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12
月
16
日晚上，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名
23
岁的女大学生在乘坐公交车时被车上的一伙歹徒轮奸，之后
29
日在新加坡一家医院因器官衰竭抢救无效而去世。与此同时，又有一位
17
岁少女遭到强奸，甚至被胁迫嫁给强奸者，结果这名少女愤然选择了自杀。还有更加令人震惊的案件，例如当一位受害人向一警察诉说自己遭到强暴的经过时，这个警察竟然兽性大发地强暴了这位受害人。种种不堪忍受的暴行激起了印度人民尤其是妇女的强烈愤慨，她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犯之声响彻全国，使政府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平均每
3
分钟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每
22
分钟发生一起强奸案。新德里更以强奸案高发率而臭名远扬，仅在
2011
年就发生了
568
起，被冠以“强奸之都”的耻辱称号。在印度，司法部门对强奸案的审判周期特别长，常常在半年以上甚至好几年，到了最后往往避重就轻，不了了之，而且很少被媒体披露。印度广大妇女的不满情绪由来以久。
对女性性犯罪的多寡和政府打击力度的强弱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女性受保护的文明程度及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印度强奸案的频发和处理上的宽、轻、慢说明了这个国家女性遭受压制的严重性。相比之下，中国强奸案的发生率较少。据一位印度女记者的调查，
2007
年针对女性的性犯罪
(
包括强奸、性猥亵、性骚扰等
)
案件，中国发生
3.2
万起，而印度超过
18.5
万起，是中国的
6
倍。中国对强奸案的打击坚决、完全、彻底，从严、从重、从快的处理模式更是闻名于世。
1983
年中国曾经频繁出现许多强奸案，风气败坏，老百姓恨之入骨，要求政府予以严厉打击，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修改法律，规定对强奸罪等罪行最高可以判以极刑，这便是著名的“严打”。那个时候笔者还在国内，知道邻近县发生的这么一个事例：一位五、六十年代就当县委书记的老革命，他的儿子在看守所工作，这个儿子有一次利用职务之便强奸了一个女犯人，结果成了这次严打的对象，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倒可叹这个红得发紫的革命家庭从此崩溃，红不过三代。
1983
年至今的
30
年中，中国保护妇女不遗余力，对残害妇女的罪行一直保持严打态势，使强奸案的发生保持着偏低水平，这也是国家振兴崛起的一个背景原因吧。
那位印度女记者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女性在中国比在印度更安全。她还进一步指出两国女性在政治地位、经济生活和文化素质上所存在的差异，比如说
2009
年至
2012
年民调发现，中国女性几乎没有文盲，
70%
的中国女性已就业或正在找工作，而印度女性仅为
25%
；在
2010
年福布斯富豪榜上全球
14
名女性亿万富豪里，有一半来自中国。她对新中国女性的风采羡慕不已。
人们时常谈论中印两国的比较性发展问题。这些年来印度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缘，得道多助，全方位地获得了许多国家的友好礼遇和援助，左右逢源，顺风顺水，发展势头十分强劲。除了与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有一些历史旧怨外，印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零敌对”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虽然迅速崛起、举世瞩目，但是“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甚嚣尘上，使中国的发展遭到围追堵截，许多人因此而认为印度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中国。
作为中国人，对此番言论我们并不会嫉妒和吃醋，而要坦然面对、乐观其成，因为只有所有的邻国都繁荣富强起来，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才能持之以恒。中印两国同是文明古国，又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欺诈，共患难，同命运，对人类的文明进步都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中国不但要理解印度赶超自己，而且要鼓励印度超越自己。中印两国齐头并进之日就是亚洲时代到来之时。
然而对于印度来说，要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自己与中国的差距，防止和减少赶超中国过程中的盲目性。有些印度学者盲目乐观，认为印度有一套比中国完备得多的民主政治，印度超越中国在所必然，却看不到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印度民主”所难以取得的。中国革命消除了旧社会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等四权对妇女的压迫，使她们朝着解放的道路上迅跑，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性，能顶半边天，当家作主人，使半数人口的社会细胞具有了自动高速发展的机能，也就是说，中国崛起就是因为中国妇女人人要崛起。
印度不流血的和平过渡和民主过程免除了民族的内斗和内耗，这是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印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污泥浊水依然在发臭，千百万妇女依然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和呻吟，社会的落后与野蛮依然如故，印度经济上的崛起势必被这种“反崛起”的力量抵消殆尽，是其“民主”政体所无法挽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