些人从兹出洋，有些人从兹向内地进发，或者从海外落脚于兹。相对来说，深圳作为移民地的历史还不长，但它所寄属的广东地区的移民史却不短。因此参考历史，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大的时空纵深来看待深圳这一“节点”的长期意义。最近，学者程美宝根据罗香林的相关历史研究概述道：
19世纪下半叶，广州过去因独口通商而取得的贸易地位，渐渐为香港、上海等新开商埠所取代，加上地方动乱频仍，不少广东商人都把投资转移或分散到上海、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区，由此，在广州贸易地位下降的同时，广东商人和足迹遍及海外的人士数世纪以来对西方贸易运作和社会制度的认识，又成为为中国引进变革动力的主要来源。各阶层的广东人也纷纷到香港、东南亚和北美，或经商，或求学，或当买办，或充苦力。这些联系对日后广东及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发挥了相当的影响。
这样的历史描述，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便是“广东－中国－世界”概念内外的互变相生。历史活生生的有机性，只有在打通界限的复杂视界中才能呈现出来。
如果说，广东和中国的历史构造如此深刻地依赖于各种移民运动（内部的和海外的），那么，在全球“网络社会”的时代，移民的样态和影响将更为多元。如前所述，本书借助于“流散（移民）”去论说的，除了“物理的移民”之外，还包括了种种精神现象。于此，“流散”就成为后现批评关注的意义中断、精神分裂、身份杂交、主体碎片化、历史偶然性和生活变动不居的描述概念和分析工具。这样的概念泛化，当然会引起比把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结合起来而生的更多质疑。比如，本书中不少与国内移民或国际移民都无直接关联的议题，自然会引发这样的问难：你所说的流散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你所说的流散文学，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学？
所以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把流散（移民）和哲学上的非本源、去中心、反模式、防止思维定势的观念结合起来并不是我的独创。比如在后现代批评理论大家德里达的论述中，可以读到很多论述，就是用移民和原居主体之间的关系来隠喻“本源”与其“延异”之间的关系，如“本源之地已为异族占据”，徒劳寻求本源者就“如同流放者一样生活在要求解释的必然性中”。而德里达晚年探究什么才算“好客”，如何对待“不速之客”等议题，虽然主要是一种有关“他者”的哲学隠喻，但其取喻语境或许也和欧美社会经常受汹涌的移民潮困扰有关。西方的很多文化政治问题，不强调其移民情结，是很难完全明白的。什么是本源之主流，什么外来的附加，其界限并不是不证自明和不可逾越的，它本身就是后现代解构哲学置疑的对象。
把这个道理推究下去，我们就会与大量没有定论的文化难题相遇。这里只好把自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段有关“文化错逆”的体察心迹重述一下，作为今日有关精神上的“流散”理解的一个交代：
这里扫描一遍当代文化的诸般景象之后，我们似乎陷于空茫之感，因为我们未能找到对生活走向的明确把握和行动的依据。这无疑是令人不安的。好在历史会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似乎是一种思想取消主义的托辞。我们的确需要文化理想，并在它的原则下做必要的规范设计。但当前最迫切的首先是对我们出身的时代流变和文化境况有足够切实的了解。因为这种了解将使我们清醒。这是一个排斥简单的道德判断的时期，这是一个任何一种思维定势都在经受历史浪潮冲击的时期。文化危机及其错逆性质一方面来自世界对中国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终于以特殊的矛盾表现介入世界人类的一般危机处境。如果说，失去进步自信和理性信仰的民族和文化是无为的，无力的，那么，没有危机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民族和文化则会是浅薄的，不成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研究有可能通过正视现实的文化危机找到自己新的发展路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之所谓“流散文学” 是指一种后现代的批评视野，不是特指哪一种符合规格的文学（这里或许可用“比较文学”作一个类比，比较文学已不必是具体文学现象的对应式比附，而更多指一种“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当然，流散文学又尤其要求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的、对各种“原初联系”消解、固定疆域变化的认识作为依托。移民问题因其直接涉及到身份的冲突、破碎和重构的困难，很好地充当了流散研究的一个案例领域。因此流散文学批评视野很自然地不能无视移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流散文学就是观察、研究人在其生活世界、在多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变迁之中所经历的身份变化、精神波澜及其文化－审美意味的一种视角。要之，它应是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全球化和移民文学研究的某种综合。
接着前面有关深圳的话题。我们中间有什么人、又依据什么标准才算“深圳人”？而“深圳人”（或别的什么“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本身就很可以引出一大堆有关自我－他者身份、话语权、资源分配和审美取向的问题。也许当代中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比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更适于讨论人和意义的定位之难吧。
2002年我曾和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前往观澜一带的中学调研高考生源的分布情况，听到当地一些文化老人对深圳作为“一夜之城”的历史叙述颇不以为然的议论。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今日深圳的不少区域，原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算得上是广东开发较早的地区，那里的海外商贸、侨资汇聚、民居富丽和文教兴盛，在近现代岭南都是数一数二的（有些世纪名校，今日已经纳入了深圳市的教育系统并且仍然是相关各区最有声誉的中学，最早即为侨资所建）。这使我忽然悟道：原来就在我们身边，也上演着“外来者”、“原居者”如何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区域历史，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中心－边缘”权力格局、不断地叙述和再叙述“有－无”、“是－否”的戏剧。这并不意味着发生在这里的大变化是虚妄的。新政的政绩自然需要一整套有关“从无到有”的叙事方式去强化，然而我们也应该去谛听那些可能正被湮没的历史的呼息及其在现实中的思想－情感回声。深圳的地名持续发生着的变动可能也是这个故事的部分情节：“木头龙”之类的土里土气的地名正在被规整的新命名所取代，“冬瓜岭”成为“彩田村”，“黄木岗”虽然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但它的正式名称已是“华富村”……，在命名的象征意义上，乡村及其记忆正在被城市的叙述有系统地放逐。这里自然也涉及到“移民”及其权力的确认——当然，这里作为主体的移民和海外华人移民是不同的，也和另一种民工式的移民不同。后面这两者倒可能有某些体验上的同构性。不要忘记，“冬瓜岭”作为地名，不仅存在于深圳（宝安）地区土著的记忆中，而且也存在于八、九十年代流落者的记忆中——那里曾是一大片简易临时民房的所在地，是深圳几个最大的流散者聚居区之一。在对“新”、“旧”、“高”（如“高雅文艺”）、“低”（如“打工文学”）的不同观感之间，难道不是潜藏着不少的文化悖论和审美难题吗？
以上这些什么是“深圳人”的话题似乎扯远了，回到本书，它虽然无力涉及这里的种种难题（更不用说完满解决了），但它试图正视它们。这些难题也和本书选文安排的错杂有关。出于照顾丛书主持单位意图的原因，我把与“深圳文学”直接有关的部分安排为第一辑，然而其后部分的文学作者和文学现象也并非与深圳绝缘。如我的学友陈俊年作为广东文化官员自然不缺少和深圳的联系，而司徒杰曾在深圳办报，李铁成先生也是在深圳公司任职数年才返回中原的。再返观第一辑论及的“深圳作家”刘西鸿、大平、谭甫成等人却已经远走他乡，所以何谓“深圳的”作者，实在只是约略从俗、未经严格推定的划分。我希望用这点说明，呼应一下斯英崎先生数年前对“深圳文学（特区文学）”概念的“解构”，也是强调深圳的文学（以及任何有一定规模和一定重要性的地方的文学），需要在“全球化－地区化”的辨证视野中发展其批评话语。
2006-8-30
钱超英著《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