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华人移民文学，集中指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大批抵达西方国家的中国大陆背景移民中产生的文学，本文的考察则以澳大利亚为案例。在一度进行过的研究中，我发展了“新华人文学”这个概念作为新的一代移民文学的标识，以便使这一研究对象获得突出的地位：它区别于传统华人移民的表达，也区别于当代来自其它非大陆地区（如港澳台和东南亚）华人移民的文学。[i]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注意到：第一，一种新的移民文化背景的注入，不仅是在澳大利亚一国，而且是在全球范围所有西方主要国家通过数十万中国大陆移民在同一段短时间涌现而形成的现象，它为这些国家华人社会增加了文化表达的“象征资源”；第二，正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世界华人文学中的“海外”部分，发生了深刻的格局转变。比如说，我们曾经较多地感受到那些来自其它背景的海外华人作品（如白先勇、聂华苓、陈若曦等）的影响，但在90年代以来，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影响的源泉正在形成，它通过广为人知的《我的财富在澳洲》、《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流行性”作品，和相对集中在“纯”文学领域的虹影、查建英、严歌苓、张翎等作家，而为中国大陆的读者所知悉；此外，这个源泉也开辟了一片暂时不为中国大陆读者直接感知然而在海外社会逐步扩展的传播范围——诸如北岛、杨炼、高行健等曾在中国大陆从事过文学活动者的新近动态，其实只不过是这个范围内的部分消息而非全部消息。至于这个范围内的其它情况，包括大批以前从未曾在中国大陆从事文学活动而在远赴海外之后才崛起的作家的创作影响，也强有力地参与模塑了这个新源泉的形态和规模，从而促成了“新华人文学”自90年代以来的繁盛。

作为这种繁盛景象的一个例证，仅以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来看，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已有超过30家出版社，断续地印行过相关的作品；如果加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出版情况，这个数字将增加到40－50家以上，这还没有计算由新华人在澳大利亚当地印行的单行本、选集，也没有考虑到自从他们抵达之后在当地创办的大批报刊，更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文学影响在另一个传播空间里的存在：英语世界。

因此，观察这个新的源泉，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视点。第一个视点来自那些身在当地华人文学圈中人，或者说，来自那些华人作家们从其目前的生活和创作基地所形成的观察眼光；第二则是从原居地（这里主要指中国大陆地区）出发的视点，即母国对这种文学的处理；第三是所在国“主流社会”的视点，这个视点主要通过英语传播界、教育界和学术界对这种新的华人文学的报道、批评反应和研究动态来体现。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曾努力穿越于这三种视点之间，以探寻对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的可能解释。但是，假如我们需要把不同视点所形成的问题分辨得更清楚些，假如我们认定，新华人文学发生在一个人们直接面临“全球化”文化交往的场景，其对研究中国人、华人乃至第三世界文化的处境和身份是富有意义的话，那么，对英语世界如何处理这种文学，也就自然应该给予一番专门的关注。

尽管实行了20多年的“多元文化主义”种族政策在今日的澳大利亚饱受争议，但是随着国内和国际社会处境转变而带来多元文化现实，却仍然支持着澳大利亚文学界对非英语文化兴趣的发展。这种兴趣尤其可以从对于“中国”和“中国人”面目的热烈探寻中获得大量例证：张戎的《鸿》虽然出现在英国，但它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同样成功（如果不是最为成功的话）；高行健在获奖之前数月，唯一出现的英文小说译本《灵山》（Soul Mountain）就是由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梅布尔·李（Mable Lee）教授翻译的，她并且还是杨炼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主要译者和出版者。高行健和杨炼的文学活动都和澳大利亚有密切的联系。从一位年轻的文学活动家Rodney Noonam送给我的、他为悉尼某图书馆所编的华人作家资料索引上，我看到关于他们身世、作品和评论的资料目录和大批定居于澳大利亚当地的新老华人作者的资料目录编在一起，推介给澳国读者。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我下面所考察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存在，在此背景下其实是并不是值得特别惊奇的现象。为了使问题相对地集中，我的考察范围，将主要涉及在那些相对固定地居留于澳大利亚的华人作者及其作品。